【光明書話】

作者：邢小利（陝西白鹿書院常務副院長、編審）

陳忠實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三年了。但是，先生的人格風範、文學風範，還長留人間，山高水長。

陳忠實先生，無論是他這個人還是他的文，都經曆了時代烈火和冰水的淬煉。1958年他16歲，發表了處女作《鋼、糧頌》，這首小詩雖然是當年大躍進詩歌的模仿，但也顯示了他寫作的一個理念，這就是“家國情懷”。這種情懷一直貫穿到1992年他50歲寫成《白鹿原》。陳忠實其人其文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這就是與時代同呼吸，與曆史共進步。淬煉過的陳忠實，澄明，堅定，理性，博大；淬煉過的文，以《白鹿原》為代表，深厚，博大，豐富，意味深長。先生及其作品，深具文學史的意義，人和文都堪稱典範。

《白鹿原》陳忠實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1.“我主要忠實于我的良心”

陳忠實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熟悉他的人很多都認為，陳忠實就是《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加白嘉軒。朱先生是傳統文化人格的典型，白嘉軒是朱先生思想也是傳統文化、道德和價值觀的實踐者和堅守者。當然，陳忠實并不是一個舊式人物，他有很多的新思想，但他在做人方面，愈到後來，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人格和精神，在他的身上體現得就愈為鮮明。中國古人對人的要求是：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裡主要的是兩點，一是個人要修身，二是個人之外要關心國事，心懷天下。陳先生修身，做人，他有自己堅守的原則，更有底線。作為一個人特别是一個作家，他心系民族的命運，關心時代的發展，思考社會文明和進步過程中的種種問題。

1997年陳忠實在陝北紅堿淖。王蓬攝影

陳忠實做人講良心，認為讀書首先是為修身。有網友曾經問陳忠實，寫作是否影響了他的人生觀？他說：“是人生觀影響寫作。”網友問：“您到底忠實于什麼？靈魂，生活，或者錢？”他答：“我主要忠實于我的良心。”講良心，這是傳統中國人做人的基本态度。《白鹿原》中朱先生對黑娃說過這樣一段話：“讀書原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世；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無一不是欺名盜世；你把念過的書能用上十之一二，就是很了不得的人了。”朱先生在這裡說的話，也可以看做是陳忠實的一個認識。作為一個作家，陳忠實特别強調作家的人格，對創作起着極為重要的影響作用。早年，有一家出版社要出筆者的一本散文集，為有銷路，出版社讓我請一位名人作序，我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請人作序，就請陳忠實給我寫一個序。先生寫好序後，于2002年10月20日又用毛筆寫信給我，說：“我在這篇序文中，用較多文字探索了作家的人格操守話題，主要是您的随筆散文文本突顯出這個在我看來也許是最緻命的問題，較長時日裡被輕視，甚至被冷漠了。由此涉及作家的人生姿态、人格、情懷、境界以及思想這些因素的關系，更重要的是對作家創作的發展的至關重要的意義。這些觀點，算一家之言，自是我近年間想的較多的一個問題。”他是借題發揮，談的問題是作家的人格與創作的關系。我覺得這是他50歲之後特别是晚年深有感觸也思考的最多的一個問題，很能體現他的人生态度和他對創作的認識。

他在題為《解讀一種人生姿态》的序文中說：“在作家總體的人生姿态裡，境界、情懷、人格三者是怎樣一種相輔相成又互相制動的關系，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話題。是情懷、境界奠基着作家的人格，還是人格決定着情懷和境界，恐怕很難條分縷析綱目排列。”“人格對于作家是至關重要的。人格肯定限定着境界和情懷。保持着心靈綠地的蓬蓬生機，保持着對紛繁生活世象敏銳的透視和審美，包括對大自然的景象即如鄉間的一場雨水都會發出敏感和奇思。設想一個既想寫作又要投機權力和物欲的作家，如若一次投機得手，似乎可以竊自得意，然而緻命的損失同時也就發生了，必然是良心的毀喪，必然是人格的萎縮和軟弱，必然是對曆史和現實生活的感受的遲鈍和乏力，必然是心靈綠地的污穢而失去敏感。許多天才也隻能徒喚奈何。”“人格對作家的特殊意義，還在于關涉作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家必是思想家，這是不需辯證的常理。尤其是創作發展到一定程度的作家，在實現新的突破完成新的創造時，促成或制約的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思想的穿透力。這個話題近年間已被文壇重新發現，重新論說。現在我要說的隻是思想和人格的關系。作家穿透生活迷霧和曆史煙雲的思想力量的形成，有學識有生活體驗有資料的掌握，然而還有一個無形的又是首要的因素，就是人格。強大的人格是作家獨立思想形成的最具影響力的杠杆。這幾乎也是不需辯證的一個常規性的話題。不可能指望一個喪失良心人格卑下投機政治的人，會對生活進行深沉的獨立性的思考。自然不可能有獨自的發現和獨到的生命體驗了，學識、素材乃至天賦的聰明都湊不上勁來，浪費了。”陳忠實先生在這裡論說的人格與創作的關系，極為透辟。

2.作家應該留下民族精神風貌給後人

創作特别是現實主義創作固然是對生活的一種反映，但它是通過特定的創作主體來反映的，這樣，創作主體的人格素質和精神境界就對特定的作品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文學和藝術來說，人有多高，作品就有多高。陳忠實先生特别強調人格對于作品的重要性，他認為一個人的人格是創作的基礎，人格影響甚至決定着一個人思想的能力、思想的水平和思想的方向。因此可以說，陳忠實的人格精神對其創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既影響着他創作的主題，也影響着作品的格局和氣象。他的作品，特别是以《白鹿原》為代表的作品，充滿家國情懷，他着重寫的，是我們民族的秘史——心靈史和人格精神的演變史。他寫作，不遊戲筆墨，也不向世俗垂眉低首。在當年一片輕賤文學的喧嚣聲中，他高聲呐喊“文學依然神聖”，這種對文學的理解和态度，與中國文論中認為文學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精神，一脈相承。陳忠實談到他的文學信念和理想，說他文學信念的形成有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是從不自覺到自覺的。最初就是一種興趣和愛好。發表了一些作品後，也有了點名利之心。再後來，當他真正意識到他是一個作家而社會也承認他是作家時，他認為對自己應該提出更高的要求。他認為，“作家應該留下你所描寫的民族精神風貌給後人”“通過自己的筆畫出這個民族的魂”。

陳忠實一生，特别是在創作《白鹿原》的過程中，充滿一個文學聖徒的精神。他發誓寫出一部死後可以“墊棺做枕”的作品，顯出了甘為文學殉道的氣概。寫作期間，他也遇到了一些艱難的問題，他在緻友人的信中說，“我已經感覺到了許多東西，但仍想按原先的構想繼續長篇的宗旨，不作任何改易”，又說，“現在就有保全自己一點真實感受的固執了”，非常明确地表明他将堅持他的創作初衷。在另一封緻友人的信中，他談到《白鹿原》的創作，他說“這個作品我是傾其生活儲備的全部以及藝術的全部能力而為之的”。這裡有兩個“全部”，一是“全部”的“生活儲備”，二是“全部”的“藝術”“能力”。其實，還應該再加一個，那就是“全部的藝術勇氣”。沒有“全部的藝術勇氣”，是不可能把《白鹿原》最初的藝術理想堅持到底的。

3.堅持藝術理想，堅守真實的藝術感受

真正的文學創作往往具有某種向既定的藝術格局挑戰的意味。陳忠實一方面堅持為民族畫魂的藝術理想，要保全自己真實的藝術感受，另一方面他對《白鹿原》的出版前景看得并不清晰。《白鹿原》在接近寫完的時候，他就已經考慮其結局了。《白鹿原》寫成後，他隻告訴了家人，同時“囑咐她們暫且守口，不宜張揚”。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我不想公開這個消息不是出于神秘感，僅僅隻是一時還不能确定該不該把這部書稿拿出來投出去”。“如果不是作品的藝術缺陷而是觸及的某些方面不能承受，我便決定把它封存起來，待社會對文學的承受力增強到可以接受這個作品時，再投出書稿也不遲；我甚至把這個時間設想得較長，在我之後由孩子去做這件事；如果僅僅隻是因為藝術能力所造成的缺陷而不能出版，我毫不猶豫地對夫人說，我就去養雞。道理很簡單，都五十歲了，長篇小說寫出來還不夠出版資格，我甯願舍棄專業作家這個名分而隻作為一種業餘文學愛好。無論會是哪一種結局，都不會影響我繼續寫完這部作品的情緒和進程，作為一件曆時四年寫作的長篇，必須畫上最後一個标點符号才算了結，心情依舊是沉靜如初的”。這種“豪狠”的精神，這種沉靜，這種大有為未來寫作的考量，是大丈夫的氣度，也是大作家必備的素質。

紀念先生，要學習先生。先生人的風範，文的風範，仰之彌高；而這種人的風範和文的風範，作為一種經驗之源和精神之流，值得我們不斷汲取其有益的營養，同時，它對今天和以後的我們，也有深遠的啟示意義。

《光明日報》（2019年05月01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