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是一種問題，起源于漢末，形成并盛行于南北朝。其以四字六字相間定句，世稱“四六文”。唐代科舉以詩賦取士，其賦作即為源自骈文的律賦。

唐代公文亦為骈文，即骈體文是從古代對偶，排比的修辭手法逐漸發展起來的，魏晉時期開始構成，南北朝時期成了文章的正宗，幾乎占領了一切文字領域，為骈體文的全盛時期。因此，骈體文對唐宋及其以後的文學語言，個性是對律詩，有着比較大的影響。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骈文進入了繁盛期，但是嚴格意義上來說，骈文在東晉這一時期被忽視和冷淡了。當然，骈文創作是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時代潮流等因素是分不開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骈文盛行，這種文體被後世指責甚多。其實，單說在六朝時期，骈文就出現了低谷期，被冷淡了。

從内容上來說，一般受玄風濃厚的社會風氣影響，文章大都呈現“多以老，莊之旨，發為骈俪之文”。但是東晉的骈文主要分為三類：第一是應用文。

應用文顧名思義，也就是主要應用于軍事國家之類，和今天的“公文”很是相像。像恒玄所寫的《薦谯元彥表》和殷仲文所著的《解尚書表》等。但是基本沒有應用于個人生活方面的文章，即使有，也是個别，例如劉琨的《答盧谌書》。

第二類就是不嚴格的說 亦屬于骈文或骈賦的步量單篇文章。例如郭璞的《客傲》和孫綽所寫的《遊天台山賦》，以及陶淵明的三篇辭賦，其中《歸去來兮辭》為大家所熟知。第三種，關于曆史人物，曆史事迹的曆史看作和曆史題材等。主要作家為袁宏和陶淵明。

第四類就是我們經常學的集序詩序文序等。就像是我們經常性學習的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曆史總會有一定的慣性的，西晉的文風比較褥麗，骈俪的風氣相當于繁盛。這對東晉也有一定的影響。

相比較其他的五朝，東晉的骈文還有其他的特點。第一，在總體數量方面。東晉的骈文總體數量較少，相比較于魏西晉南朝四代。

第二，骈文的高質量方面。東晉高質量的骈文不多。上面所提到的兩條均有例證。在清朝人李兆洛的著作裡面就可以清晰看到。任意翻開《骈體文鈔》可以發現，其他幾個時代都有大量作品入選，而東晉朝是幾個朝代中存在最久的一個國家，入選作品卻屈指可數。

第三。在其使用的領域方面.東晉的骈文使用領域非常狹窄，被限制在軍國應用文，就如《骈體文鈔》來說，他的上編多用于軍國應用文，中編用于抒情，富含文學性，下編則多言情起興。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見習的骈體應用文用于個人日常，在東晉卻幾乎沒有出現。比如王羲之，他在晚年喜歡走親訪友，尤其是喜歡和親人通信，他的字體美妙絕倫，但如今可以看到他的書信都不是用骈體文而是用的散體文。

東晉的曆史著作，及其中的志怪小說等大多也不運用骈文。兩晉一脈是指西晉文人很看重文學創作形式，沿襲繼承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事實截然不同。東晉人卻有意識地去糾正中朝在藝術領域和文采上面的弊端，因此他們在私下裡卻幾乎不用骈體文。

在東晉的初年,卻興起了一股過西晉”的社會熱潮,、東晉人放棄文采是具有一定的社會原因的。在當時的社會，從上到下，從貴族到平民都藏着一個共同的痛楚，永嘉亂敗，國滅，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東晉人深到反省了當初的沉痛教訓，而最先遭到批判的是朝中的玄學和玄風。

在劉琨的《與盧谌書》便提到了西瓜妹内容。朝中的大夫都覺得朝廷中的做法不一緻，存在着很多的問題，而為了避先進一步的滅之，而選擇了改弦更張。

東晉的開國元勳，士人領袖王導卻總是有意無意地引起輿論，以此來糾錯不改流蕩玄風。而阮籍卻是不拘泥于形式，放浪不羁，于是就被人們所冷落。

西晉人則過于任性，喜歡空談，不問家中朝中之事的做法也被人們所質疑，社會風尚由此而得到了一定的好轉。

骈體文注重形式對稱，整齊劃一，在當時是典型的“做作”的文體，不實用便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是在如今看來，當時的空言卻都是具有“文學性”的。更有趣的是，在東晉出了名的文人往往都要被貶斥。

東晉人時常糾偏中朝也是情非得已的，實際上亦被晉人所稱贊，也可以說玄風中朝風流在他們心中難以褪去。南北兩朝對峙，北強南弱，但是在潛意識裡東晉人卻一直心中所向住着那段中朝時期，然而複國之夢卻越發遙遠。

但是在文化上兩晉着實是一家，但是在其藝術表現領域，骈體文多被用在經國大業領域，因此骈體文很稀奇亦或是不用。因此骈體文用于一個、一些機密機構。 總而言之，大多數情況下東晉人是不動用骈體文的。除非是他們遇到了其他不适當的問題亦或是不适宜的問題。而且，東晉初，東晉末的骈文收藏最多。

東晉的五大文人：劉琨，郭璞、葛洪，孫綽，陶淵明都是寫骈文的能手。此外，東晉的另一風氣玄學還有另一種傾向，原因就是因為簡潔,随機，可以傳輸以人的律情動作，而用筆書寫則遲緩麻煩。很多東晉名人雖生平富有名氣，但是卻因偏重口談而沒有方法無法流傳，所以等到他們死後，人們也無法後領略其中的奧秘。

因此，在總體上東晉人的骈文著作遠遠低于所當有的骈文創作。玄學還注重簡談。東晉人卻不注重詞語的使用,在作應用文時，東晉人就沒有做到簡談，所以相比之下，東晉的骈文是比較質樸的，并沒有什麼華麗的辭藻。

東晉時期，人們對骈文的研究往往被忽視。因為沒有人願意考察骈文，大家都是這樣籠統的認為六朝是唯美時代，是骈文興盛繁榮的時代，就連“六朝文”都幾乎變成骈文的别稱。

正如褚斌傑所說過的，骈文在魏晉确立，而在六朝繁盛。又如鐘濤在《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底蘊》中說到，六朝的的确确是骈文的黃金時代，骈文在六朝得以發揚成長。

但是，在六朝中，東晉隻是一個小小的例外，在晉宋剛開始的時候，魏，西晉的以來的華褥文風又接着開始了。對此事情，古人看的很清晰，正如随唐令狐德菜《周書蘇綽傳》中所說：自從有了晉國以來，文章都變成了浮華，又如梁、裴子野《雕蟲論序》中說宋初宋明帝喜歡好的文章，才思維敏捷。

于是天下的人都跟風起來。一種說法是在晉末，另一種說法在宋初，所以人們又叫晉宋之際，曹道衡說,魏晉以來，骈文雖然在文字中發展起來，但是到了東晉卻好像在衰退。在東晉時代，散文依舊是主導，骈文并不能取代。實際上，骈文的發展一直處于低連，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