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仗義疏财分析? 《水浒傳》中，宋江是一個“小官巨貪”的典型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要從宋江“仗義疏财”談起，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宋江仗義疏财分析?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宋江仗義疏财分析

《水浒傳》中，宋江是一個“小官巨貪”的典型。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要從宋江“仗義疏财”談起。

[一]

樂善好施、仗義疏财，是宋江的人格特質。不論對江湖好漢，還是市井百姓，宋江總是有求必應、出手闊綽。第十八回介紹：“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谷，終日追陪，并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霍，視金似土。”這給人的感覺是，宋江會考慮一切問題，唯獨不考慮經濟問題。

然而，我們總是被一種常識性思維所困擾：仗義疏财的前提，必須是先要有“财”才可以，否則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問題是，宋江果真會如此有财嗎？對此，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展開探讨，即薪俸和家境。

一方面，宋江擔任的職務是押司，這一職位是宋朝承襲五代舊制，在縣府中設置的職位最高的吏員，可以算作縣中的主管吏。其主要職能有三：收發、簽押、保管諸案文書；催征賦稅；協助辦理獄訴案件。須指出，出任這一職位的人員由稅戶輪差。也就是說，押司首要的意義不是一項官職，而是一項差役。在當時擔任押司是某些特定人家的義務或勞役，它是沒有薪俸的。由此，作為押司的宋江，根本就沒有工資收入，那麼，這就意味着他的“慈善事業”耗費和他的薪俸無關。

另一方面，宋江家境殷實，算是鄉村裡的上戶。第十八回介紹，“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第二十二回，面對前來緝捕宋江的都頭，宋太公也說：“老漢自和孩兒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畝過活。”這當然是宋父自謙的一種措辭，宋家的家境應該是不錯的，否則，宋江也沒有資格和條件來做胥吏。

但是，以農耕作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宋家即便有些積蓄，哪裡能承受得起這樣的揮霍？柴進，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孫，和宋江一樣有“孟嘗君”之稱謂。按理說他做慈善比宋江更有資本，然而，柴進的慈善事業在廣度上要比宋江遜色很多。單就資助對象而言，柴進主要是針對流配、編管的犯人這種特定群體，社會上一般的弱勢人群并不在柴進的資助範圍之内。他并沒有像宋江那樣，“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由此，即便是貴為皇室後裔的柴進，其公益、慈善的力度與宋江相比，也是打了折扣的。問題分析到這裡，很顯然，就宋江而言，有一個巨額财産來源不明的問題。如此，我們就不得不做進一步地追問，既然宋江沒有工資收入，其家境也不大可能負擔起他龐大的公益事業開支，那麼，他做慈善的錢是哪裡來的？

[二]

對于宋江的介紹，“仗義疏财”之外，作者還給了我們另外一個關鍵詞即“吏道純熟”。宋江“仗義疏财”的秘密就在其中。置身當時的社會語境，作為一名胥吏，宋江面臨的“吏道”如何呢？

宋代的政治生态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即在法律地位上“官貴吏賤”，但具體到地方事務（尤其是獄訟事務）的處理，則“吏強官弱”。也即就法律地位而言，官員的身份高于胥吏，但是，對那些具體而冗繁的政府事務，官員又必須通過或依賴胥吏來具體執行，從而形塑了一個吏的法律身份雖然卑賤，但在地方政務中的作用卻舉足輕重的格局。

一方面，這是由官員的知識局限造成的。傳統社會的官員擅長道德文章、“翰林風月”，他們更“注重政治，注重可以用言詞文字表達的能力，注重如何說以及說好愛民、清廉、勤勉、公正等大量的政治正确的語詞和命題，而不關心那些非常具體瑣碎的審判技術和知識”（參見蘇力著《法律與文學：以中國傳統戲劇為材料》一書），因此他們往往嚴重缺乏審判的知識和技能，缺乏實際動手有效審理案件的能力，當遇到實際案件時，就不得不依靠胥吏。北宋王安石談到當時的士大夫階層時就說：“文吏高者不過能為詩賦，及其已任，則所學非所用，政事不免決于胥吏。”反觀宋代獄訟胥吏，他們一般接受過專門的法律訓練，對國家的法律相當熟悉。北宋曾鞏在談到獄訟胥吏精通司法文書時稱：“吏治文書，非習法令、熟成事，不能稱其任。”由此，就司法獄訟問題的處理，胥吏比官員具有知識優勢。

另一方面，官員、胥吏不同的任期制度，也是造成宋代司法中“吏強官弱”的原因之一。宋代地方官員的任期一般為二至三年，有時不到一年甚或幾個月便調離而去。北宋著名詩人陳舜俞說：“今夫君縣之臣，率二歲而移，甚者數月僅暖席而去。”而宋江這樣的胥吏，主要通過承襲、保引、推薦等方式取得參與管理地方事務的機會，相比任期制的官員，他們熟稔地方的風土人情，且有廣泛、穩定的人脈資源，在地方事務的處理過程中，如果缺少了他們的參與和配合，地方官員很難有所作為，其結果隻能是“吏胥狎玩，竊弄官政。”第十八回，“生辰綱”案，晁蓋能夠脫逃，完全是宋江、朱仝、雷橫幾個胥吏的傑作。先是宋江通風報信，接下來朱仝、雷橫明是抓捕，實為護送，掩護晁蓋等人成功脫逃。而這一切，竟堂而皇之地發生在知縣的眼皮底下。應該講，當時的郓城知縣時文彬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官員，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為官清正，做事廉明，每懷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的優秀官員，照樣被胥吏蒙蔽、戲耍，他積極、認真地開展工作，出動浩浩蕩蕩一隊人馬，卻抓不到一個罪犯。

主要是由于官員司法知識的局限及官、吏任期制的差異，造成了在具體事務處理上“吏強官弱”的情形，這樣一種“吏道”，為以宋江為代表的胥吏階層貪污腐敗營造了空間。《宋代的法律與秩序》一書中，美國漢學家馬伯良先生指出：“胥吏是傳統官僚機構中幹重活的人……無論他們實際行為的道德水平如何，都将被打上下等、腐敗的烙印……宋朝初期，他們沒有正規的俸祿，即使在十一世紀末期改革後，他們也沒有酬勞。因此，他們隻有壓榨需要他們服務維護的人而得以謀生。”蘇力先生在《法律與文學：以中國傳統戲劇為材料》一書中，對宋代的“胥吏現象”是這樣描述的：胥吏不僅職務低，社會地位低，甚至沒有固定的俸祿，也很少有提拔的指望，這就使得胥吏如果想增加自己的投資回報，就隻能徇私舞弊；由于他們處于責任重大的位置上，他們的知識技能也使他們有機會、有可能也有便利的渠道通過其他手段來緻富。

由此，宋江所謂的“吏道純熟”，主要不是上下級間迎來送往、接人待物細節上的謙恭有禮，更應該是指其對官、吏之間生态關系的熟悉，對自身群體腐敗文化的谙熟和适應。“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赇為生”。正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和對規則的熟悉，宋江聚斂了大量的物質财富，然後以自身優渥的家境為掩護，高調地通過公益、慈善的渠道将這些資産适當地進行消化。一方面，解決了自身職業零工資的尴尬，且收獲了廣泛的人脈以及各路好漢的愛戴和感恩；另一方面，确立了自己的正能量形象，獲得了“及時雨”名聲，在很大程度上也降低了來自體制内的監察監督，從而規避了風險。

簡而言之，宋江的“仗義疏财”可以說是一種打着公益的幌子進行“洗錢”的方式。

[三]

誠然，押司并不是一個顯著的職務，甚至這是一個卑微的職務，這個職務的卑微決定了宋江并不能夠掌握太多的權力資源，但是，我們決不能低估這類群體作惡的能力。

事實上，不論曆史還是現實，官小能量大、小官巨腐的事例屢見不鮮、不勝枚舉。在《潛規則：中國曆史中的真實遊戲》一書中，作者吳思開篇即舉了一例：明代軍人升官，取決于陣前殺敵的首級。而兵部的小吏故意把報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後向官員報告，說字有塗改，按規定必須嚴查。等到軍官的賄賂上來了，這位小吏又說，字雖然有塗改，仔細檢查發現原是“一”字，并無作弊。這樣，軍官是升是降，決定權全在一個小吏手中。軍官之所以賄賂兵部的小吏，并不指望從他們那裡撈點好處，而是怕他們禍害自己。吳思先生進而感歎：這是一種合法地禍害别人的能力，即“合法傷害權”，它是官吏們看家的本領，是一門真正的藝術，這種權力是很值錢的。有了這種權力，沒有錢可以有錢，沒有斂錢的規矩可以創造出規矩。且這種權力在監獄裡表現得最為充分，陋規也就特别多。

我們看到，關于這種“合法傷害權”的描述，幾乎充斥在《水浒傳》的各個篇章，像戴宗這樣的差撥、節級、管營、公人，都是些獄卒、小吏，然而，他們卻頤指氣使，熟練地利用手中的“合法傷害權”，大行權錢交易之道，來肆意聚斂财富。那麼，“吏道純熟”的宋江，有什麼理由不知道“合法傷害權”的甜頭呢？作為一名胥吏，不但沒有薪俸，也沒有多少升遷的機會，還有各種職業風險。為了躲避可能的災禍，甚至不惜挑戰“孝”這一傳統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來斷絕父子關系！這樣一份沒有前途的職業，宋江卻“一心作吏”，難道真的是受“一心報答趙官家”的感召和驅使嗎？這是宋江自诩“自幼便有權謀”的表現嗎？敏銳地參透了官場的遊戲規則，深刻地喜歡上了那份“合法傷害權”帶來的諸多便利，這也許才是宋江“一心作吏”的真正原因，是其巨額資産來源不明的恰當解釋，也是宋江自诩的“自幼便有權謀”的一份注解。

綜上，宋代胥吏的法律地位雖然沒有優勢，但是胥吏擁有“合法害人權”，且與官員圍繞地方政務的互動、博弈中，形成了“吏強官弱”的局面，胥吏占有相當大的能動空間，這就是宋江置身的“吏道”，也隻有明白了當時“吏道”的豐富含義，我們才體會到，什麼是宋江身上的那份“吏道純熟”。進一步地，也才能明白他的财富奧秘。

（作者單位：中國石油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