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君的吳王夫差，果敢而志向堅定。父親在檇李（今浙江嘉興南）之戰大敗于越國後，夫差為此發奮圖強三年，最終在夫椒（今浙江紹興北）之戰中戰勝了越軍，迫使越王勾踐俯首稱臣。此後，夫差又定下了稱霸東周的目标，将征戰的目光轉向了北方。

在東周諸侯普遍庸庸碌碌、得過且過的時代大背景下，夫差稱霸東周的雄心足以愧煞他們。

夫差不但有大志，還有大略。

為稱霸東周，夫差作出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壯舉：先開鑿邗溝（今江蘇揚州西北至淮安之間入淮的運河），連通了淮河與長江水道；後來又将邗溝加長，向西連通了濟水（古代河名，源出今河南濟源西王屋山，今很大部分成為黃河水道），向東連通了沂水（源出今山東沂源縣，向南流入蘇北）。在将長江、淮河、濟水、沂水互相連通後，吳國軍隊基本已可沿着水道，攻擊到任何一個中原諸侯國！

可偏偏如此雄才大略的夫差，卻在執政二十三年後，慘敗于舊日手下敗将越王勾踐：不但吳國被滅，夫差自己也自盡而亡！

回首夫差的一生，為何他會遭遇“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運？

人們通常都認為，夫差為人固執而聽不進勸谏，頻繁發動戰争，讓國家疲敝衰弱，士卒都不堪忍受。夫差繼位的頭十一年，竟然對外發動了六場戰争，平均兩年不到就要對外作戰一次，極大地消耗了吳國國力，最終被越國趁隙而入，偷襲成功。因此，夫差之敗，在于太好戰。

可事實果真如此嗎？

對比春秋曆史上的其他幾位霸主，夫差發動的戰争數量并不算多，頻次也不算特别高。為何其他霸主都沒有因好戰而亡，偏偏夫差是因好戰而亡呢？

東周第一任霸主齊桓公，即位後頭兩年三次與魯國作戰，結果在長勺（今山東曲阜北）和乘丘（今山東濟甯市兖州區）兩次戰敗；為挽回兩敗于魯國的恥辱，齊桓公又率兵伐譚（今山東濟南市東南），滅了譚國；兩年後，又派兵滅了遂國（今山東甯陽西）；公元前680年，因為宋人背盟，齊桓公率諸侯伐宋；公元前679年齊桓公正式稱霸後，為徹底臣服諸侯，又在接下來的五年内發動了四場戰争；公元前668年後，齊桓公基本保持着每兩、三年必有一戰的頻度，不斷對外發動戰争；甚至在齊桓公去世那年，還滅了英氏國（今安徽金寨東南）！

東周第二任霸主晉文公，回國後第二年就助周襄王平姬帶之亂；同年秋又助秦攻打鄀國（今河南淅川西南）；三年後，因為與楚國争霸，晉國先後攻打曹國和衛國，緊接着又與楚軍大戰于城濮（今山東範縣南），一戰而稱霸東周；同年冬，晉文公又率諸侯讨伐不參加踐土（今河南原陽西南）之盟的許國；城濮之戰後次年，晉國兩次進攻鄭國，以報複鄭人當年的無禮！

東周第三任霸主楚莊王，在即位之初就遭遇了太師和太傅之亂；公元前611年楚國突然遭受大面積饑荒，西南邊境上的庸國、戎人、百濮紛紛發起叛亂，楚莊王不得不親率大軍平叛；公元前608年後，楚莊王開始北上參與争霸，率兵入侵陳國、宋國；公元前606年，楚莊王又率兵伐陸渾戎；同年夏，又派兵伐鄭；公元前605年，楚國爆發若敖氏之亂；同年冬，楚莊王再次率兵伐鄭；此後，在人生餘下的十四年當中，楚莊王僅有四年未發起對外戰争！

齊桓公在位四十三年，一生都是戎馬中渡過；晉文公在位僅九年，雖然發起戰争數量少，但其對外戰争頻度卻不遜色于任何一位霸主；楚莊王則更加好戰，在圍攻宋國時甚至打到連楚軍都差點彈盡糧絕的地步！

《管子·參患》：“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殚；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如果這句話是真理，那麼以齊、晉、楚三國發起戰争的頻度而言，無論是哪位霸主，其下場都應該與夫差一樣。

然而縱觀曆史，卻唯獨吳國在夫差稱霸之後不久就迅速被越人滅國，這究竟是為什麼呢？為什麼夫差好戰亡國，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比他更好戰，卻因稱霸而譽滿天下？

關鍵在于，夫差稱霸與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三人稱霸的基礎有雲泥之别。

齊桓公回國後重用管仲為相，大力改革，推行了“三國五鄙”、“士、農、工、商分類聚居”、“官山海”、“相地而衰症”、“輕過而移諸甲兵”等等多項制度性改革措施。這些改革舉措，長遠看對齊國未來發展好壞不均，但在短期内卻讓齊國綜合國力得到飛速提升。公元前674年～公元前669年間，齊國有整整六年時間沒有對外發起戰争，顯然是為了深化改革、積蓄力量而有意為之。正是管仲改革為齊國打下了厚實的政治、經濟、軍事基礎，齊國才能傲視群雄，齊桓公也能穩坐霸主之位長達三十七年！

在晉文公回國之前，前兩任國君已在晉國進行了兩次制度性變革。晉獻公将公族勢力血腥清除幹淨，并強勢地建立了“無蓄公子”制度，杜絕了公族勢力對國君執政的掣肘。同時，晉獻公大量啟用了異族、異姓人才，使得晉國人才輩出。晉惠公雖然言而無信、任人唯親，但在韓原之敗後，他卻毅然啟用呂诒甥推行了“作爰田”、“作州兵”兩大改革，讓晉國國力大大增強。晉文公回國剛五年，就能一舉而戰勝強楚稱霸，正是因為有了晉獻公、晉惠公兩次制度性改革打下的雄厚基礎。

早在楚武王時期，楚國就改革分封制，創立了縣制。其後曆任楚王不斷滅國為縣，讓楚國實力不斷累積。所以，到了楚靈王時期，就可以相當自豪地對下臣炫耀：“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楚莊王稱霸的背後，是數十個舊日諸侯國在支撐，所以他才能頻繁地發起争霸之戰！

齊、晉、楚三國都經曆了制度性改革的沉澱，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能夠成功稱霸，正是改革厚積而薄發的結果。

可是，吳國有經曆過制度性變革嗎？

吳國建國很早，但進入春秋後卻鮮少出現在曆史舞台上。公元前601年，楚穆王将群舒國（散布于今舒城、廬江、巢縣一帶的偃姓小國）中的舒蓼國滅了後，與吳國、越國結盟而還。

這是進入春秋來，吳國第一次出現在《左傳》記載中。

公元前584年，前楚人巫臣因為攜帶夏姬私逃晉國，為令尹子重和司馬子反所忌恨。兩人便聯手将巫臣之族給滅了，私分其家産。為報複楚國，巫臣憤而攜帶三十乘兵車來到吳國，向吳人傳授中原先進的戰車戰法及射禦之術。這是吳人第一次接觸到中原先進軍事技術，也因為如此，吳國軍事實力陡然間得到了一次飛速。

此後，在晉國慫恿下吳國頻繁入侵楚國，讓楚人腹背受敵，很快就失去了楚莊王創下的霸業。

雖然吳國在軍事上能與強大楚國形成對抗，但長期都是作為晉國牽制楚國的棋子，國際地位并未得到顯著提升。公元前546年，晉、楚達成弭兵協議，東周兩個“超級大國”從此停戰。

此後吳國失去了晉國支持，不得不獨自面對來自楚國的巨壓。可無論是在楚靈王還是楚平王時期，在與楚國的多次對抗中吳國都占據上風。似乎一夜之間，吳國就成了東周強國！

可另一場戰事，卻證明吳國并非如人們所想象中強大。

公元前521年，宋國發生華、向之亂，大司馬華費遂之子華登率吳軍前往支援兄弟華䝙（yú）。令人大跌眼鏡的是，能頻繁擊敗楚軍的吳軍，卻在齊、宋聯軍攻擊之下大敗，連主将都成了俘虜！幸虧華登率領餘部又擊敗了宋國軍隊，才替吳軍挽回了些許顔面。

同樣的吳軍，在華登指揮下能打勝戰；在吳國主将指揮下卻打了敗戰，這說明吳軍士卒的戰鬥力不是問題，失敗的原因在于主将。如果直接啟用華登作主将，吳軍還會戰敗嗎？

這次戰事，足以證明吳國在人才選用制度上存在着短闆。

其實，不光是人才制度，吳國在其它方面的制度性改革也鮮有耳聞。

吳王阖闾在位期間，吳國基本隻進行了兩場戰争：其一，伐楚；其二，伐越。

公元前511年起，吳王阖闾籌劃伐楚；公元前506年冬吳國對楚國發動全面戰争，公元前504年對楚作戰基本結束。其後八年時間，吳國都沒有對外發動過戰争。直到公元前496年，吳王阖闾才率兵伐越，以懲罰越人在伐楚之戰的關鍵時刻進攻吳國。可吳軍卻在欈李之戰中遭遇慘敗，阖闾也因戰中受重傷、不治身亡！

幾乎就在同時，楚國也恢複了元氣。公元前496年2月，楚國出兵，滅了頓國；公元前495年，楚國又滅了胡國；公元前494年，楚人圍攻蔡國，逼着蔡人遷到了州來（今安徽鳳台）。

伐楚之戰，楚國遭受的損失，絕對要比吳國高上數倍。可兩個國家卻幾乎同時得到恢複，而且楚國對外屢戰屢勝、吳國卻遭遇一場慘敗，足見楚國綜合國力确實要強過吳國。楚國在綜合國力上的這種優勢，就是制度性改革所帶來。

吳國缺乏制度性改革的沉澱，所以阖闾隻能依靠長時間休戰以獲得國力的恢複。為什麼阖闾伐楚之後需要八年才敢讨伐越國，其原因就在于此。吳國的戰争實力，基本符合管仲之說：“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殚；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夫差沒有進行制度性變革，卻要強行稱霸、頻繁發起對外戰争，其後果隻能是拖垮吳國、陷入萬劫不複之地了！

夫差稱霸與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稱霸的關鍵性不同就在于此：沒有制度性變革作支撐。所以夫差才好戰而亡，齊桓、晉文、楚莊卻因好戰而稱霸！

更何況，即便是齊、晉、楚三國在長期争霸戰争過後，也都會陷入低谷：齊桓公一去世，齊國霸業就迅速衰退，而且在春秋再也沒有稱霸過；晉文公、晉襄公去世後，晉國霸業就走向下坡路，邲之戰後霸主地位徹底失去；楚莊王一去世，楚國霸業也難以為繼了，鄢陵之戰後霸業已失；……。

即便是享受了制度性變革的紅利，齊、晉、楚三國也難以承受持續性的稱霸之戰，何況是沒有經曆任何變革的吳國呢？

但無論如何，在列強此起彼伏的東周，唯有制度性變革才是戈諸侯國走向強大的唯一道路——這就是後續各國紛紛變法圖強的根本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