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2年，53歲的梁巘終于在清帝國龐大的國家機器中謀得了一官半職，成為進士，此後從教習官職上升任知縣。然而，他這一路走的太艱難了。1744年，34歲的他才剛剛中舉人，在34歲到53歲這将近20年的時間裡，他把自己最黃金的歲月全部都奉獻給了科舉。可仍然沒有一個好的結果，每次都名落孫山，這樣他失望不已。

是他沒有才幹嗎？恐怕不是。清史稿贊譽梁巘是“北梁”，和梁同書一起并稱為“南北梁”。

那麼他後來他又是怎麼升任知縣的呢？

這都要拜一個人所賜，他就是乾隆皇帝十一子、精通書法的成親王。梁巘科舉不順，已經無法在京城立足，所以已經五十多歲的他就在京城靠賣字為生，恰巧遇到成親王，成親王看到他的書法非同尋常，詢問起來曆，感歎人才埋沒，所以就趕緊向自己的父親乾隆皇帝報告。

乾隆愛惜會寫書法的人才，所以就把乾隆二十六年的進士給了他，讓他去當知縣。他在任的地方是湖北巴東縣。巴東縣在當時非常貧困，基本上是一個窮困小縣，想在這個小縣上再往上爬、升任官職，恐怕比登天還難，再加上梁巘根本就不是适合在官場上混的人，他一不會巴結、賄賂上級，二來生性讷于言，“性恬淡，不交勢利”。

不久之後，梁巘就從巴縣上卸任，以母親年老為由辭官自去了。

二

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這位年幼的皇帝還不能處理政務，所以當時的老太後高太後終于有機會把那些整天嚷嚷變法的人踢到一邊去了。他上台後，立刻啟用司馬光，打壓王安石，新一輪的新舊黨争就此拉開序幕。

不過這一切對于當時還在常州寄居的蘇轼而言确實是一個轉機，不久之後，舊黨就認定蘇轼是受到新黨打壓的自己人，因此立刻招他回朝。後來的事實證明，蘇轼既不是新黨，也不是舊黨，不過當時的他可謂是一路連升，一直升任到翰林學士、知制诰，知禮部貢舉。

在還朝歸途中，途徑史全叔家，史全叔知道蘇轼喜歡書畫，趁機會特意拿出自己珍藏的吳道子的畫作，蘇轼大喜過望，随即在此畫後題跋鑒賞，因此留下了書畫史上著名的《書吳道子畫後》。

在這段題跋中，蘇轼指出任何文化藝術的發展都是在前人積累的基礎上形成的，絕對不是一個人獨立的創作。指出吳道子的畫之所以這麼好，是因為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在這幅畫的題跋後面指出了他心目中最好的書法家，不是王羲之，而是顔真卿：

君子之于學，百工之于技，自三代曆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顔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為什麼蘇轼會認為顔真卿是他心目中最好的書法家，是”天下之能事畢“的代表？

三

公元1771年，年近六旬的梁巘終于告别了令他厭惡不已的官場，回到老家，奉養母親。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西平定州的張佩芳到壽州任知州，他親自到亳州延請梁巘出任壽州“循理書院” 院長，從此梁巘開了他的教書生涯。

這一教，就是十多年，而在這十多年中，他的成就已經遠遠大于他在任時期的貢獻。他不僅向學生教授儒家經史文字，而且還特意教授書法，他自己本身書法水平就很高，而他又能毫無保留的教授給學生，因此，當時壽州出現了一大批善書者，壽州也被稱之為書法之鄉。

除了實際的教學實踐，梁巘還根據自己在教授過程中對于經驗的總結、對于古代文學藝術的思考，将自己的理論主張編著成一本書，這就是《承晉齋積聞錄》。

在這本書中的《學書論》中，他提出了那個著名的論斷：

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

梁巘的一生，也因為這句話而被後人所熟知。

說“晉人尚韻”，是因為晉人書法是中國書法的開端，而且晉人剛剛從漢代人狹隘、僵化的經學理想中擺脫出來，投入了感性的懷抱。所以有“晉人尚韻”一說。

但是，為何說“唐人尚法，宋人尚意”？

四

公元1086~1087年，元佑年間，蘇轼過的并不太平。這兩年，新黨革新派的領導人物王安石終于駕鶴西去了。但是他的死并沒有讓本來已經分裂的朝政更加和諧，反而黨争四起，朋黨并争。

原本以政策執行的性質分化的朝臣，現在開始以地方血緣為組織體系，分裂為朔、蜀、洛三黨,疊相攻軋,史稱“洛蜀黨争”。

而新任領導司馬光顯然不能服衆，在文官領導内部議論頗多，此時的蘇轼仍然不改他直言的本色，和司馬光争論，他就順理成章的成了司馬光下一個要整治的對象了。不過這一年，司馬光也追随他的宿敵而去，朝中更加混亂不堪了。

可以說，蘇轼的一生既不能融于新黨，又沒有得到舊黨的承認，而他性格以及思想中某些超脫于當時人的想法，讓他有這樣的尴尬處境。

而早在元豐八年的題跋中，就已經預示了蘇轼必然遭到排斥的命運。

五

中國書法史上，顔真卿算是一個特殊人物，因為他處的時間節點很特殊——安史之亂，安史之亂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比如杜甫，這一位生在唐朝盛世，詩文成于亂世，最後死在外鄉的詩聖，安史之亂讓他以極為深刻的筆觸留下了堪稱“詩史”的詩篇。

而對于顔真卿而言，安史之亂不僅意味着一個繁華時代的結束、一個鼎盛帝國的覆滅，它更是一個文化上開始轉折的時期，一個感性理想破滅的時代。

安史之亂前期的盛唐已經趨向于中國古代社會無盡的繁榮和興盛的頂點，它就像一個天堂一樣，存在于世人心中，當無盡的榮光和美妙盛世的圖景展現在那些儒生面前時，即便是再迂腐的儒生，也不得不暫時放下他理性的頭腦，暫時投入這場豪華的感官盛宴。

然而，自始至終，都有一個人，對這一切，尤其是對史思明和安祿山抱有非常警惕的目光，這個人就是顔真卿。

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拉開了序幕，所有的人從盛世幻象中被驚醒，即使是皇帝也開始了他逃亡大西南的計劃，完全是驚慌失措之态，整個帝國就像把最柔軟的地方顯露給了安祿山、史思明一般，安史叛軍所到之處，無人可擋。

但是顔真卿早在安祿山未曾謀反之前就已經覺察出其中的異樣，所以他不斷上奏朝廷，以駐地陰雨不斷為由，暗中加高城牆，疏通護城河，招募壯丁，儲備糧草。表面上每天與賓客駕船飲酒，以此麻痹安祿山。

果不其然，在玄宗皇帝高呼“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的時候，顔真卿早就舉起第一個勤王的大旗，這讓玄宗大喜過望，“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

顔真卿之所以能夠預示到這樣一場叛亂的發生，完全和他理性的思辨不無關系。他極具決斷力和謀略性質的策劃，讓他得以在安祿山、史思明的監視下保存實力，為後來粉碎、打擊安史之亂的叛軍打下了基礎。

而顔真卿不僅僅做事如此，他的書法也是這樣，以一種極度嚴謹的法度著稱。唐代崇尚法度的書風由來已久，而又以顔真卿為甚。在大部分人都被開元盛世的景象蒙蔽雙眼時，顔真卿還是理性的，這種理性，就是唐人在書法中所倡導的法度，所倡導的規矩。梁巘在《評書帖》中說的"唐人尚法"就是這個意思。

到顔真卿的時代，中國書法書體的發展已經逐漸趨于完善和成熟，書法書體已經趨于完備，但是風格面貌的發展仍在起步階段，顔真卿就像一個标杆一樣，獨立創作了迥異于後世面貌的顔體書法，他的書法一反以往纖細柔媚為主的欣賞風格，而以肥碩陽剛為上。

​

六

讓我們在一次回到元豐八年，回到蘇轼在吳道子畫後的題跋中，他對吳道子的贊賞，有一句話頗有意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這句話實際上點出了兩個相互矛盾的藝術創作傾向，一個是法度拘束，一個是風格個性。

追尋法度，則會讓藝術趨于死闆、呆滞，追求個性，則會讓法度喪失殆盡，而吳道子恰好就是這樣一個兼具法度和個性的畫家。如果我們從梁巘評價曆代書畫的角度來看，這種争論的對立，即是“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對立。但是吳道子恰恰調和了這個對立。

但是顔真卿又何嘗不是呢？

顔真卿一生的書畫中，他的大部分楷書作品都是嚴謹敦厚的，恰如人所言，魯公“如關羽坐帳，氣勢逼人”。但是他一生也不乏有非常灑脫、非常尚意的書法，比如《祭侄文稿》、《争座位帖》。

七

但是這一切看起來都和梁巘的論斷有所矛盾，為什麼唐代顔真卿的書法，仍然有一些可以看作是尚意的書法作品呢？

實際上，就好像蘇轼這個人一樣，他不是某一個黨派，某一個采取新舊政策的一群人就能定義他、拘束他的人。蘇轼不容于新黨，又和舊黨不合，不是因為他性格有問題，也不是因為他不懂得世事俗物，而是這樣的迎合和被标簽化，本來就違反他的天性和追求。

他喜歡吳道子，既不是因為他的畫有法度，也不是因為他的畫有新意，而是可以做到兩者融合，做到不拘于法，又不拘于個性，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一個反标簽的畫作。

這也注定了他幾乎要背負所有人所不曾承擔的壓力，他要受到兩者的攻擊，受到兩個派别的排擠。

而梁巘評說中國曆代書畫發展，隻是做了一個總結，并沒有從個性、從一個書法家具體的情況出發，而隻是在大緻的時代風貌上做了一些顯著的區分，總體而言較為粗疏，但是在整體把握上較為到位。

作為梁巘這個後世書論家的事後總結，當時的人是沒有辦法得知的，而他們這一切藝術行為和舉動不是在嚴密的藝術理論總結下進行的，分界線并不是那麼清晰，因此，宋人未必不“尚法”，唐人何曾不“尚意”？

簡單的以總體概括來規定、局限古人的藝術創作，是非常危險的，對于一個藝術家，尤其是那些遊走在衆多類型化标簽之外的個性書家而言，沒有什麼可以拘束他們，這也是他們令我們後人着迷的地方。

而梁巘這個極力擺脫官場束縛的人，或許更能體會到其中的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