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第77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落下帷幕。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外長帶領的外交團隊在本次大會的各種雙邊和多邊場合廣交朋友、增信釋疑，同時也展現出中國對聯合國及其代表的多邊主義的堅定支持。

古特雷斯當選聯合國秘書長後，主席就在接待其來訪時強調，堅定支持古特雷斯履行秘書長職責，“做聯合國事業的堅定支持者、多邊主義的堅定踐行者，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的堅定維護者。”幾年來，中方全面遵守了對古特雷斯秘書長的承諾，對聯合國的堅定支持從财政貢獻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當地時間2022年9月24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第77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并發表題為《為和平發展盡力 為團結進步擔當》的演講。澎湃影像 圖

中國對聯合國财政貢獻快速增長

常規預算和維和預算是聯合國向會員國攤派的兩項主要經費，前者維持聯合國的日常運作，後者則為聯合國在全球開展的維和行動提供經費。由于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額外分擔維和經費，所以中國維和經費分攤比例通常高于常規預算。近年來中國兩項經費的攤派比例增長非常快。2015年12月，第70屆聯大批準了2016-2018年會費新的分攤比例。中國承擔的常規預算比例由5.148%上升至7.921%，位居世界第三位；2019-2021年的預算分配方案又将中國的分攤比例升至12.01%，超過日本。去年12月，第七十六屆聯大會議通過新的三年會費分攤方案，2022-2024年中國承擔的比例再次飙升，變為15.25%，僅次于美國的22%。三次調整，間隔6年，就将中國的會費比例翻番。過去20年裡，比額增長了10倍。

維和經費的增速也是如此。1997年之前，中國維和攤費比例一直維持在1%以下。此後比例緩慢增加，2007年超過了3%。2013年開始突飛猛進，一舉由此前的3.9%飙升到6.6%，三年後又升至10%，2019-2021年的比例變為15%。2021年12月，聯大通過的新分攤方案将中國2022-2024年承擔的比例再度調整為18.68%。由于承擔比例高于常規預算，維和開支又比後者大，因而維和經費成為中國在聯合國攤費中最大的一塊，财務負擔不輕。目前中國的攤費比例僅次于美國的26%，美國的比例在調低，而中國的比例則大幅增加。

為支持聯合國各機構的日常運作，除了按時、足額繳納常規費用攤派，中國近些年加大對聯合國各附屬機構和專門機構的捐助。2020年，為支持世界衛生組織開展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國際合作，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應對疫情的能力，中國政府先後兩次捐款共計5000萬美元。2021年，中國又決定向世界衛生組織等推動的“新冠疫苗實施計劃”捐贈1億美元。此外，2020年3月聯合國啟動全球人道主義協同應對計劃後，中國提供了5000萬美元的資金支持。中國還與聯合國共同設立了專項基金，比如2016年，中國與聯合國簽約設立為期10年、總額10億美元的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2008年中國政府向聯合國糧農組織捐贈3000萬美元，設立了中國–聯合國南南合作信托基金，2015年和2020年又分别注入5000萬美元。

影響力和塑造力趕不上财政貢獻

不過，中國對聯合國的影響力和塑造力尚不能匹配中國對聯合國顯著增長的财政貢獻。

這種不匹配有曆史原因，中國雖然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但直到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才重返聯合國。在重返聯合國的頭幾年，中國偏重于政治安全事務，對經濟、社會發展領域的參與度不高，對聯合國的認識存在較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安理會就重大問題表決時采取回避态度，最初5年不投票率高達29%。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确立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新主題，對外戰略全面調整，中國對聯合國的态度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聯合國成為中國引進資金、技術、人才和信息的重要渠道，對深入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一時期，中國通過聯合國這一多邊舞台，更加積極地參與多邊事務。1980年加入了世界知識産權組織、聯合國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委員會；1983年加入國際勞工組織、世界旅遊組織；1984年成為國際原子能機構成員國。在維和、裁軍和人權領域，中國也改變了之前的政策。1983年中國開始派駐專職裁軍事務大使常駐日内瓦，1986年10月，首次在聯大單獨提出核裁軍和常規裁軍的裁軍提案。1981年中國投票支持延長塞浦路斯的維和行動期限，1982年開始接受聯合國維和行動費用攤派，1988年正式加入聯合國維和行動特别委員會，并于次年派遣軍事觀察員參加在納米比亞的維和行動。人權問題也不再回避，1979年起中國連續三年以觀察員身份列席人權委員會會議，1981年正式當選該委員會的成員國。

改變聯合國非短期之功

除了曆史原因，中國對聯合國影響力和塑造力欠缺主要源于三大結構性不足：人員結構、議程設定職權分配和觀念結構。在人員結構方面，目前中國在聯合國秘書處及聯合國附屬各方案、基金和專門機構的國際職員數量都嚴重不足。據聯合國的報告，當前聯合國系統有中國籍雇員1336人，占總人數的2.31%，其中多數還是語言類職員。與之相比，美國雇員占比9.4%，法國占比7.60%。

近些年，為改變國際職員比例較低現象，中國高校紛紛設立了國際事務、國際組織等專業和學院，加大國際公務員的培養和培訓。越來越多的中國官員被選派或競選聯合國系統的領導人和高級管理職位。

在高峰時期，中國官員執掌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的四個，随着國際民航組織秘書長柳芳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幹事李勇去年先後離任，目前還有兩個專門機構由中國人擔任領導：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趙厚麟（2015年1月至今），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總幹事屈冬玉（2019年8月至今）。2020年，世界知識産權組織總幹事競選，來自中國的王彬穎擔任副總幹事十餘年，本來極有可能勝出，美國卻大力幹預，最終落選。

在議程設定職權分配和觀念結構領域，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中國處于先天不利地位。以安理會為例，除少數例外，安理會有關沖突議題的文件起草工作一直由所謂“P3國家”——法國、英國和美國操控，它們被稱為“持筆國（penholder）”。這項制度在2008-2009年前後發展起來，最初是為了便利安理會在特定國家、地區或專題議題磋商，增加安理會在特定安全事務中觀點和立場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但“持筆國”制度顯然強化了三國在安全議題上的主導地位，特别是便利了三國将自己偏好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态塞進草案。比如将“人權”納入聯合國開展的維和行動，包括賦予維和特派團監測所在國的人權狀況、主動保護人權等職能。此舉導緻維和特派團任務繁重，在南蘇丹、馬裡、剛果（金）等地，這一職能顯著惡化了其與所在國的關系。

近些年，中國開始主動出擊，将自己的議題和觀念輸入到聯合國系統。“一帶一路”、“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越來越多的中國概念被帶進聯合國的會議和文件，成為推進合作的新概念平台。比如聯合國秘書處、大會、經社理事會、開發署等方案與基金、各專門機構等密切參與“一帶一路”，雙方在“一帶一路”倡議與聯合國“2030議程”的政策對接、發展援助、項目規劃等方面廣泛合作。“全球發展倡議”提出後，今年1月中方在聯合國發起成立了“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成員目前已經發展到60多國。9月20日，王毅外長在紐約主持了該小組的部長級會議，就發展議題達成了廣泛共識、推進了小組的機制化發展，并宣布落實“2030年議程”的七大行動。這些議題和觀念既凝聚着中國獨特的發展經驗，又成為中國推動聯合國框架下對外合作的一張張名牌。

在人權領域，中方一改過去的被動防禦。在人權理事會，中方一方面嚴厲批駁和揭露美西方自身存在的人權問題和對外侵權行為，反對美西方對人權議題的選擇性和政治化操作。另一方面，中方代表倡導全面、發展的人權觀，反對單純強調人的政治權利，提出更重視人的生存權、發展權、健康權。中國提出發展促人權、合作促人權、解決殖民主義遺留問題、反對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促進疫苗公平分配、反對單邊強制措施等一系列倡議，提交的“發展對享有所有人權的貢獻”決議多次經人權理事會審議通過。

在中美關系下行背景下，部分反華勢力在聯合國系統下的各個機構對華展開瘋狂攻擊和肆意抹黑，打壓中國的影響。拜登政府上台後，重新支持聯合國，但嚴厲審查中國在聯合國及其附屬各機構下的資金運作、人員部署、觀念塑造，對華各種使絆、抹黑、打壓。新一屆聯大開幕後，盡管俄烏沖突掩蓋了中美之間的戰略競争，雙方依然在聯合國大會、安理會、經社理事會以及人權理事會等機構下展開密集攻防。

在中美關系短期難以緩解的背景下，中國繼續堅定不移地支持聯合國及其代表的多邊主義，利用這一組織發出中國的聲音。這既有利于維護國際多邊合作機制和平台，也有助于更好地反擊這些反華勢力，維護中國的權益。不過，要改變聯合國，必須做好長期的謀劃。

（李因才，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