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讀者問小話，“金聲玉振”這個成語是用來形容誰的？開篇明義，“金聲玉振”這個成語是用來形容孔子的。

“金聲玉振”是一個寓意非常美好的成語，是形容音樂演奏時的音韻響亮、和諧，後來也比喻人的知識淵博，才學精到。

其實，“金聲玉振”最初并不是用來形容某一個人的形容詞，這個成語最初的含義隻是和音樂演奏有關。

“金聲玉振”中的“金聲”指的是鐘聲，《說文解字》對“鐘”的解釋是“鐘，樂鐘也。”鐘聲的特點是“始洪終殺”，也就是在敲擊時聲音會逐漸地由大變小；玉，古典樂器中的“磐”，《爾雅》解釋道：“磐，樂器名也，以玉石為之。”磐的聲音特點是“首尾如一”，沒有高低起伏的變化。

因為“金聲玉振”的本意是奏樂以鐘發聲，以磬收韻，有始有終。所以“金聲玉振”通常用來聲音和音樂，有響亮、和諧等含義，比如明代文學家謝榛《四溟詩話》中這樣寫道：“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绮，講之獨繭抽絲。此詩家四關”。

用“金聲玉振”來評價孔子，最早出自先秦文學作品《孟子·萬章下》：“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 ；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孟子以音樂演奏為比喻，說明孔子是一位集大成的先賢。

自孟子之後，許多儒學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升華了這一觀點。南朝文學評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篇中說：“至若夫子繼聖，獨秀前哲，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

這句話是說，孔子編訂六經，修著《詩》、《書》、《禮》、《樂》，這些工作像敲鐘一樣開始，擊磬一樣結束，這些工作是集大成之作，既繼承了以前的先賢，也超過了以前的先賢。

由此可見，孟子是将孔子和“金聲玉振”聯系起來的始作俑者。那麼，孟子為什麼要以音樂演奏為比喻，将孔子比喻成一位“金聲玉振”的人呢？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

第一點，從金聲玉振的本義來看，以鐘發聲，以磬收韻，有始有終，這種有始有終即是一種美德，代表了一種完整，有頭有尾，可見始終。所以，孟子說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有條理地開始與結束關乎智聖。

第二點，當磐的使用材質是玉時，金和玉本身也就代表了一種美好，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中，作為自然物的金和玉常被看作是山川萬物之精華，被賦予特有的文化品格。

古人對于金玉本身就有着一種崇拜，且這種崇拜由來已久，中國的文字中有相當數量的漢字是金部和玉部，這就是金玉崇拜的文化信息的具體體現。

古人經常用“金玉聲”或“金玉音”來比喻聲音，甚至詩文。唐代詩人錢起起《送李四擢第

歸觐省》詩中寫道：“齊唱陽春曲，唯君金玉聲。”白居易《崔湖州贈紅石琴》詩中寫道：“引出山水思，助成金玉音。”南宋詞人汪元量《長相思》中也寫道：“空谷佳人金玉音，有誰知此心”。

此外，像金玉滿堂、金玉良緣、金科玉律、金口玉言、金風玉露、金枝玉葉等漢語成語，都體現了金玉的珍貴及其互相之間的聯系。

第三點，金玉原本是代表鐘磐，而鐘磐又是禮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雅樂的演奏樂器，玉磐更是隻有天子才能使用，大夫以下都不能享有“金石之樂”，也就無法使用鐘磐。從這一點來說，鐘磐又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并且還是一種高級身份的象征，代表了等級地位的差别，于是，鐘磐又添加了一層高貴的含義與表征。

第四點，儒家把禮樂與德相結合，賦予金聲玉振一種美好品德的象征含義，禮生于德，樂生于禮，唯有有德之人才能金聲玉振。儒家對于禮樂的規範和要求本質上就是要求君子有德，禮與樂隻是為了讓君子有德的方法和手段而已，禮在外部約束人的行為舉止，樂在内部感化人的思想感情。

所以，金聲玉振又同時具有樂與禮的兩層含義，以之來形容君子之德是非常合适的。這種君子之德自然也是代表了一種美好的品質。

在西周早期，“金聲玉振”是典禮儀式中最富有藝術性的部分，所以孔子是禮樂制度的堅定支持者和捍衛者，而西周的這一套秩序井然的禮樂制度的創始人是周公。

孔子認為，周公的禮樂思想及制度是當時合乎規範的一套制度體系。孔子一生崇拜周公，一生緻力于恢複周禮。

其實周公建立的“禮樂”制度是一套等級嚴密的宗法秩序，構建秩序的方式分别有“法”和“禮”，“樂”其實就是讓人們嚴格遵守秩序并融入秩序。

在孔子生活的時代，禮樂還廣泛地用于祭祀、鄉飲酒禮、大射禮、燕禮等場合，是貴族階級鐘鳴鼎食生活的重要内容。魯國是周文化在東方的中心，很好地保存了周代的禮樂制度，孔子對古代禮樂制度的理解具有濃厚的樸素的情感。

禮樂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淵源，也是儒家六藝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作為禮樂制度的精髓，“金聲玉振”成了道德、倫理、人格、理想的音樂譬喻。

但是到了春秋後期，這套禮樂制度因為諸侯的常年（有人說“春秋無義戰”）征戰而日漸崩壞，所以孔子發出了禮崩樂壞的感歎。《論語·陽貨》中記載了孔子的話語：“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孔子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特别強調傳授知識文化和培養道德品行必須相統一的思想。

作為教育家，孔子在教學方法上要求老師“有教無類”、“經邦濟世”的教育觀，孔子提倡“因材施教”、“啟發式”的教學方法。

“禮樂”是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孔子認為禮樂文化不是探讨人生是什麼的學問，而是一種對人的行為進行規範、調整人際關系的準則。為了适應文化下移的潮流，孔子開辦私學，傳授禮樂文化知識，從而成為我國曆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

孔子是中國第一個使學術民衆化的，以教育為職業的人，他在教育學生讀書學功課時，處處以禮規範學生的思想行為，不僅言傳，還以身教影響着學生，這對中國的教育産生了巨大影響，在今天仍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

後世為紀念孔子，在各地修建了許多文廟，文廟是各地紀念孔子及孔門聖賢的祠廟，是培蘊國學而施教一方的重要門庭。

唐貞觀四年，唐太宗為推崇儒學思想，發诏“天下各州縣皆立孔廟”，以至“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先聖之廟”，文廟獲得空前的曆史發展，所以有的地方有兩座甚至更多的文廟。文廟不僅包括祭祀建築群落，它往往還與官辦的各級學宮組織在一起。

文廟不僅是一個“禮”的空間，而且是一個與“禮”互補的“樂”的空間。孔子教誨弟子“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按仁的标準來進德修業并學習六藝，使得文廟學宮承載并包容的内涵十分廣泛。

文廟中有不少贊頌孔子的牌匾，這些牌匾上一般都有題字，大多是對孔子的思想以及道德的肯定，如：“萬世師表”、“教垂萬世”、“德冠生民”、“學達性天”、“斯文在茲”、“德配天地”等。

孔子的故鄉山東曲阜，有一座舉世聞名的孔廟，孔廟大門之南有一座石牌坊，該坊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牌坊上有“金聲玉振”四個筆力雄勁大字，這四個字筆力雄勁，是由明代著名文學家胡缵宗親筆題寫的。可以說，這四個字是千百年來人們對孔子的學養、思想、道德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