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初海鷗表的仿制，到上海表結束中國隻能修表不能造表的曆史，再到北京表生産出統一機芯，使得造手表成本降低以滿足“人人佩戴一塊手表”的需求，國表見證着我國鐘表機械工業從無到有的發展曆程。

第一塊國表

國表的曆史是從第一塊五星表開始的。1955年3月24日，在天津華威鐘廠，由王慈民、張書文、江正銀、等四位技師組成的手表試制小組生産出第一塊“五星”牌（15鑽）三針粗馬手表，從此開啟了中國制造手表的曆史。天津制表廠正是海鷗表廠的前身。

1955年第一塊國産手表的表盤标志和刻度采用電鍍工藝，表盤上面有五顆金星和“15鑽防水表”一行小字，表盤下方标有“中國造”三字。天津老制表師陳榮序聽當時參與試制的張書文老師說，由于經費有限（100元人民币），試制小組是按照5隻手表投料，最後組裝了3隻成品。

1955年9月26日，上海市第二輕工業局與上海鐘表工業同業工會組織的58人手表試制小組制造出長三針“17鑽”細馬手表。

1958年3月，A581型機械手表注冊為上海牌商标。4月23日，我國第一家手表廠——上海手表廠建成。當年共生産上海牌手表13600隻。從此，結束了中國隻能修表不能造表的曆史。

由上海市集中多家單位相關人才精心打造，圓頭白面的上海牌手表成為當時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人們以佩戴上海牌手表為榮。當時流傳着一句話說：“如果沒有上海手表，就沒有姑娘會嫁給你。”

雖然在五十年代時我國已經可以制造出手表，但是直到1968年上海手表廠第一次突破年産手表100萬隻大關時，國表才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

國表最開始從仿制開始，1955年，仿制瑞士“SINDACO”十五鑽三針粗馬表的“中國第一表”大部分零件都是通過機床加工出毛坯然後用手工摳制而成。該表在檢驗時面上平放，24小時跑慢90秒、面下平放，24小時跑慢60秒。而今天，“SEA-GULL海鷗表”具有獨立知識産權的機芯已經涵蓋了“三問、陀飛輪、萬年曆”三大頂級技術，世界上每4枚手表就有一枚使用海鷗表制造的機芯或成套零件。在國表六十餘年的發展中，一代又一代制表師對于機芯工藝的追求，體現着我國曆史悠久的“工匠精神”。

第一枚出口手表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天津、上海兩地出産的手表都是仿造國外的手表，而仿制品是不能夠出口的。于是在1965年，天津手表長廠長楊可能提出了“自行研究設計試制新産品”的想法。

天津“五一”手表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曆了許多坎坷。國表發展初期，天津、手表兩大廠産量不相上下，質量互有高低。六十年代初期，天津受挫于“五一表”的二次改造上。

蘇聯專家曾來天津協助解決工藝問題，調試進口設備，在專家倡議下，重新按照蘇産“基洛夫”手表工藝進行設計。可是，未過多久，中蘇關系惡化，專家撤離，遺留一大堆沒有搞完的技術問題，反而使原來的工藝處于半停滞狀态，産量高不上去，質量也不穩定。此時，上海手表廠幾項經濟技術指标開始遙遙領先。

北京表機芯

當時，上海的劉思仁和天津的楊可能是全國手表業公認的專家，被稱為“南劉北楊”。當天津手表從ST1發展到ST2時，産量漸漸落後于上海手表。楊可能副廠長是主管生産技術的，他針對這樣的局面提出“把産量讓給對方，在質量品種上高人一籌”的方針，集中技術骨幹力量抓質量，抓花樣品種。

1966年9月，由天津手表廠工程技術人員自行設計制造的新型機械鐘表研制成功，這就是“五一表”的升級産品——ST5型“東風”牌手表。從此結束了我國不能獨立設計制造手表的曆史。

1969年9月，黃天明、朱京蓉參觀上海手表廠。

1971年9月，在ST5基礎機芯上又增加了其他裝置，設計制造出ST5B型日曆手表和ST5D型自動機械手表，當年生産了 1773隻，使“東風”牌手表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系列。其走時質量也達到國際同類産品的水平，享有“東風萬裡”之美譽。

1971年3月31日，孫際洲先生（左二）及其家屬在天津手表廠參觀“東風”牌手表的裝配。

由于當時設備有限，沒有針對手表質量的檢測儀器，如何證實東風表的質量成為一個難題。一天，幾位東風表的技術人員來到生産主樓，将一隻成品手表從四層樓扔了下去。撿起來之後，這隻表依然能夠正常走時。質量可靠的“東風表”逐漸演繹為當時結婚的“三大件”之一。

終于，在1973年一款ST5型男表成為我國第一隻出口手表。自此，“東風”表以“海鷗”商标進入國際市場。

統一機芯時代

1956年底，國家投資900萬元建成了年産24萬隻手表的“天津手表廠”。随後的十餘年間，雖然我國的手表生産數量不斷加大，但是造價昂貴。

1969年，手表成為當時老百姓的“三大件”之一。可是由于國表生産技術尚不成熟，盡管款式單一，但産量仍然很低，供不應求。當時買手表除了需要排隊，還要用“表票”購買。一塊上海牌手表在六十年代的售價是一百二十元，而工人一個月的工資隻有三四十元。因此，人們勒緊褲腰帶省吃儉用，才能在一年左右的時間攢出一塊手表來。當時的手表市場急需能大批量生産且結構簡單的手表。

上世紀70年代初，我國5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人逐步進入婚育年齡。年輕人必備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車、縫紉機的市場供需矛盾日突出。為擴大手表産能，緩解供需矛盾，生産出質優價廉的統一機芯是很好的解決方案。1970年，輕工業部組織各大表廠聯合研制“全國統一機芯”，其代号是SZ1。

1970年3月，北京表成立了“全國機械手表統一機芯設計組”，着手設計在中國鐘表行業最有影響的統一機芯。當時，“中華陀飛輪之父”許耀南大師時任設計組成員，一同參與了統一機芯的研發。統一機芯的研發對北京表來說是一次組織能力和工廠管理水平的考驗，包括技術工藝、生産裝備、零件配套的組織管理等等。其間，為實現順利生産，表廠做了80多副工具車間專用模具，200多種專用量具，200多種刀具，100多種夾具和專用工作扳。至此，許多制表工具由原來依靠進口逐漸轉向國産化。這次統一機芯的投入生産也标志北京表完成了一次徹底的産品更新換代，已生産八年的五型手表順利轉産，這也為北京表的專業制表能力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制表大師——許耀南

經過反複的設計和修改，1974年，第一批SZIA型機械統一機芯手表在北京手表廠試制成功，到1975年時此款手表的年産量已經達到72萬隻，創造了當時北表年産量的最高紀錄。統一機芯的基礎零件隻有109個，比各種專用機芯零件少10%以上。不僅生産成本低，利于提升手表廠家的産量，而且機芯零件加工工藝性好，質量穩定。

1973年時，一塊東風牌29鑽全鋼防震自動日曆手表的售價高達200元，而搭載統一機芯的北京牌統機快擺17鑽全鋼防震男表的售價為120元。

1972年至1975年，全國大部分表廠陸續開始生産統一機芯手表，手表工業進入全國統一機芯時期。1975年後，全國手表廠大多數都采用了統機。1973到1983年的十年間，我國手表廠發展到100多家，全國手表年産量從1967年的134.4萬隻，提高到1982年的3301萬隻。統一機芯為當時普及“三大件”做出了卓越貢獻。

然而，統一機芯對于我國手表工業而言也是一把雙刃劍。統一機芯不僅造成國産手表“千表一面”的現象，而且在“多快好省”的追求中，摒棄了零件倒角、洗花、刻字和镏金等工藝，使機芯看起來毫無生氣。像1958年上市的上海手表581系列，分出其機芯水平在觀感上十色，如今的收藏價值要遠高于統一機芯時代手表。八十年代中後期，在面對改革開放帶來的外國表沖擊中，國産統一機芯手表漸漸喪失了市場中的地位。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間，機械腕表曾因便宜、精準的石英表崛起而受到沖擊，不少瑞士腕表品牌走向沒落。八十年代後期，瑞士腕表在洗牌之後重組複興。當時，我國雖然用統一機芯的生産方式讓人們盡早戴上了手表，但廠家生産的表款樣式雷同，可供選擇餘地較小。同期，大量海外生産的廉價電子石英表以及機械自動手表湧入國内，使整個國表的市場表現低迷，産品滞銷嚴重。因此，國内老牌手表企業紛紛謀求産品的變化，并調整企業管理方式。以1984年成立的合資品牌羅西尼表為首，一大批民營手表品牌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九十年代末期，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前"天王表為您準确報時"的廣告語成為一代人經典的回憶。

手表漸漸成為腕間的名片

在改革開放浪潮下，一部分沿海地區的人民先富裕了起來，他們開始追求手表的品牌與品質。這些消費群體顯然不滿足于購買廉價的電子表和“千表一面”的統一機芯國産表，他們将目光投向國外的鐘表品牌，如：浪琴、勞力士、天梭等，希望通過手表來彰顯自己的品位。這令一部分國人看到了商機，他們開始計劃生産高端的國産手表。中國手表的“四大品牌”正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這段時間創辦起來的，并且它們都創辦于珠三角地區。

羅西尼手表依靠生産表殼起家，1988年羅西尼生産的鍍金表殼更是被廣東省确認為“以産頂進”産品。1990年以後，羅西尼調整了産品結構，從生産高檔表殼轉為大規模的成表生産。富有個性的款式設計、精良的品質使其很快在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

飛亞達于1987年在深圳創立，最初僅有9名職工。公司成立不到一年，即展出100多種款式新穎的手表，并在北京舉辦了“飛亞達第一屆外向型新産品展示會”，一時風光無限。

1988年，董觀明以在香港注冊的偉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為投資主體，在内地創辦了天王電子有限公司，成立了自主手表品牌——天王表。1992年，天王表設計推出第一隻時尚女裝表。其在基本的計時功能之上，以傳統女裝表為外形設計基礎，并采用水晶為表帶裝飾元素，将手表首飾化，滿足了計時、裝飾的雙重需求。

天王表第一隻時尚女表LB026G

中國制造嘗試走出國門

站在品牌成立31年的這個時間點上回望，飛亞達董事長黃勇峰說：“之所以能夠發展到現在，在激烈的競争環境裡占據有力地位，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艱苦創業’的精神和‘敢闖敢試’的創新思想。”

飛亞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勇峰

成立初期,飛亞達手表不僅以款式新穎在國内市場争得相當的份額，還以品質優良而享譽海外。在1990年的香港鐘表博覽會上，飛亞達獲得價值350萬美元的訂單，占全國鐘表行業當時在香港參展接獲訂單數的80%。

1991年9月，剛剛出生的中國手表企業依波，一下子紮進了美國市場。對外貿很熟悉的掌門人陶立雄心勃勃地準備在外國市場立足。但僅僅四個月後，陶立便撤退了。經曆失敗後，依波開始從低端市場切入，着手建立覆蓋全國的營銷網絡。彼時，依波僅僅是國企光大集團的一個子公司，連湊足啟動資金都希望渺茫。

在“卧薪嘗膽”五年後，依波終于迎來了轉折點。1996年， 受惠于香港紅籌股的火爆，光大集團資金充盈，依波如願地在提出品牌戰略後拿到了2600萬啟動資金借款。從此，依波開始重塑品牌定位，不斷向市場灌輸“中國四大品牌”概念，并将低檔依波表悉數撤櫃，為中高檔産品讓出空間。當時正值亞洲金融風暴來襲，而依波表破釜沉舟的宣傳方法令其實現在逆境中借勢“走上去”。

2009年9月11日，一家标有“Made in China”的中國鐘表公司，将自己的分公司開到了瑞士，準備以鐘表發源地為啟動點，打開中國品牌的國際市場。這個公司正是18年前大敗回國的依波。

對高端制表工藝執着追求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表市場表現低迷，産品滞銷嚴重。自那時起，老牌國表開始探索求變之路，并經曆了轉型和蓄力的階段。

制表大師 趙振嶺

陀飛輪是腕表界三大複雜工藝之一，其複雜的機心凝聚了制表大師對工藝的一絲不苟、對質量的精益求精、對完美的孜孜追求。北京表的高級腕表就始于陀飛輪，首隻中華陀飛輪腕表機心由著名鐘表大師許耀南于1996年設計、試制成功。

在21世紀初，北京表制定了新的發展戰略，明确了“專業制表”和“東方美學現代表達”這兩個品牌核心。同時，北京表注重對制表大師的培養，推出了衆多具有完全知識産權的高級複雜腕表。2008年，年僅22歲的趙振嶺設計與制作出國内第一隻陀飛輪三問表，并于2013年主持設計了“無極”三軸立體陀飛輪。對高級制表工藝的追求，讓北京表成為一個擁有獨立制表能力的專業品牌，在世紀之交又煥發出了新的生機。

北京表靈燕陀飛輪機芯

2005年，由海鷗表技術骨幹曹維峰所在的技術團隊主持完成了我國第一隻雙陀飛輪腕表的研發。到2010年，海鷗集團制造出了将“陀飛輪、萬年曆、問表”三項功能融于一體的陀飛輪萬年曆三問打簧表。為了保證萬年曆的精準度、三問報時的精确度，零部件的加工精度需達到0.001mm，相當于頭發的1/80。就算是國際一線的機械表廠商，能研發如此高精密腕表的也是寥寥無幾。

一塊手表的内部技術雖然隻在腕間方寸内追光逐影，代表的卻是一個國家的精密機器制造水平。

2008年，海鷗的“三問表”及“陀飛輪”表在巴塞爾鐘表展上技驚四座。當海鷗表快速進入國際市場時，吸引了多個國際品牌的關注。老牌廠商遏制新生品牌的慣用伎倆——知識産權訴訟也出現在了海鷗公司的面前。海鷗集團采取的對策是積極應對，不斷完善知識産權保護體系。從2008年至2012年，實現了海外知識産權訴訟“四連勝”，保護了企業聲譽與國家形象。

航空、航天表作為極緻的精密儀器，是精湛制表的象征。劇烈的溫差、高空中的壓力變化、真空環境變化、磁場幹擾……種種極端環境的考驗，都對制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飛亞達隸屬于航空工業集團，從2000年就開始研制航天表。在研制神舟七号航天表時，飛亞達根據航天員的太空任務需求，首創45分鐘特征計時，防磁指數高達48000A/m，耐溫差範圍更是達到了±80℃。

在過去的四十年裡，有些品牌被淹沒在時代的進程中，也有些品牌在經曆了失敗後一步步逆襲。優勝劣汰，正是改革開放的意義所在。今天，如果你有機會接觸到一枚“五星牌”三針粗馬手表，不妨上幾把弦，将表盤放在耳邊，聽齒輪輕快地講述這段峥嵘歲月的風雲變幻。（文/張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