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農民日報】
在無形的市場裡,城市消費者能夠買到健康的農産品,農村生産者省去了中間商的環節,為自己留下更多利潤。買與賣的交易中,一種新的社會信任正在被構建。
8月,北京炎熱的下午,記者在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見到了葉敬忠教授,他剛結束為期一周的調研,從河北省保定市易縣回來。葉敬忠告訴記者,隻要有時間,他都會去易縣西部的桑崗村。因為在這裡,葉敬忠帶領的團隊開展了一項叫做巢狀市場小農扶貧的試驗,從2010年持續至今。
巢狀市場并非是在桑崗村建立一個農貿市場,它是将小農戶與城市消費者直接聯結起來,通過農戶自己組織生産、定價、送貨,完成買賣。在一次次交易中,農村生産者和城市消費者會産生互動關系,從而發展成為城鄉信任。城市消費者也會利用閑暇時間,來到桑崗村,一方面想親眼看到農産品的生産過程和體驗農村生活,另一方面也想嘗試幫助當地的農戶。
郝賀芬(左一)正在打包農産品。劉自艱 攝
葉敬忠認為,與平日所見的市場不同,巢狀市場是農村生産者與城市消費者之間形成實名的、直接對接的、具有一定認同和信任的另一種市場。在這個無形的市場裡,城市消費者能夠買到健康的農産品,農村生産者省去了中間商的環節,為自己留下更多利潤。買與賣的交易中,一種新的社會信任正在被構建。
問及為什麼取名巢狀市場,葉敬忠解釋說,“你們看鳥巢是由有邊界的多邊形組成,鳥巢也因為連在一起的各個節點,更具有穩定性。”葉敬忠所設計的巢狀市場也是如此,農村生産者和城市消費者通過各種農産品建立了節點,他們之間産生的信任和互惠編織的網絡就像鳥巢一樣穩定。
小農、城市消費者、農産品、消費扶貧、信任、共同參與,葉敬忠講述的這幾個關鍵詞能夠勾勒出巢狀市場背後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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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進城
從北京六裡橋客運主樞紐花35元買一張汽車票,大約兩個小時,行駛150公裡左右就能到達易縣,然後換乘班車,再花費1個多小時就能看到桑崗村。
桑崗村不大,步行大概十分鐘便能從村頭走到村尾,步測兩端距離800米,村子聚集分布,村前有一條小河流過。從宣傳櫥窗上的村情簡介得知,桑崗村是典型山區農業村莊,全村200餘戶,600多人,但常住人口不到一半。整村以低山為主,山場面積近20萬畝,耕地面積700畝左右,主要種植紅薯、玉米、花生。
像桑崗村這樣的村莊在中國太普通也太普遍了,巢狀市場試點選在桑崗村是偶然,也是必然。
“我們在包括桑崗村在内的4個村莊做扶貧項目,通過資金支持,修路、引水,完善基礎的便民設施。”葉敬忠說到,基礎設施建好後,怎麼讓農民增加收入,一直困擾着他。他也思考過在這些村莊引入加工廠、發展蘋果等産業,但冒然發展新産業不僅不一定能使農戶增加收入,還可能會給他們帶來風險,況且産業收益也不是立馬見效。
葉敬忠發現,桑崗村農戶最拿手的事就是按照他們的方式生産各種農産品,别看他們地少,一家養雞養豬,再種些紅薯、玉米,院前有些蔬菜,這也是産業。
順着這個思路,他想着幫助農戶把門類各異的農産品和市場有效對接上,盡管易縣和坡倉鄉有自己的農貿市場和趕集傳統,村裡老年人不一定方便去這麼遠的地方;就算是去賣,價格也不一定滿意。但城市裡就有廣闊的市場需求,消費者也正到處尋找由傳統一家一戶生産出來的農産品,他們覺得這種産品很健康。
于是,葉敬忠需要在易縣的村子裡選一個試點,要求本村有責任心、組織能力的人帶着大家一起完成。許新全是當時桑崗村的黨支部副書記,也是村委會計,作為村幹部他覺得自己有義務帶領村民創收。就這樣,他和張常春、郝賀芬三人便接下了這個任務,一幹就是12年。
北京301醫院專家到桑崗村義診。
剛開始,許新全隻需要協助中國農業大學的老師統一組織農産品,對接人群就是學校東區、西區的老師學生。巢狀市場城市消費者就是從熟人開始,滾雪球發展。
時間一長、訂單一多,加上老師還有其他工作,許新全他們就得自己嘗試去送貨。雖說現在從村裡到北京的路走起來非常方便,那時卻充滿了坎坷,許新全仍記得第一次送貨的場景。
“我們租了一個面包車,後備箱裡載着貨,當時從村裡到北京的京港澳高速還沒有通車,隻能從涞水縣上高速路。天氣也不好,有大霧,一會兒上高速一會兒下高速,淩晨兩點出發,到下午兩點才到北京。”
在學校等待許新全送貨的賀聰志老師是葉敬忠團隊中的一員,她很不放心,心裡想着都這麼長時間了,是不是路上出了什麼事故。
許新全解釋說,其實路上也不是有什麼危險,就是不熟悉路程,車上又不像現在有導航那麼方便。貨總算是送到了,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許新全他們三人每個月輪流去北京送一次貨。
“事實上,巢狀市場開始是由學校老師和學生志願者承擔的。現在整個過程都是由桑崗村村民在組織,包括後來建立的消費者互動微信群,也是由他們自己維護。”賀聰志介紹說。
從開始隻管把貨送到學校東西校區,由賀聰志帶着學生志願者幫着卸貨、對賬到2012年開始,許新全他們獨立完成送貨流程,再到2015年發展到8個固定的送貨點,巢狀市場初具規模。
随着城市消費者和産品需要的增多,桑崗村的農産品已經不能滿足巢狀市場,許新全說他們在和鄰村合作,帶動周邊的農産品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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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信任上的流動市場
每當葉敬忠做有關巢狀市場講座或是向地方介紹典型經驗時,大家的關注點都在于巢狀市場能為小農戶帶來多少收益?市場運轉是否複雜而不可複制?葉敬忠認為很多人把巢狀市場想得太宏觀,導緻理解上有偏差。它背後邏輯很簡單,内涵卻很豐富,就是信任,潛移默化地改變。
葉敬忠講到,巢狀市場的建立隻需要做三件事情:組織生産,把農村生産者的産品集中;發動消費者,依靠熟人群體介紹;最後成功對接。看似簡單的三者之間卻代表着一種特别重要的信任關系,即城市消費者、桑崗村農戶、組織者之間的相互信任。
“普通農戶能從巢狀市場賺多少錢啊,這錢全讓許新全他們賺走了。”這是許新全負責巢狀市場後,聽到的一些話。他表示開始有人懷疑、觀望都比較正常。巢狀市場上農産品的售價是同葉敬忠團隊的老師和一些消費者一起商量出來的,規定從農戶手裡收購價和銷售價會有一個适度的差價。這樣的規定既能使城市消費者接受售價,也能支付送貨中面包車的租賃費、高速過路費和人工費等成本。
村裡養的雞。劉自艱 攝
弄清楚巢狀市場的定價标準,看到自己家的農産品能通過市場變現,村民加入市場的熱情也高了,很多人也不再懷疑許新全他們“倒買倒賣”。
自從學會使用手機,巢狀市場從紙質訂單變成了微信接龍,但當時微信并沒有接龍的功能,也就是在群裡發消息說需要什麼農産品。郝賀芬記得,經常會出現某個消費者今天要了黃豆,第三天他又換成黑豆,反反複複很是麻煩,還容易出現把貨送錯的情況。
在萬柳送貨點的微信群裡,有一名消費者是從事軟件開發工作,看到這種情況,他向公司申請幫着設計了一個平台,讓巢狀市場的生産者和消費者免費使用,方便郝賀芬他們收集訂單。這個平台用到了2019年,直到公司業務調整。
巢狀市場8個固定送貨點的微信群裡,都會自發出現一些志願者,他們在巢狀市場運轉過程幫了桑崗村不少的忙。
“印象特别深的是,因為太陽園送貨點不好停車,群裡的靳老師幫着聯系小區物業,從地下車庫進去取貨,她拉着小闆車把太陽園所有消費者的貨全部拉上去,幫我們節約了不少時間。還有消費者提供了冰櫃存儲産品,預防有人因事耽誤取貨……”許新全回想到這些年消費者對他們的幫助,心裡十分溫暖。
當然也會有不愉快的事情。郝賀芬清晰記得,在萬柳送貨點微信群裡有位消費者向她投訴肉有質量問題。郝賀芬趕快和消費者聯系,問清楚情況,但兩人溝通似乎不太愉快,挂完電話後,這位消費者直接退出了群。一年後,郝賀芬在玉泉路送貨點的群裡發現一個人的微信和上次退群的竟是同一個人,原來她又加進來了,還在繼續購買巢狀市場的農産品。後來這位消費者一直陪伴了巢狀市場多年,直到今天。郝賀芬說,這事讓她很感動。
還有一位消費者,聽家政服務員說巢狀市場的土雞蛋是假的,她也退群了,不過後來又加入了。再後來,這位消費者成為一名巢狀市場的熱心志願者,還組織了多次城市消費者到村莊的訪問活動。
退群,再加入。在一次次碰撞中,巢狀市場留住了消費者,也留住了他們的信任。8個固定送貨點,涉及400多戶,直接受益人就有1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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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友”返鄉
桑崗村的農戶習慣把巢狀市場裡的城市消費者叫做“巢友”,每年都會有大批“巢友”來到桑崗村,認識農産品的生産者,同時盡自己的力量帶“活”鄉村。
“随後我們開展戶外活動,了解家鄉——認識村莊文化。跟随我村的村支書尋找村中老廟,我們一共去了六座廟,分别是:好漢廟、五道爺廟、龍王廟、老爺廟、山神廟和奶奶廟。”“今天是快樂營開營的第二天,我們要去玉皇坨看望那裡的留守老人。玉皇坨海拔1000多米,山路彎彎,必須要徒步進入。出發前,我們做好了充足的準備了,帶着消費者捐贈的衣物,開始了漫漫征程。”這些是桑崗村孩子們寫的暑假快樂營簡訊。
8月中旬,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的劉曉林等三位老師來到桑崗村組織孩子們夏令營,籌劃婦女長期培訓等。
劉曉林從巢狀市場運轉那天開始,一有時間就會參與其中,她的另一個身份就是“巢友”。她告訴記者,這次活動是在“巢友”提出建議後嘗試組織的。玉泉路送貨點有一名“巢友”之前帶着孩子來過桑崗村,體驗普通農村的生活,認識山上的石頭和中草藥。甚至會給小孩選擇一個課題,一起進入農民家做調查。“巢友”們認為不能隻讓城市的孩子參與,還要讓鄉村的孩子認識自己的家鄉。
村裡重新修繕的圖書館被命名為太陽花巢友共建圖書室,因為這裡的圖書很多是來自送貨時“巢友”的捐贈;有位“巢友”的愛人是一名醫生,他們帶着北京301醫院的醫生到村裡做義診……
太陽花巢友共建圖書室裡,孩子們正在學習。
“巢友”群體分布在各行各業,也有很多高級知識分子。劉曉林希望在這幾個固定送貨點裡能多些有組織能力、熱心的“巢友”,他們能帶動身邊的人到桑崗村,依托各類活動,促進城鄉互動,并在未來的鄉村振興和村莊規劃中,看見他們的身影。
葉敬忠表示,因為有充分的信任和日常互動為基礎,城市消費者願意走進農産品的生産地,他們不光購買農産品,還會去提供志願服務。葉敬忠每年也會帶學生到桑崗村做研究,這裡成為他們觀察和研究鄉村變遷和各種發展議題的社會田野。老師和學生會住在農戶家裡,為農戶帶來一定的消費收入。
“在圖書室附近還要做一個農政博物館,展示農耕文化。”葉敬忠提到接下來的打算,依托于巢狀市場的農産品對接,鼓勵城市消費者到村莊去,為他們組織更多城鄉互動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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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退兩難的選擇
如今,67歲的許新全不再負責巢狀市場,張常春因為跑大車難以分身退出組織,剩下郝賀芬帶頭承擔市場的運轉。
離郝賀芬家不到100米的院子是巢狀市場農産品儲存、包裝、分發的地方。8月16日上午6點,郝賀芬和幾名村民早早來到院子裡,因為這一天又到了每月向“巢友”們送貨的時間。
他們拿出标有姓名、數量的訂貨單,熟練地分揀排骨、雞蛋、土豆、蔬菜等農産品,裝入保鮮袋封口;貼上一張标有巢狀市場名稱的标簽,填寫好消費者姓名、電話、産品名稱數量、産地和生産者姓名等信息,再和冰袋一起放入快遞盒裡。郝賀芬他們必須趕在下午快遞員到村裡前完成所有的打包工作,畢竟快遞員不是每天都能來收發快遞。錯過了一個訂單,意味着該名“巢友”不能收到本月的訂貨。
巢狀市場進城的方式變了,這也是不得已的改變。2020年,因為疫情原因,運轉十年的巢狀市場歇業了4個月。期間,“巢友”們在群裡一次次問郝賀芬他們什麼時候能恢複送貨,也有人擔心他們往返途中會增加感染風險。
“巢友”們着急,郝賀芬更着急。為了讓巢狀市場正常運轉,他們将目光投向快遞,嘗試一種新的進城方式,以解燃眉之急。“平時在網上購物,覺得收發快遞很簡單,可要通過快遞代替往日進城送貨,很多問題就随之而來。”想到包裝、快遞時效等問題,郝賀芬心裡也犯了愁。
消費者訪問村莊,孩子們在聽村民介紹山上的中草藥。
在葉敬忠團隊老師的幫助下,郝賀芬他們找到了幾家快遞公司進行試驗,有的快遞公司費用便宜,但它派送範圍隻到鄉鎮,不能入村且送達時間長;有的快遞公司能夠保證冷鍊運輸,但是費用是其他公司的一倍,會增加成本。經過多次協商,順豐成為巢狀市場的合作夥伴,考慮到巢狀市場是在助農,公司還給予了一定的折扣。
接下來就是包裝的問題,以雞蛋為例,以往村裡包裝比較簡單,擱一些青草把雞蛋埋在裡面,這樣既能保證在運輸過程中,雞蛋不會因為颠簸壞掉;當“巢友”收到雞蛋時,還能聞到村裡的青草香。但是轉向快遞後,這種形式肯定不行。葉敬忠團隊的老師帶着郝賀芬他們去探索,請教其他新農人電商以什麼樣的方式既安全又環保。
解決好運輸和包裝問題,郝賀芬他們并沒有直接将農産品發給“巢友”,聽從葉敬忠團隊老師的建議,他們做了一次試驗,将一批雞蛋肉類等産品發給葉敬忠團隊的老師,反饋意見改進流程後再發給“巢友”們。
有了快遞,巢狀市場的幾個群又熱鬧起來,接龍下單的消息一條接一條。收到貨後,“巢友”大部分反映,現在方便多了,不用提前在小區門口等待,也不用擔心有事不能及時取貨,快遞的冷鍊包裝更能保持農産品的新鮮度。
郝賀芬他們也覺得省事了不少,感覺快遞解決了以往進城送貨的一些難題,不用再提前辦進京證,不用害怕城管執法,不用擔心“巢友”取不到貨……
快遞進城方便了巢狀市場的雙方,對此,賀聰志并沒有太多欣喜。一方面,新的進城方式解決了農産品進城和快遞下鄉最後一公裡的問題,農民不需要再去面臨複雜的城市交通,省去了送貨中間的麻煩。但另一方面,也會影響到桑崗村小農和消費者面對面的互動,更可能會消解城鄉的強互動關系。農産品走向快遞,買賣的全過程都能在線上進行。久而久之,“巢友”平時見到村民們的機會變少了,小農進城的概率更低了。還有一方面就是快遞所帶來的環境成本和價格成本會分走小農一部分利潤;市場中的農産品需要重新定價,而這個價格一定是高于之前。
“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與巢狀市場最初的設想是有些相悖的。”賀聰志表示不願意看到巢狀市場變成隻是售賣農産品,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城鄉互動和信任随着快遞而消解。但也要面對一個現實——快遞是這個時代難以回避的必然趨勢。
從小農進城到快遞進城,現在的巢狀市場已經能通過快遞順暢地運轉,小農戶手中優質農産品能夠更快地到達“巢友”手中。
盡管如此,許新全告訴記者,很多“巢友”還會在微信上私信他,表示好久沒有見到他,問什麼時候他們能夠自己來送貨,順便帶走閑置的圖書和衣服。
“等到疫情完全控制,不再擔心因為疫情給桑崗村和‘巢友’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時,我們還會進城,送貨上門。”郝賀芬說,到時候,他們也能到村裡來,巢狀市場還是那個市場。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劉自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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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題:買賣之間,構建城鄉信任——一個普通村莊的巢狀市場觀察
監制:梁冰清 編輯:李憶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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