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具有不朽的地位，這不僅僅因為它是一部最早的詩歌總集，而且因為它是一部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經典。司馬遷說：“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他把這部經典視為聖賢書。《詩經》的經典性質是後代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無法相比的。曆代文人對《詩經》的學習，不隻是在文學技巧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民族文化精神層面。《詩經》為中國古典詩歌發展所開創的傳統首先體現在思想觀念上。第一，《詩經》奠定了中國古代詩歌關注社會、憂國憂民、熱愛祖國的寫實傳統。《詩經》所表現出的強烈的現實感、道德感和政治使命感，構成了一種“風雅”精神強有力地引導後代詩人的創作。

“風雅”精神成為後世文學革新的思想武器，如唐代陳子昂，針對齊梁間“風雅不作”的弊端而提出他的詩歌革新主張。李白也對“大雅久不作”的現象發出感歎。《詩經》所開創的對不公正社會現實的譏刺與批判精神哺育了後世無數對民生疾苦具有同情心的詩人。唐代杜甫所倡導的“别裁僞體親風雅”的寫作态度，白居易所主張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新樂府運動，就是繼承《詩經》的社會批判精神的很有代表性的詩論。第二，《詩經》确立了中國古代詩歌表達個人生活的抒情傳統。如果把《詩經》裡的詩歌分為以叙事為主和以抒情為主的兩類作品，那麼，“周頌”和“大雅”基本上屬于前一類，而“國風”和“小雅”則屬于後一類。

就整體上的藝術成就而言，《詩經》中的叙事詩不能和荷馬史詩相比。《詩經》真正的文學價值還在于它的抒情性，在于表達個人情感生活的豐富性。如曆來為人們傳誦的《小雅·采薇》，寫征人在還鄉路上的哀苦之情，凄婉動人：惜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它不愧是中國古代抒情詩的典範性作品。“楊柳依依”四字可謂寫盡楊柳姿态，誠如錢鐘書先生所評價的：“寫楊柳性态，無過《詩經》此四字者。”“國風”中反映愛情婚姻家庭生活的詩歌，有不少作品寫得真摯感人，已經形成某種深刻影響後人的抒情範式，如《衛風·伯兮》寫思婦對征夫的懷念感情深厚，其詩意常為漢魏以後的思婦詩所模仿。

《衛風·氓》寫無辜婦女在不幸的婚姻生活中被抛棄的悲慘遭遇，控訴男女在情愛生活中的不平等，其表達模式也為後世棄婦詩所仿效。《詩經》中的征戍詩，無論是表現保衛祖國的愛國情杯，還是抒發期待團聚的非戰情緒，都成為詩史上遊子從軍詩、思婦閨怨詩借鑒的文學資源。第三，《詩經》創立了中國古代詩歌以賦、比、興手法為主的藝術表達傳統。《詩經》所開創的寫作技巧是多方面的，在賦、比、興三種手法中，尤以比興手法頗具民族文化特色。比興成為詩歌創作思維特征的一個專有概念，為後代詩人所廣泛運用。比興拓展了中國古典詩歌藝術想像和藝術聯想的空間，啟發了中國古代詩人對興象、寄托、意境、情景交融等詩藝的追求。

楚辭、漢樂府、古詩十九首、建安詩歌、南北朝民歌等，都直接受惠于《詩經》所開創的比興傳統。比興經過曆代詩人的不斷發展也逐步完善和提高。另外，在詩歌體裁、結構、格式、題材、語言藝術等方面，《詩經》對後世詩歌的影響也是極為深遠的。魏晉人擅長的四言詩以及後代流行的箴、銘、贊等四言文體，都是對《詩經》四言句式的繼承和發展。後代詩歌的蟬聯格源于《大雅·文王》，對答體始于《齊風·雞鳴》，禽言詩則濫筋于《蹦風·鸱鴨》。總之，《詩經》作為中國古典詩歌的源頭，為詩史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和不朽的藝術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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