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晚年後，英明神武的漢光武帝劉秀，開始思索生老病死的問題。

曾經跟随劉秀打江山的元功宿将逐漸凋零，到了建武二十七年（51年），劉秀敬愛的舅舅樊宏也去世了。

壽張侯樊宏為人謙恭溫厚，他雖地位顯貴，卻常告誡子孫，與其富貴盈溢，不如保身全己。

臨終前，樊宏留下遺囑，要求實行薄葬，不用任何随葬物品。他認為，棺柩入土之後，不會再被人看見，而且棺木朽爛，隻會讓孝子們傷心罷了。

漢光武帝贊同舅舅的做法，并将這份遺書拿出來給文武百官看，說：“如果不順從壽張侯的意願，就無法彰顯他的美德，況且我萬歲之後，也要依照此法。”之後，漢光武帝親自前去為樊宏送葬。

劉秀是個好人，也是個好皇帝。

但在人生的最後6年，劉秀的心理似乎有些矛盾，他看淡生死、仁德愛民，卻又愈發迷信圖谶，欲以谶緯之學加強東漢王朝的統治。

《曆代帝王圖》中的漢光武帝畫像

漢光武帝痛别舅舅的這一年，北匈奴派遣使者到武威郡，請求與大漢和親。

劉秀沒有同意，告知武威太守，不必再接待北匈奴使者。

當時，南匈奴已經内附朝廷，而北匈奴不時侵擾東漢邊塞。有些開國元老以為，劉秀已下定決心與北匈奴一戰，便上書請戰。

其中，朗陵侯臧宮與楊虛侯馬武聯名寫了一篇長文。

這兩位是從當年綠林軍時期就追随劉秀征戰的老将。《後漢書》将二人并列，稱臧宮、馬武“撫鳴劍而抵掌，志馳于伊吾之北”。

他們到了晚年，仍能與劉秀推心置腹。

馬武為人勇武，有次喝醉了酒，對劉秀說，假如未能生逢亂世，臣就當一個郡尉，負責抓盜賊。劉秀笑着說，你自己别去當盜賊，落入亭長手中就可以了。

臧宮時常關注北匈奴的動向，對劉秀說：“願率五千騎兵以立功。”劉秀也笑着說：“你是常勝将軍，根本不把敵人放在眼裡，朕不能與你讨論敵情。”

建武二十七年（51年），北匈奴之所以遣使向朝廷示好，是因其饑疫連年，内部紛争不斷。

臧宮、馬武在奏疏中說：“匈奴貪圖利益，不講禮儀信義，困難時向朝廷叩頭求和，太平時便寇邊擄掠。如今，北匈奴遇到瘟疫，人馬病死，又遭蝗災、旱災，赤地千裡，他們現在困頓不堪，實力抵不上大漢的一個郡。萬裡之外垂死掙紮的性命，懸在陛下之手，機不可失啊！

現在，陛下可命令将領進駐邊塞，實行重賞，命高句麗、烏桓、鮮卑等進攻北匈奴左翼。如此一來，滅北匈奴，不過數年之事。臣等擔心陛下仁慈，不忍開戰，而朝中的謀臣又猶豫不決，使刻石銘記萬世的功業無法在聖明的當朝實現。”

向來以“柔道”治國的劉秀，拒絕了兩位老将請戰的建議。

劉秀用诏書回答他們，說：“《黃石公記》裡有句話：‘柔能克剛，弱能勝強。’

舍近謀遠的，往往勞而無功；舍遠謀近的，往往安逸而有成果。所以說，一心擴大地盤就會精疲力竭，一心推廣仁德就會壯大強盛，擁有自己所應有的就會平安，貪圖别人所應有的就會殘敗。

暴虐之政，雖成必敗。如今，國家沒有推行為民造福的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連自己都不能保全，難道還要再去經營邊遠的塞外嗎？”

漢光武帝劉秀早年是個儒生，曾求學于長安，稱帝後仍尊儒重教。

此時，他想起一個故事：春秋時期，孔子在魯國時，掌握魯國實權的季孫氏貪圖利益，要讨伐小國颛臾。孔子得知此事後說，恐怕季孫氏的憂慮不在颛臾，而是在自己内部。後來，季孫氏果然日漸衰微。

于是，劉秀借用孔子的典故對臧宮等人說：“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颛臾。’如今北匈奴的實力依然強大，而我們已屯兵邊塞，開墾田地，進行戒備。即便能以一半國力消滅大敵，這也不是我的願望。若是時機未到，不如讓人民休息。”

漢光武帝劉秀從來不是一個文弱書生，他年輕時起兵，能以數千之衆，帶頭擊潰敵人數十萬大軍，用了十餘年的時間，滅王莽、收河北、平關中、定關東、得隴西、取巴蜀，終于平定天下，完成了“複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的夙願。

他在戎馬倥偬的歲月中，曾親眼目睹戰争年代“野谷旅生，麻草尤盛，野蠶成繭，被于山阜”的凄涼景象，一統天下後更是時時不忘生活艱苦的老百姓。

為此，劉秀頒布了多道诏令，釋放奴隸、丈量土地、輕徭薄賦、裁軍簡政、平反冤獄，但東漢初年“百姓虛耗，十有二存”的危局，需要多年的休養生息才能化解。

息民，一直是漢光武帝實行的國策。

“苟非其時，不如息民。”假如不能推行善政，使百姓衣食溫飽、安居樂業，又怎能勞師動衆、征讨辟遠呢？

史載，建武二十七年，劉秀否決出兵匈奴的提案後，“諸将莫敢複言兵事者”。

漢光武帝畫像

從劉秀給臧宮、馬武的答書中，有學者發掘出一個有趣的觀點，認為這道诏書不僅是漢光武帝多年來推行柔道治國的總結，也體現了劉秀對谶緯之學的推崇，實則是一段經、谶牽合互證的文字。

作為劉秀思想依據的《黃石公記》，本來就是一種流行于兩漢的谶書。

所謂谶緯，谶是“圖谶”，即用詭秘的文字或圖像編造預言、隐語，作為上天的啟示，來解釋吉兇禍福、治亂興衰；緯，是用天人感應、陰陽災異等神學理論來解讀儒家經典的“緯書”。

兩漢時期，谶緯常被政治家用來制造奪權或鞏固政治的輿論，也被儒生用來擡高儒家經典的地位，給儒學增加神聖光環。

西漢末年，王莽掌權時，征召精通天文、圖谶、月令等學說的“天下異能之士”數千人。這些人将散布在天下的圖谶、緯書彙編成冊，為王莽篡漢營造輿論氛圍。

漢光武帝劉秀也十分迷信谶緯之學，或者說，他很會利用谶緯。

《後漢書》記載，劉秀早年帶兵時，每逢作戰間隙，都要誦讀儒家經典，再取出《河圖》《洛書》等圖谶之書閱覽。為了稱帝，劉秀又借圖谶《赤符伏》為自己宣傳造勢，用“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等谶語，證明自己起兵奪天下是順從天意。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研究中國古代治亂興衰的曆史規律，提出了其平治主張：“天下未定，先以驅除；天下已定，納以文明。”而在東漢初年，兼有儒生、皇帝兩種身份的劉秀，他所設想的文明制度，是建立在谶緯之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很多儒生因此深陷于妖佞化、神秘化的圖谶迷霧中，對谶緯之學趨之若鹜，推崇備至，神棍大行其道。

漢光武帝善于利用谶緯。圖源/影視劇照

然而，當時的大儒并非都對谶緯之學買賬。

晚年，漢光武帝要在都城洛陽修建靈台，向學者桓譚征詢建議，問此事是否要以谶語來做決定。

桓譚不給面子，說：“臣不讀谶。”

漢光武帝迷信圖谶。桓譚卻說，陛下要追尋聖明先王的史迹，以仁義正道為根本，還是摒棄小人的邪說，多讀讀儒家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

桓譚屢次反對谶緯之學（“極言谶之非經”），讓漢光武帝頗為不悅，遭到貶黜。

還有一次，劉秀命經學家尹敏校正圖谶。但尹敏回奏劉秀說：“圖谶非聖人所作，裡面有不少錯别字，很像世俗的俚語，恐怕會贻誤後人。”

劉秀不以為然，堅持讓尹敏校對。尹敏無奈之下，隻好在谶書缺文之處加上一條“君無口，為漢輔”。君無口，就是尹字；為漢輔，即漢朝輔國大臣。劉秀不解，問他是何故。尹敏答道：“臣看見以前的人編圖谶都是這樣，我不自量力，也學着做了，私心想僥幸還能當個丞相。”

劉秀對此十分不滿，但還算脾氣好，沒有懲罰尹敏，隻是不再重用他。

對這些反對谶緯思想的官員，有時劉秀也無可奈何。

有個叫劉昆的陳留人，在江陵（今湖北荊州）當縣令，縣裡發生火災，劉昆對着着火的地方磕頭，大火随即熄滅。之後劉昆到弘農郡當太守，郡裡傳說有老虎背着幼虎渡過黃河。

漢光武帝早年起兵時也做過類似的宣傳，據說劉秀有次回老家，遠望住宅南面火光沖天，但他到後，大火燒了一會兒就消失不見了。

聽說劉昆的事情後，漢光武帝以為劉昆是個奇人，就征召他入京當光祿勳。光武帝問他，以前你在江陵，可讓風向轉變，撲滅烈火；後在弘農當太守，老虎背着幼虎渡過黃河，你推行的都是什麼德政，才會發生這些奇異的現象？

劉昆老實回答，這些不過是巧合罷了。

左右侍從都忍不住笑起來。劉秀隻好歎息說：“這才是長者說的話啊！”随即下令把這件事記載在史書上。

在一個奉谶緯為“正宗”的時代，仍有反對谶緯的“異端”存在，一世英名的漢光武帝也會不時自我反省。

建武三十年（54年），漢光武帝車駕東巡。群臣上書提議：“陛下即位三十年，應當到泰山封禅，祭祀天地。”

漢光武帝卻反思道，朕即位三十年，百姓心中充滿了怨恨的情緒，封禅騙得了誰？難道要欺騙上天嗎？

封禅，是中國古代統治者到泰山祭祀天地、告功于天的盛典，往往百年難遇。

劉秀覺得，自己還不夠資格。

随後，漢光武帝下诏，若是各郡縣官員派人來給皇帝祝壽，溢言虛美，歌功頌德，朕一定要剃掉他們的頭發，處以髡刑，并命他們去邊疆屯田。大臣一時不敢言封禅之事。

不過，随着年老體衰，劉秀明白，封禅可以起到樹立政治權威的功用。他開創了東漢王朝，要想辦法統一其思想、鞏固其統治。

于是，年已垂暮的劉秀，再次将朝政與谶緯聯系起來。

泰山星空。圖源/圖蟲創意

建武三十二年（56年），群臣再次上奏：

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辄拒絕不許，臣不下敢頌功述德業，《河》《洛》谶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以和靈瑞，以為兆民。

大臣們這回學聰明了，搬出劉秀重視的民心，說陛下去封禅，就是為了給百姓祈福啊！同時，他們引述圖谶，證明皇帝應該到泰山封禅。

迷信谶緯的劉秀翻開《河圖·會昌符》一看，上面果然寫着：“赤劉之九，會命岱宗。”岱宗，即泰山。至于為何有這句話，他沒必要去深究。

在谶語的指引下，劉秀沒有再推辭，他命群臣依照漢武帝元封年間封禅的舊典，籌備金泥（用水銀和黃金制成的封泥）、玉檢（玉制封檢）與用青石制成的巨型方石。

正月，漢光武帝親率諸王公大臣、文官武将，組成盛大的儀仗隊伍，浩浩蕩蕩前往泰山。

二十二日清晨，漢光武帝在泰山南麓祭天。午後到達山頂，百官引用《河圖》《洛書》等谶文，宣揚光武帝“受命中興”等三十六項大功。

尚書令獻上玉牒及玉檢，由漢光武帝親手钤封，太常命騎士兩千餘人擡起壇上的方石，尚書令将玉牒藏入其内以後，用方石蓋好，再用五寸之印封好石檢。

登封禮畢，漢光武帝再次叩拜上天，百官齊呼萬歲。之後，漢光武帝一行人歡欣鼓舞地沿路而下，禅于梁父。

回到都城洛陽後，漢光武帝大赦天下，改元為建武中元。

實際上，封禅隻是表面工程，背後有着劉秀更深層的考慮。他要将谶緯規範化，使大漢長治久安。

同年，62歲的漢光武帝下诏，“宣布圖谶于天下”。

“宣布圖谶于天下”，就是将谶緯之學上升為國家意志，同時，朝廷壟斷了對谶緯的解釋權，嚴禁民間私造谶緯。漢光武帝推崇的《河圖》《洛書》等谶書與諸經對應的“緯書”被正式确立為治國施政的依據，成為儒生的必修内容，以便大漢子民世世尊奉。

盡管谶緯之學在東漢後逐漸退出曆史舞台，但漢光武帝大力倡導谶緯的做法，對後世影響深遠。

東漢，劉秀将儒學谶緯化，知識分子跟着學這些經過官方改造的“經學”，一些儒者對學生“以圖緯教授”，導緻迷信學說流毒于天下。

東漢以後，曆朝曆代為了滿足其政治需求，多次對官方地位的儒學進行改造，知識分子趨炎附勢，帶頭響應，遂使儒家經典面目全非，徹底淪為統治工具。

故而，曆史學家呂思勉說：“自東漢至今兩千餘年，可謂誤入歧途。”

清人繪漢光武帝晚年畫像

05

宣布圖谶于天下，漢光武帝心滿意足地完成了這人生中的最後一件大事。

這時候，又發生了一件在當時看來毫不起眼的“小事”。

建武中元二年（57年），春寒料峭，一個遠道而來的使臣來到了洛陽城。

這名使臣上奏漢光武帝，說他來自一個叫“倭”的地方，奉命渡過浩瀚的大海，前來大漢拜見皇帝。史書記載，“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也就是現在日本所在的位置，但當時日本列島上隻有大大小小數百個分散的部落。

随着大漢國力恢複，四夷多有使者前來表示歸順，奉貢朝賀。

漢光武帝一視同仁，賞了倭奴使臣一枚金印，上刻三行五字——“漢委奴國王”（“委”通“倭”）。倭奴使者捧着金印，樂呵呵地渡海歸國。

《後漢書》中的這段文字，是中國帝王最早接見日本使臣的記載。

漢光武帝不經意間的一個舉措，讓彼岸的小國從此深深折服于華夏文明。此後，漢委奴國王金印逐漸銷聲匿迹，直到18世紀，日本志賀島上的一個農民在拓寬水路時，偶然間發現了這塊古老的金印。金印出土後又輾轉百年，現陳列在日本福岡市博物館。

時間的浪潮中，雖有文物不朽，但人終歸是世間過客。

即便如漢光武帝般雄才大略的君王，也抵抗不住歲月侵蝕。

漢委奴國王金印出土處石碑。圖源/圖蟲創意

06

建武中元二年（57年）二月，漢光武帝病危。

劉秀可能有心腦血管疾病，去世前曾兩次患病，分别是建武十七年與建武二十年，一度“風眩黃瘅”，以為自己将死，但病情都得以好轉。

他是東漢壽命最長的一位皇帝，在位時從不怠政，每日早晨主持朝會，午後才散，之後還要召見大臣講說經義，到半夜才睡。

太子劉莊（即漢明帝）不忍心父親太過勞苦，勸谏道：“陛下有禹、湯執政的聖明，卻沒有黃、老養生的福分，希望陛下愛惜身體，頤養精神。”

劉秀卻說：“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太子劉莊後來也成為一代明君。圖源/影視劇照

但這一次，在位32年的漢光武帝大限将至，他病倒在洛陽南宮，閉上了他疲憊的雙眼。

漢光武帝留下遺诏：“朕無益于百姓，後事都照孝文皇帝制度，務必儉省。刺史及二千石以上的長吏都不要離開自己所在的城邑，也不要派官員來京或送書吊唁。”

劉秀追慕舅舅樊宏薄葬的風範，要求“務必儉省”，仿照漢文帝的制度，葬以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地不過二三頃，無山陵陂池。

一代英主，就這樣安靜地離開了人世。

漢光武帝劉秀在有生之年實現了天下太平，他多年來堅持“息民”的國策卓有成效，社會趨于安定，經濟逐年好轉。

到了其子漢明帝在位時，已經出現“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盛世景象。與此同時，一個谶緯的時代，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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