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黃霁潔 明鵲 朱瑩 溫潇潇 葛明甯

特約撰稿 張小蓮 實習生 張卓 沈青青 陳媛媛 藍澤齊

住院15天後，2020年2月1日，陽光明媚，湖北黃岡市中心醫院的醫生黃虎翔準備出院了。他瘦了一些，洗了澡，換了衣服，戴上口罩，聯系好社區的出租車，住到嶽母的空房裡，一個人隔離，在家看一張張病人的片子。

之前一年隻休七天，他說，從醫以來，從未休過如此漫長的假期。

2月12日，和許多被感染的醫護人員一樣，結束隔離的黃虎翔回歸醫院，與同事一起再次投入對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療。

這些患者裡，可能包括他的同行，也是他的病友。

2月14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在新聞發布會上透露，截至2月11日24時，全國共報告醫務人員确診感染1716名，其中有6人不幸辭世。

就在新聞發布會的這天，武漢武昌醫院的一位護士柳帆又因感染新冠肺炎不治離世，僅四天後，2月18日，武昌醫院的院長劉智明因感染新冠肺炎搶救無效逝世。

醫護感染是如何發生的?回溯和審視這些，早期的“未設防”，疫情爆發後猛增的病人和相對不足的防護和人力，互為因果，又共同釀成了悲劇。

劉智明 資料圖

始于12月： 未設防的“人傳人”

距離華南海鮮市場300米，武漢市優撫醫院是最早接收到新冠病毒信号的醫院之一。

去年12月12日，一位海鮮市場的商販來就診，身體不舒服，高燒不退。“主任聊了幾句，建議他去後面的五醫院或者中心醫院”，在優撫醫院工作了4年的護士王露說。

優撫醫院是一家以精神專科為主的二級醫院。王露告訴澎湃新聞，因為距離海鮮市場近，商戶們喜歡在醫院停車場卸貨，市場的蛇曾經鑽到醫院裡來，要是有商戶發燒感冒，優先會來優撫醫院，“小醫院人少，流程簡單，挂個号，連隊都不用排”。

優撫醫院一位門診醫生陸陽說，那段時間醫院陸續接診到一些“像是流感”的病人，醫生們之間也在讨論。“這些病人也不是難受也不是胸悶，都是發燒、咳嗽這些症狀”，醫生們會建議上CT，拍個胸片，但好多病人不會一下子就願意做CT。

當時，對于新冠肺炎的傳染性，即使是一些醫護人員也無從知曉 。優撫醫院精神科病區一位醫生透露，12月中旬，醫院曾得到上級指示，大意是華南海鮮市場附近有肺炎個案，但不是非典，也沒發現人傳人。

武漢市衛健委12月31日的通報再次強調了這點。通報稱，在全市醫療衛生機構開展與華南海鮮城有關聯的病例搜索和回顧性調查，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重，其餘病例病情穩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轉拟于近期出院。到目前為止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這天是跨年夜，王露下了班，按照計劃，她準備去華南海鮮市場買火鍋底料和食材。轉念，她想起主任在開晨會時提到“醫院出現了疑似病例”，同事在微信群裡極力勸說，王露擔心起來，最終早早回了家。

沒人料想到，病毒在悄無聲息地蔓延。病人在短時間内湧入，與之相應的醫院防護卻慢了半拍。

2020年1月8日，湖北省第三人民醫院緊急開放發熱門診，此前主要負責住院部的醫生胡晟被臨時調往門診做負責人。

“剛開始的時候，都是I級防護，戴口罩。”胡晟告訴澎湃新聞，到1月中旬，問題變得嚴重了，醫院趕緊提升了防護等級。

胡晟(左)和他的同事 。圖片來源：湖北省第三人民醫院

1月17日，優撫醫院也大面積出現發燒、咳嗽的病人，CT結果顯示異樣。“那時候我們用的都還是普通的醫用口罩”，王露介紹說。在不設發熱門診的這家二級醫院，防護等級跟上得更晚一些。

同一時間，優撫醫院出現了第一位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醫生，讓醫護們警惕起來。

醫院的外科醫生易立新對這一病例很熟悉，“當時沒有核酸檢測，CT是有侵蝕狀的，3-4天中進展很快，出現臨床症狀，非常典型”，易立新覺察到情況危急，“但是上報後，因為沒有核酸檢測，上級部門不認同這個病例。”

陸陽告訴記者，優撫醫院較早申請了核酸檢測，但卡在檢測試劑很緊張的關頭，一直沒有拿到，醫院第一批通過核酸檢測确診的病人直到1月23号上午才拿到結果。

易立新說，所幸醫院反應快，17日就成立了隔離病房，叫停了這天的春節聯歡會。在陸陽的記憶裡，17号下午，醫生們就往新建大樓的隔離病房裡搬了物資，18号消毒，當天下午病人就住進去了。

優撫醫院隔離病房，護士在護理病人。受訪者供圖

“我們在進呼吸科(隔離病房)的時候已經穿了隔離服，那個時候護目鏡還有，我們和醫院提出來，醫院馬上就把(防護)物資搞進來了”，陸陽回憶。

當時上級部門提出排查新冠的标準之一，是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但陸陽發現，一些沒有接觸史的病人CT也有問題。他們決定“先斬後奏”，把這些病人也收治進了隔離病房。

易立新透露，自那之後，優撫醫院醫護感染總人數大約50人，沒有新發病例，都在慢慢痊愈。

1月以後： 病人激增，沒有“一線”概念

1月份，鄰近優撫醫院，距離華南海鮮市場大約1.5公裡的武漢市中心醫院發熱病人激增。

18日前後，中心醫院疼痛科主任蔡毅接診了一位疑似新冠肺炎的病人。令他納悶的是，有些人開始沒有症狀，隻是疼痛，後來拍了CT，他察覺到不對勁。蔡毅記得，那會兒大家不了解疫情，醫護人員都沒有戴口罩。

“這一病人感染了科室裡的一位護士，目前護士仍在住院”，蔡毅透露，“李文亮醫生發聲後，我們最初都以為是造謠，上面也有領導這麼說，直到後來我自己收了一個這樣的病人，馬上上報，才知道不是(謠傳)。”

而李文亮自己，也在接診一位“病毒性肺炎”患者後，出現咳嗽發熱症狀，1月12日入院治療。

病人增多，人手不夠，第二天，蔡毅關了科室，11個醫生全部上了一線。“潮水”，那是蔡毅想到大量病人出現時的第一個詞，“那兩天，30個病人，一下子就收滿了。”

武漢中心醫院後湖院區的急診中心改為發熱門診，通往内科診室的通道已關了燈。 澎湃新聞記者 葛明甯 圖

“疫情早期，還沒有‘一線’概念，醫院(按科室)照常工作，沒人提防護，口罩是自己備的”，另一位在17日确知自己感染的中心醫院醫生尹文向澎湃新聞記者分析。

這解釋了為何初期，一些急診和呼吸科以外的普通科室反而成為醫護感染的重災區。“确實低估了傳染性”，武漢市第一醫院的内科醫生林子甯也後知後覺病毒的“狡猾”。

和普通民衆一樣，對呼吸道傳染病并不熟悉的林子甯也是在新聞中得知新冠病毒出現在華南海鮮市場，“當時沒有很害怕，1月初，還沒聽說這個疾病要死人。平時我們工作中會用普通口罩戴兩層，外科口罩也是從17、18号左右開始戴的。”

林子甯對澎湃新聞記者指出，在第一醫院，普通科室醫護人員的感染率高于發熱門診，她認為這源于很多病人并不是因為發熱就醫，“例如他的症狀是以腹瀉為首發，後來才發現不是單純的腹瀉。”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在醫學期刊《JAMA》發表的回顧性研究顯示，1月1日到1月28日，該院138名确診患者中，41%(57人)為院内感染，其中29%(40人)為醫護人員。感染的醫護人員中，來自普通科室的醫護人員共31人，占77.5%，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症醫學科一病區

1月22日，林子甯自己中了招，咳嗽不斷，直至27日确診入院。她能想起的傳染源是之前接診的一位病人，林子甯給他聽診，需要貼很近，病人當時正在說話。彼時，普通科室沒有防護服和護目鏡，她的“裝備”隻有口罩、帽子、手套、隔離衣。

兩天後，林子甯的眼睛球結膜開始出血。

和林子甯類似，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心血管内科醫生周甯也是意外被感染。

1月17日，一位已經出現心源性休克症狀的病人前來就診，鑒于當時的肺炎疫情，周甯習慣性地詢問有沒有發熱和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病人否認了，“但你不能太責怪病人，他入院時确實體溫正常、沒有咳嗽等症狀，所以我們除了口罩帽子的日常防護之外，沒有提高防護級别。”

1月19日，手術順利結束，21日出院時，病人突然告訴護士入院之前曾經發過燒，12月初還去過華南海鮮市場，“要命的是，他是廚師，經常會處理從華南海鮮市場流出來的活禽和野生動物”，周甯後來回憶。

當時，武漢的疫情已經擴散，周甯緊張起來，開始回想與病人的接觸史和暴露風險——18日術前談話時雖然戴着口罩，但沒有保持1米的安全距離;手術成功後，周甯曾摘下口罩和他握手緻意、交談。

周甯一下子感到自責，立即通知科室同事自行監測體溫，加強防護。1月21日，周甯下了夜班，出現發熱、惡心、腹瀉、暈眩的症狀，第二天血常規和CT結果表現為高度疑似，他開始居家隔離。

新冠肺炎患者最初症狀的模糊讓不同科室的醫護措手不及，直至1月20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别專家組組長鐘南山在接受央視新聞采訪時表示，新冠肺炎“肯定人傳人”，明确存在14名醫務人員感染。

同日，國家衛健委發布1号公告，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并采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

澎湃新聞查詢發現，這一時間前，醫護人員感染人數已較快攀升。

1月29日，《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發表了一份由中國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等單位人員撰寫的研究報告。報告對截至2020年1月23日向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上報的425例新冠病毒感染患者進行了分析，發現在1月1日之前發病的确診病例中沒有醫護人員;而在1月1日-11日之間，醫護人員占确診患者比例達3%;在1月12日之後，比例增加到了7%。

而截至2月14日，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字節跳動醫務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資助名單所公布的278名被感染的醫護人員中，大量在18日後被确診感染，2月5日後，确診人數下降。

278名被感染醫護，确診感染時間分布;數據來源：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字節跳動醫務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資助名單(截至2月14日) 制圖：藍澤齊

278名被感染醫護，供職醫院分布;數據來源：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字節跳動醫務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資助名單(截至2月14日) 制圖：藍澤齊

1月24日除夕，周甯出現疑似症狀的第四天，因為工作和學習10年沒和父母一起吃年夜飯，為了一了父母的心願，不讓他們傷心，周甯戴着雙層口罩，坐在餐桌旁，保持了一米的安全距離，“看”了一桌豐盛的年夜飯，筷子沒動一下。

周甯後來在自己的公衆号上自述：

強忍淚水的笑臉之下，我知道爸媽心裡該是有多難受和擔心。

……

每當我回家手舞足蹈地告訴他們我今天救活了哪個病人，每當我發表了論文、捧回了獎杯、得到了表揚，還有當我哭笑不得地拎回了病人送的土雞蛋，他們臉上總是笑開了花。

但更多的時候，我帶給他們的不是榮耀，而是無盡的擔憂、害怕。

……

我不能指望老人們能理解我們。作為同濟醫院的醫生，我們要承擔的任務，遠遠不止看幾個病人、做幾個手術這麼簡單。就像這一次疫情當頭，作為暴風眼中的醫院，同濟是穩定疫情的基石，是鎮定軍心的旗艦，也是指揮戰役的前哨。

我們的使命注定更多、更重。

“看”完年夜飯，我又開車回到了隔離屋。

苦戰1月： 防護“黑洞”與“超載”工作

“就地轉崗。”何軍是武漢一家三甲醫院的醫生，1月17日上午，全院開會，宣布科室重排;當日下午，何軍進入新成立的感染二科。

病人數量隻增未減，“一線”被不斷擴充——這意味着越來越多的定點醫院、被臨時改造的病房和緊急接受培訓的各科室醫護人員。

但武漢原有的傳染病防護資源有限。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重症醫學科工作了近11年的護士朱誠分析，這是即使一些定點醫院也無法接收病人的原因，“按傳染病房标準來設置的醫院不多，除了金銀潭醫院和肺科醫院，其他醫院臨時改造的病房不一定能達到标準。”

1月24日除夕傍晚，何軍已連軸轉了一周，一天睡2-3小時，門診病人最多時一天有350-370個。躺在病房外的沙發上，何軍向澎湃新聞吐露多日的擔憂，聲音嘶啞：醫院裡用擔架、輪椅将重症病人運入隔離病房，沒有專用電梯，隻有經過醫護通道，消毒難以及時跟上。

呼吸道傳染病房的設置遵循“三區兩通道”原則，即清潔區、緩沖區、污染區與醫患分開的兩條通道，而在一些緊急時刻，這些分界并不明晰，暴露出院内交叉感染的隐患。

武漢一家三甲中醫院的急診科護士吳悅在24日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也提到，她所在的急診科當時不具備相應的隔離條件，黑壓壓的病人聚集，“高度疑似患者自由地走來走去。”當時科室的防護隻有手術衣，數量有限，僅能提供搶救的醫護人員穿。

吳悅透露，元旦過後，醫院内部即公布了新冠病毒人傳人的消息，“但是不允許拍照、不允許錄音、不允許外傳。”即便如此，物資也無法立即到位。

正是同一時期，防護物資開始肉眼可見地告急。

1月23日，湖北省中醫院、武漢協和醫院、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武漢市中心醫院、武漢市第一醫院、武漢市第三醫院等8家醫院相繼對外發出公告，呼籲社會捐贈N95口罩、防護服等物資。

“節約，再節約，能多穿半個小時就穿半個小時……”護士長催何軍。何軍已很難顧及防護服需4小時更換的時限，通常，防護服會分配給更急需的醫護，“護士要給病人輸液，近距離接觸，更危險;一些為病人插管的醫生也會優先穿，以防病人有分泌物噴濺出來”，他介紹。

何軍隔天回家洗澡，衣服全部曬完之後，還用火烤，“病毒怕熱。”從浴室裡出來，何軍立刻吃兩片安定。睡不着，但他必須要入睡，不然無法保證免疫力。

疫情蔓延，醫院人手緊張，醫護人員往往超負荷工作。1月5日，黃岡市中心醫院醫生黃虎翔在呼吸科接診了第一位發熱病人，1月15日左右，中心醫院被設為定點醫院，病人一天天增多。

黃虎翔後來回想，那段時間病患多，可能不小心接觸到感染患者，又經常加班，免疫力也下降。在黃虎翔被感染前，科室裡24個醫護人員中，已有2名護士、1名醫生被感染。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急救中心護士郭琴也憶起被感染時可能不足的免疫力。

1月初，正是流感、心腦疾病高發期。1月6日，醫院裡來了位50多歲的重症患者，郭琴參與了緊急搶救。之後一周，她又接觸到四五位後來被确診為新冠肺炎的患者。那陣子，她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隻能睡四五個小時，感覺很疲憊。

郭琴成了中南醫院首個被感染的醫護人員。1月13日，住院第一晚，郭琴徹夜失眠。耳邊，回響着治療推車走動的聲音，監護儀器的響聲，和護士急匆匆的腳步聲。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彭志勇向澎湃新聞記者介紹，郭琴感染後，醫院開始重視防護措施，“之後各醫院的醫護人員都很警惕，我們會注重戴口罩、洗手，避免人員接觸，醫護人員吃飯時也背對背，彼此距離一兩米左右。”

感染新冠肺炎痊愈後返崗的護士郭琴。受訪者供圖

1月底至2月： “還在頂着”，“支援來了”

印象中，林子甯隻知道自己是第一醫院第一批倒下的醫護，在她之前已有同事被感染。林子甯回憶，武漢市第一醫院在20号設立發熱門診後，在發熱門診和發熱病房配發防護服、護目鏡，“估計基本可以保障，但是其他科室可能就有點跟不上。”

從1月27日确診住院至今，她的病情反反複複，但更多的時候，她想的不是自己。“每天看着一線的同事那麼辛苦，心裡面很難受。”林子甯說，她現在每天也換口罩，隻要醫護人員進來，就算在吃飯，也要把口罩戴起來，就怕他們也被感染了。

各醫院的防護等級漸漸達标，物資缺口還是最頭痛的難題。

武漢市第一醫院在23日第一次宣告物資短缺後，又于1月26日、2月10日再次求援。這幾天，來打針的護士帶着不符合規格的口罩，林子甯問起來，她們隻是說：“哎呀，每天都在變。”她們樂觀、坦然，讓林子甯很感動。

隻有一次，她意識到自己曾離死亡很近。一天清晨近5點，她覺得乏力，缺氧，迷迷糊糊在睡覺，沒聽到對面床的重症病人被宣告臨床死亡。林子甯沒看見他的臉，直到殡儀館過來接人，才知道這一消息。

林子甯體質不好，原有哮喘，此後呼吸特别困難時，她會在心底生出害怕。

何軍的一位搭檔在科室成立第一天接診發熱病人後，渾身酸疼、發燒，确診感染新冠肺炎，有病人離世，“騰出”一張床，搭檔成了他的病人。

一個月來，他所在醫院的防護物資依然短缺。2月初，科室的防護服已耗盡，醫護們隻能穿着藍色的隔離衣進入重症病房。

2月9日，何軍也感染了，他向記者發來CT報告單，“自己給自己看病。”筆記本上，他細細寫好接下來要服用的藥物，為自己開了吊瓶。

2月16日，澎湃新聞回訪吳悅，她也确診感染了新冠肺炎，于2月初住院治療。“前幾天做CT，肺部磨玻璃狀還在漲”，吳悅對澎湃新聞說。

她用了14天的激素治療，“腳背的趾頭、踝關節都疼，晚上稍微動一下，不停地出虛汗。早上把衣服換下來，搓一下，我的呼吸就跟不上來，要吸氧、躺好半天，才能緩過來。”

“武漢一線醫護人員物資仍有較大缺口”，2月11日，湖北省衛生計生宣傳教育中心運營的“健康湖北”公号再次公布武漢25家醫院受捐公告。

那時，武漢市中心醫院剩下的物資指日可數，醫護隻能在工業N95口罩外面加一層外科口罩。“外科口罩防水、防液體噴濺，工業N95隻能防油性顆粒、霧霾等”，中心醫院負責物資聯絡的醫生黃磊介紹。

“醫用N95口罩非常少，每天給我們發200、300個，要用4000個，怎麼夠呢?每天防護服要發出去2300套。我們要屯10天的量，所以防護服至少要準備20000套，口罩要準備40000個。”黃磊在2月11日對澎湃新聞表示，她的電話在近日被“打爆了”，“我們也在收民間捐助，但是消耗太大，合格的物資産量本身就不高，肯定是不夠的。”

武漢市中心醫院受捐公告

澎湃新聞獲取的一份武漢市中心醫院物資需求清單顯示，從防護類用品的每日消耗量來看，醫用防護服2280件，N95口罩4560個，一次性隔離衣4560件，醫用防護靴套2280雙，防護面屏2280個。

2月17日，中心醫院負責物資聯絡的醫生胡曉松告訴記者，現在物資情況好轉了一些，政府定向捐助和民間捐助多了起來，“但N95口罩還是比較缺，一線醫護人員的外科口罩、隔離衣可以保障了。”

過去一個多月，中心醫院至少150名職工确診或疑似感染新冠肺炎，受訪的兩位中心醫院醫生向澎湃新聞證實了這一數字。

“後湖院區19-21樓，每樓有半個病區是本院職工，每半個病區編制47張床，不包括輕症沒住院的”，另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中心醫院後湖院區醫生尹文對澎湃新聞說。

多位中心醫院醫生證實，該院眼科、心胸外科、泌尿外科的三位大夫，一位上了呼吸機，兩位在靠ECMO(人工肺)維持生命。在重症病房的護士朱誠沒想到，最後送進來的會是昔日的同事。

醫護人員感染，進一步加劇人手不足，蔡毅見過護士長的哭，“她沒有感染，是她底下的人感染了，其實她也一直在咳嗽，但肺部沒有感染，所以每天還在頂着。”

2月之後： “期盼醫務人員零感染”

2月7日，跟随上海第四批援鄂醫療隊出發去武漢時，陳翔壓力很大，“都期盼醫務人員零感染。”

陳翔是上海中山醫院院感科的醫生。院感，即對醫院内部發生的感染進行有效的控制。疫情中的醫護感染将被忽視的院感問題帶出水面，此次各地支援武漢醫療隊中增添了專業的院感科醫生。

平日裡，院感科的工作大多是預防患者因長期住院導緻的交叉感染，在醫務人員方面，院感科會關注醫生護士護理病人時的接觸預防、無菌操作，“很少遇到這樣大型的傳染病，醫護人員周圍都是确診的傳染病人”，陳翔對澎湃新聞說。

培訓時，她能感受到團隊裡醫護人員對防護的重視，“一個人穿防護服，旁邊的人都會幫忙看對不對，有沒有包嚴”，這讓她覺得欣慰。

成員大多年輕，沒有經曆過2003年的非典，很少有感染防控經驗——有的醫護覺得一層口罩不夠安全，就戴兩層，“這是不可以的，随着活動肯定會錯位或移動，漏氣就相當于白戴”;有的醫護會把護目鏡戴在防護服外面，“摘掉護目鏡後，脫防護服時眼睛就沒有受到保護。”

陳翔介紹，感染防控是一個全套的流程，到達武漢後，她最先投入到醫療人員居住的酒店、上下班的公交車的防護中，感控措施包括消毒、避免人員接觸等等。

到達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後，她也親眼見到當地硬件條件的滞後，普通病房很多是臨時搭建，區域之間做不到完全密封;理論上從清潔區進出污染區，有兩個分開的緩沖區，但醫院裡隻有一個，有人在穿脫防護服時，還會有其他人進出，風險重重。

醫護人員齊心協力救治一個危重患者。中山醫院 供圖

陳翔隻有從最原始的方法開始改進：門與門之間的縫隙拿膠帶貼，進入緩沖區前要求先敲門……

實操起來也有困難。在污染區，長時間工作，穿着防護服呼吸發悶，體力也吃不消，一些醫護人員會急于脫掉;在實際工作中一般是一個人脫，沒有辦法互相監控、監督，而脫防護服往往是風險較大的環節，需要緩慢細緻來保證安全。

陳翔臨時去家具店買了全身鏡擺在緩沖區，讓醫護慢慢對鏡操作，醫院也安排護士長和專門的感控護士一起配合監督。陳翔知道，感染控制在于把控細節中的每一個風險，“管天管地管空氣”，她這樣笑稱院感的工作，“精準、科學的防護也很重要，無需過度防護，例如在清潔區，一般要求戴外科口罩，穿工作服。”

醫療隊帶了一部分物資接管病區，緩解了物資的緊張，隻是仍要吃緊着用。每天，陳翔會從醫護人員那裡拿到不同标準的防護服，她要一一審核，除了查看檢測報告，還需要檢查包裝是否破損，使用期限是否過期。

最初物資缺乏，她和醫療隊剛來時，沒有長筒的鞋套，就用醫用垃圾袋替代，厚實一些;沒有N95口罩，就戴工業口罩，外科口罩戴在外面，效果會好一些。

她很難判定，此前大量醫護人員感染是源于哪一個環節，“特别是這種經過呼吸道傳播的疾病，一點點的漏洞也許就會被感染”，這讓陳翔感到難受，“每一個數字對我來說都很心痛，都是我們的戰友，而且我們也可能會變成其中的一個。”

回望2003年的非典疫情，醫務人員感染多發于疫情初期。北大附屬人民醫院在2003年3月15日收治了一位疑似SARS患者後，沒有采取嚴格防控措施，直至93名醫護感染，4月24日，整座醫院被隔離;而在後期建立的小湯山醫院，參與治療和護理的1383名醫護人員中，無一人被感染。

“相比SARS期間，我們對院感的重視有了非常大的進步”，陳翔說，“理論上來說，隻要做好防護，是可以保證醫護人員不被感染的。”

如今，陳翔最害怕醫療隊成員工作時間長了以後逐漸麻木，有一些細節會松懈。她每天在群裡發信息，叮囑感控的要點，測量體溫，提醒有不舒服的醫護及時上報，先休息。

目前，醫療隊136名隊員沒有感染，她做好了長久作戰的準備，最終能帶隊員平安回家，“這是我的使命啊。”

尾聲

2月1日，周甯治愈，隔離至2月9日，回到同濟醫院光谷院區上班。周甯說，後期醫院的防護措施加強，醫護感染人數漸漸下降。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應急響應機制流行病學組在《中華流行病學雜志》上發表的最新研究顯示，至2月11日，在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診治服務的422家醫療機構中，共有3019名醫務人員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其中，武漢市感染新冠肺炎的醫務人員中，重症比例從1月1日-10日期間最高38.9%逐漸下降，到2月上旬為12.7%。

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焦雅輝在受訪中解釋稱，疾控中心公布的醫護人員感染數據來源于直報系統，該系統隻會顯示感染病例的身份和是否感染。前述3000多人中，有些醫護人員是在醫院、在工作崗位上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還有一些醫護人員可能是在家庭或社區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

在醫院防護加強的同時，增援力量也在充實。從1月24日除夕夜到2月15日，全國各級醫院共派出203支醫療隊、25424名醫療隊員支援武漢。

在家隔離時，周甯腦海中閃過回憶，2003年非典時他剛結束臨床實習，沒想到這次就上了前線。現在，醫療隊來支援後，病房情況有所緩解，但要盯疫情一線和日常科室班，人手還是不太夠，排班常常排不過來。

陳翔也感受到，醫院内護工或保潔人員緊缺，衛生消毒、病人個人護理都靠護士負責，導緻護士的工作量非常大，這是她來武漢前沒有想到的。

林子甯仍在醫院住院，病情在往好的方向發展，“就想快點投入到工作中，讓辛苦的同事盡量休息下。”

吳悅有些擔憂康複後的生活質量和工傷認定，她期望出院後，能健康地在崗位上工作。

蔡毅說，醫院已安排第一批醫護人員換崗休息，他還想繼續撐着，就希望物資充足，“繼續戰鬥下去。”

他念着，疫情結束後，最想吃宵夜，喝啤酒，武漢市民喜歡吃喝玩鬧。他還想回到科室開刀，做回一個疼痛科醫生。

(王露、易立新、陸陽、林子甯、朱誠、何軍、吳悅、尹文為化名)

責編：蔣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