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葛遠征所在的工地上，像他這樣會去地鐵站“蹭網”的農民工不止一個。他們“蹭網”，是因為不舍得花太多錢買流量，又“想家，想和家裡人說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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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葛遠征在地鐵口和家人視頻。圖/梨視頻

新京報記者 羅芊 上海報道

上海浦東新區浦明路附近的工地上，葛遠征被稱作“老葛”，幾乎沒人知道他的全名。

老葛和别的農民工沒什麼不同，蹬一雙黑膠鞋，身上灰撲撲的，深藍色的工裝上綴滿了白色的石灰點子，唯一一抹亮色，是頭上那頂黃色安全帽。

他是河南人，去年十月份來到上海。

前段時間，勞累了一天的老葛照常去地鐵站“蹭”免費WiFi給家裡人視頻通話，被一位視頻拍客撞見，拍下視頻傳上了網絡。

▲葛遠征騎着二手自行車回闆房。新京報記者羅芊 攝

晚上六點多，葛遠征回宿舍洗了把熱水臉，衣服都來不及換，便出門去附近的地鐵站。他随身帶着充電器，如果手機沒電了，他就一邊充電一邊蹲着和家裡人視頻。

老葛去的是距宿舍走路十幾分鐘的7号線長清路地鐵站，他一般呆在1号出口，這裡離宿舍近，WiFi信号也強。

那是下班高峰期，每隔一兩分鐘，閘機口都會湧出一群歸家的上班族。他們大多穿着厚實的羽絨服和大衣，神色匆匆，幾乎沒人注意到，牆角邊上蹲着個農民工，也沒人好奇他在這裡幹什麼。

黑夜漫長，工地上沒有什麼消遣，老葛最大的樂趣就是和家裡人聊天。去年，他買了一台手機，和兒子女兒學了上網，開通了28元包月套餐，每個月可以擁有50分鐘國内主叫通話時長和100M流量。這些流量如果用來視頻通話，不到一小時便會全部用完。

在工地上，農民工一天可以賺200-300元，沒人舍得把錢花在買流量上，工友們湊在一塊總懊惱，“這智能手機吃流量，我上月又超了十五塊錢”。

後來，有工友學會了“蹭WiFi”，老葛也學會了——下班後拿着手機在周圍小區轉悠，碰到WiFi信号強的店鋪，便蹭一會兒網和家裡人視頻。

▲1月9日，葛遠征和許海庭在小區樓下“蹭網”。新京報記者羅芊 攝

晚上七八點鐘，是老葛和家人的視頻時間。一開始，妻子蘇秀娜接到丈夫葛遠征的視頻，吓一跳，手機那頭黑漆漆的，路燈下丈夫的臉隻能看清個輪廓，“他看得到我，我看不到他，想着他的樣子聊天”。

過了段時間，老葛發現地鐵裡面有免費WiFi，高興極了，他可以光明正大地上網了，地鐵站裡還有充電插頭，有燈光，沒外面冷。

六天前的1月3日晚上八點多，老葛也是這樣的姿勢在和妻子視頻，有位視頻拍客路過，覺得心裡有塊東西被觸動了，拍下了這一幕——風從地面灌進來，一位中年男人蜷縮在地鐵出口，身上藍色的工裝落滿了石灰和水泥，袖口和膝蓋處尤甚，斑駁得像一幅油畫。他蹲在充電插頭旁邊，兩隻手捧着手機，沖着屏幕有說有笑，屏幕那頭，是他遠在河南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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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親愛的人”

葛遠征蹲在地鐵口與家人視頻的樣子打動了很多人。許多網友評論，“心疼”、“生活不易”。

也有一些人不太理解，為什麼要計較幾十塊錢手機流量錢?

老葛說，妻子動過手術，腰上有傷，不能幹重活兒。他的女兒在讀衛校，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約在3萬元左右，兒子已經上班了，能夠自己掙錢，但他還是想多賺點錢，“以後孩子們成家、修房子，我們老了看醫生，都得花錢，咱别給孩子添麻煩”。

葛遠征的妻子蘇秀娜，在河南老家，也是蹭鄰居的WiFi在和他視頻。

她用着一個3年前的手機，屏幕已經碎了。白天，她忙着摘辣椒，料理農活，吃過晚飯，便等丈夫跟她視頻。

葛遠征上新聞那幾天，河南暴雪，蘇秀娜網絡信号時有時無，一打開手機，隻聽人說，“你男人上新聞了”，她吓壞了，以為丈夫出了意外，趕緊打電話問，葛遠征一遍遍解釋“我沒事，你就放心吧”，她才放下心來。

後來，葛家人都看到了葛遠征蹲在地鐵口上網的視頻，蘇秀娜整整哭了兩天，丈夫蹲在地上那模樣，她心疼極了。兒子和女兒也看到了視頻，打電話非讓爸爸回家，“不讓幹了，手機都不叫挂”。

蘇秀娜說，每到過年，丈夫總是穿得幹幹淨淨回家，視頻的時候笑眯眯的，說一切都好，還總叮囑她，“穿厚點兒，不能光顧着幹活兒，該花的錢就花，别心疼那兩錢”。

他們幾乎從不吵架，有說不完的話，一視頻就是一個小時。

葛家有一個微信群，名字叫“最親愛的人”。每天連上WiFi，葛遠征都會收到好幾十條微信——兒子在海南學舞台搭建，每天都會拍現場的小視頻，讓他聽聽歌，看看新鮮;妻子和女兒白天空閑時間比較多，一串一串聊微信，有時候他都等不及一一聽完，便直接跟她們視頻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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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是骨架，混凝土是血肉

來上海前，葛遠征還不叫“老葛”，在河南周口老家被人尊稱一句“葛師傅”。

他學過木工、瓦工、油漆工，誰家蓋房子，都願意幫忙搭把手，老鄉評價他，“人老實，話少，肯吃虧”。

孩子還小的時候，他不舍得離家，待在家裡一邊打零工一邊種西瓜，他最擅長的是種黑美人西瓜，瓢沙脆甜。孩子長大了，2013年，38歲的老葛跟着老鄉當了農民工，在全國各地做油漆工，負責給牆面上各種塗料。

▲葛遠征在給牆壁上塗料。圖/梨視頻

這幾年，葛遠征去過北京、長沙、鄭州、義烏、上海等城市蓋樓。

如果你問他，這些城市有什麼不同，他要想很久才能答出一句，比如說南方的冷和北方的冷相比，“同樣的溫度，北邊好點兒，南邊總下雨，冬天凍得手腳都沒感覺”。

雖然“上海的商場比我地裡的西瓜都多”，老葛呆的最多的地方還是工地——鋼筋是骨架，混凝土是血肉，挖掘機來回轟鳴，腳手架層疊沒有盡頭，灰塵打着滾兒鑽進衣領和肺裡，一下雨便滿地泥漿無處落腳，唯一鮮亮醒目的，是牆上懸挂的紅色标語：“安全來自警惕，事故源于麻痹”、“安全一萬天，事故一瞬間”。

農民工們每天五點鐘起床，騎行七公裡到工地，工作十小時，中午半小時時間扒拉幾口飯，下午繼續上工。他們工資按天算，木工280元一天、瓦工260元一天、油漆工250元一天。

葛遠征在蓋的小區樓房架構已經搭好，門窗還未安上，一陣北風穿過，凍得人打哆嗦，工人們用兩升的水壺裝滿熱水帶着喝，“熱水裝多點，冷得慢些”。

▲騎行七公裡後，葛遠征在用熱水泡手。新京報記者羅芊 攝

工人們都不知道自己在蓋的小區叫什麼名字。

他們隻知道，這裡是上海浦東新區，發往這裡的快遞，都用黑色加粗記号筆标記着，“滬東，工地”。工地上有管午飯的食堂，青菜三塊錢一份，肉菜五塊到八塊錢一份，在敞開的工棚裡吃飯，飯還沒上桌，就冷透了。

不出意外，兩年後，這裡會被人稱作“濱江凱旋門”，這是未來的陸家嘴臨江豪宅，房價每平米均價16萬元，小區内配套了6000平方米的私人會所。這個地方，距離國家級金融中心陸家嘴隻有兩公裡，距離東方明珠電視塔三公裡不到，站在葛遠征正在施工的樓層，一擡頭，黃浦江浪花翻滾，在腳下奔流。

農民工許海庭聽說了這裡的房價，默默算了一筆賬，“我們建的房子，一套兩千多萬，我不吃不喝，要7輩子才能買得起”。

他曾經在廣州塔小蠻腰旁邊蓋過房子，也不知道小區叫什麼名字，隻聽包工頭說，那裡的房價更貴，一套要五千多萬，他瞪直了眼睛問記者，“你說，是什麼樣的人能夠住得起這樣的房子呢?”

來上海近三個月，葛遠征去過一次東方明珠。下班了，盯着東方明珠的塔尖一直向它騎過去，他發現，“原來東方明珠晚上會開燈，是會變色的”。當然，他沒有進到電視塔裡面去，“不費那錢”。

他也想過要不要去工地附近的世博園玩一下，“聽說很好玩，但玩一天耽誤一天的工錢，還是不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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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

比起上海的房價，葛遠征更關心的，是食堂的菜價。

他不喝酒，也不吸煙，支出的大頭是吃飯。他認為工地的食堂“偏貴”，一個雞腿五塊錢，三個饅頭兩塊錢，他更願意去路邊的小吃攤買飯，10塊錢有兩個葷菜、四個饅頭，一點素菜。

葛遠征心裡有本賬。在河南老家，種西瓜和打零工的收入，一年不超過3萬元，到城裡做建築工人，刨去春節回家等時間，一年出工300天以上，每天掙250元左右，年收入在7萬-8萬之間。

每個月末，工頭會發放一千塊工資作為下個月的生活費，剩下的工錢，需要等到年底放假回家前，一次性結算。這五年，葛遠征每年都能帶4萬-5萬元回家，他用這些錢，在老家蓋了新房子。

每天傍晚，他和工友們一起從工地回宿舍 ，騎半小時自行車穿行在浦東新區的道路上。這段旅程，他們會經過上海世博園的入口、以及一些五星級酒店。等紅燈的時候，他們會看看路上跑的汽車。

“有一天回家，路上數了十三輛寶馬”。

入冬了，道路上的電子屏幕打出了“霜凍黃色預警，謹慎駕駛”的字樣，葛遠征并不關心這些，他隻想快點騎車，早點吃上熱飯。

工人居住的闆房是用簡易鐵皮搭起來的，不到20平方米的房間，放了12張高低鋪。葛遠征所在的宿舍住了9個人，大家東西不多，一人一個帶蓋子的塑料塗料桶，用來打熱水，一床工地發的被子，兩套工作服，一套自己的衣服，“回家過年的時候穿”。

宿舍裡住了一對夫妻，葛遠征不知道他們的名字，隻知道兩人是江蘇來的，在宿舍角落拉個布簾子，共睡一張床闆，“女的愛用手機看電視劇，男的每天晚上喝一杯老村長，一瓶十幾塊錢那種。”

▲工友們正在吃晚飯，圖片左邊為一對打工者夫婦。新京報記者羅芊 攝

闆房像個小村落，農民工們生活中需要的一切，幾乎都可以在附近解決。

還沒住進來，宿舍牆上便張貼上了各式各樣的小廣告，“醫生上門”、“春運金杯車返鄉”是出現頻次最高的兩樣。

每天五點過後，工人們陸續回來，闆房大院門口，擺起了一溜小攤，攤主呵着白氣，賣些日用品和小零食，“鞋墊五元三雙”，“廠家直銷3米加長數據線10元一條”。這裡最受歡迎的零食是“花生瓜子鹹豌豆”，價格便宜，又消磨時間。

闆房門口有“露天理發店”。一位上海大媽，頭頂着小礦燈，手拿電動剃頭刀，五塊錢一個人，隻剪平頭和毛寸。

▲闆房門口的露天“理發店”。新京報記者羅芊 攝

晚上吃完飯，工友們會打熱水泡腳，一邊泡一邊唠嗑，聽舍友講些新鮮事，“你知道嗎，湖北人說摩的，叫麻木”，旁人樂呵呵接起話茬，分享今天的見聞。“孩子”是這群人最驕傲的談資，葛遠征最好的朋友老崔，兒子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工地上人人都知道。

住在闆房裡的人，并不避諱稱呼自己為“農民工”，農民工辛苦，“隻要還能喘口氣，還是去上班，隻要笑哈哈，還是去上班”，有位64歲的農民工，身上貼滿了膏藥，還是每天幹活。

他們最感動的事情，是來自城裡人對自己勞動的認同。一次，一位上海老先生在地鐵站遇到許海庭，對他點了點頭，說了一句，“上海那麼多高樓大廈，都是你們辛苦給我們建設的呀”。

那話他一直忘不了，“聽了心裡真的很舒服”。

葛遠征所在的工地上，大部分工友都是40歲以上的男人，孩子的父親，甚至有人已經做了爺爺。

國家統計局2016年的統計數據也顯示，全國跨省流動農民工有7666萬人，他們多是青壯年，平均年齡為39歲，一個趨勢是，農民工的平均年齡仍在不斷提高。

“想家”，這是工地上最不能提的兩個字。

葛遠征每天都盼着回家，“想每天和她說話，吃她做的飯，蒸包子蒸饅頭，最愛吃她做的燒茄子，茄子切成片，裹上面粉用油鍋炸，放麻椒八角焖了，那滋味太香了。”

▲葛遠征在食堂給妻子打電話。新京報記者羅芊 攝

他的好朋友老崔，每天用手機看新聞，“想回家和上研究生的兒子多聊聊天，多看點新聞有共同話題”。

許海庭已經有外孫女了，在地鐵站裡看到三四歲的小女孩根本移不開眼，連上WiFi第一件事就是和外孫女視頻，一直逗孩子，“叫外公，叫外公”。

如果今年工期緊的話，這群工人要臘月二十九才能啟程回家。葛遠征都已經打算好了——領了工資，給妻子換個好點的手機，穿着閨女給買的新鞋，好好過個年。

值班編輯 張一對兒 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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