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8日，在博鳌亞洲論壇2019年年會開幕式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釋放多個開放重磅信号。

在涉及金融領域方面，李克強表示，中國将持續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銀行、證券和保險業對外資全面放開市場準入正在加快推進，外資銀行業務範圍大幅擴大，對外資證券公司和保險經紀公司業務範圍不再單獨設限，征信、信用評級服務、銀行卡清算和非銀行支付的準入限制大幅放寬。我們将進一步便利外商投資企業舉辦創業投資、設立投資性公司，完善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并購境内企業的相關規定。推進債券市場對外開放，完善相關政策，為境外投資者投資和交易中國債券創造更便利的條件。

近日，波士頓咨詢集團合夥人兼董事總經理何大勇在博鳌論壇現場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開放程度的再提升意味着我國金融業已經進入到深度開放時期，而各個行業開放路線圖和時間表的明确也向外資機構釋放了十分積極的信号。

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信号，已經得到了海外金融機構的廣泛響應。據何大勇介紹，波士頓咨詢集團已經接到了大量來自外資金融機構的問詢，關于如何參與中國市場的開放進程，從事什麼樣的業務等。

相較于過去保護性的、有限度的開放，2018年中國的金融市場開放顯著提速。

“去年中國進行的金融改革開放，是我從業以來見到的步子最大的一年。”何大勇表示，“改革力度最大的是金融服務業的開放，包括金融行業外資持股比例、業務範圍限制等。”

2018年，中國官方公布金融領域開放的“11 1”項具體措施，着重解決此前開放中遺留的部分問題，包括金融行業外資持股比例、業務範圍限制，進一步推進“管道式”開放制度安排等。

大幅放寬外資進入包括銀行業、證券基金業和保險業等金融行業的投資比例限制。其中，銀行業“一放到底”，證券基金業和保險業将在三年或五年之後“一放到底”。

“從已經出台和落地的政策來看，‘11 1’項開放措施大多也已經完成，目前正式進入金融改革加速期。”何大勇表示。

但何大勇同時強調，在中國金融業“開門”的同時，一定要把握節奏和力度，必須要防範由此帶來的金融風險，金融業開放不等同于金融和資本流動的自由化。

金融領域“開門”正在進行，如何“開”，以什麼節奏“開”，仍是目前進一步開放中謹慎探索的問題。

對此，何大勇建議，要加大金融服務業開放力度，以開放促競争；對于資本賬戶開放要穩妥有序推進，協調好資本賬戶開放、彙率制度改革及利率市場化推進的節奏，謹防部分領域開放過快而相關配套機制沒有跟上，從而影響金融穩定；此外，持續推進監管制度完善及結構性改革，配合宏觀審慎監管、監管機構協調，防止風險跨行業傳染，進一步加快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步伐，處理現存金融結構性問題，防止金融開放放大金融扭曲，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金融業的開放短期内可能進一步加劇行業競争，但長期來看，金融業開放符合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也将助推金融業和經濟結構的轉型。

“其實從WTO之後就一直說‘狼來了’，但是中國的金融市場發展得一直不錯，金融機構發展得也都不錯。”

何大勇表示，更多的外資機構進入，不排除一批之前不合規的機構會受到沖擊。但目前來講，大部分的行業中，外資在中國的占比還是比較低的，因此整體來講，即使外資大規模進入，對中國整體金融體系的沖擊依舊有限。“外資的進入，在三至五年内，對中國的金融機構不會産生太大的沖擊”。

“相反，中國的一些金融機構在應對這些風險時，可能會出現問題。比如債務違約、不良貸款激增、消費金融裡面的一些不良率上升等，這是國内很多金融機構在未來幾年内存在的不确定性。”

“如果放長期看，可能是三至五年之後，才會對市場會造成一些沖擊。但整體來講沖擊不大，更多是會集中在某些行業，比如資産管理，目前中國的資産管理行業還是處在發展初期，這種情況下，外資資産管理機構如果很有競争力，可能會對市場會造成沖擊。不過像成熟的行業，銀行、保險業，受到的沖擊就會比較有限。”

但總體來看，何大勇對于進一步開放金融行業的态度樂觀。他認為，進一步開放，有利于幫助國内的監管、法律法規與國際接軌。此外，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還會帶來行業專長、市場經驗等，外資金融機構在某些行業裡，如資産管理、健康險、财富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這些類型在中國尚處于發展初期，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可以幫助這些類型改進提升。與此同時，更多的機構進入，對于很多的客戶群市場而言能夠提供有益的補充，以及更加良性的競争。

目前，波士頓咨詢集團已經接到了大量問詢，都是關于在中國市場開放的過程中，外資金融機構如何參與、從事什麼樣的業務等。

目前問詢的企業以大型金融機構，尤其是歐美國家的金融機構為主。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何大勇的觀察，過去主要來華尋求國企或者是金融機構合作的外資金融機構，現在更願意尋求互聯網公司的合作。“外資機構看中了互聯網公司對于客戶的理解，客戶量以及大數據，他們也想通過跟互聯網公司合作，了解中國互聯網巨頭的一些做法，可能對于他們在本國市場的一些業務，或者是其他國家的業務會有一些幫助”。

何大勇建議，面對我國擴大外資開放的政策機遇，外資進入中國市場需快速打造符合中國金融環境的合規能力，完成合規申請步驟；順應中國政府頂層戰略，關注包括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區、長江經濟帶、京津冀一體化等重點區域戰略，以及加快現代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中國制造2025等重點産業戰略，明确在華發展戰略；此外，結合中國的政策環境、市場環境，建立差異化的業務布局，如财富管理、資産管理等。

而應對改革變革，内資機構應在時間表内積極提升金融服務水平、創新能力，回歸本源，服務實體經濟，“啃最難啃的骨頭”，并相應培育競争優勢。

兩會期間，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在金融領域的開放，中美雙邊是完全能夠達成一緻的，雖然現在可能還有一些小的分歧，但是問題不是太大。

中國金融開放的過程，如何與美國進行交流與合作？

何大勇曾經在某中資銀行的紐約分行工作，對于中美金融領域的交往有切身體會。

“當時，我們在美國經營的時候，很多年很難設立一個分支行。審批的時間也非常漫長。其次就是美國的監管規則等，也都需要适應。雙方需要很多的磨合和了解，需要熟悉雙方的監管規則的人才，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對于中美金融合作，何大勇認為，首先，中國銀行業與美國銀行業應努力達成雙向對等開放，如果是不對等的開放是無法持續下去的。美國目前在中國有10家分行、4家法人機構、50家網點、60家經營機構，經濟效益良好。而中國目前在美國隻有10家經營機構，差别較大，加之還有一些業務平等、業務資質上存在差距。

第二，積極進行戰略性的深度合作，如此前美國銀行入股中國建設銀行、花旗銀行入股廣發銀行；摩根大通已經申請新設控股合資公司，并計劃未來數年内将持股比例增至100%。戰略性深入合作有助于雙方取長補短，實現“1 1>2”的效果。

第三，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分析和預警，注重學習借鑒美國先進的監管經驗和标準，加強與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監管機構交流合作，确保監管能力與對外開放水平相适應。

（國際金融報記者 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