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是主體，是絕對，而女人是他者。”

為什麼商場裡男女廁所的面積相同、隔間數量一緻，但女廁所裡總是大排長龍，男廁所裡卻鮮少排隊？夏天的辦公室中，為什麼男同事可以身着短袖，女同事卻常常披着外套或蓋着毯子坐在工位上瑟瑟發抖？超市裡踮起腳也碰不到的高層貨架、小汽車中需要坐得更靠前才能夠到的踏闆，為什麼生活中的這些細節總是讓女性感到不便？

在最新一季《脫口秀大會》的第一期中，雙胞胎顔怡、顔悅抛了一個“口袋梗”引起一片熱議。

“你們有沒有發現，女生夏天的衣服，是沒有口袋的。我檢查了我所有的夏裝，我發現就算有口袋的，也是假口袋，就是把口袋給你縫死了，或者幹脆給我畫一個口袋。”

她們把女裝口袋小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寫進了她們的段子。有人說這是刻意制造性别對立，但真的是這樣嗎？

你甚至不需要特别留心，就不難發現女性出門似乎特别熱衷于拎包，而男性卻總是空手出門，這難道是因為女性特别喜歡拎包嗎？答案存在于性别差異中，跟能夠輕松裝下手機、鑰匙、錢包的男裝口袋相比，很多女裝口袋幾乎隻能起到裝飾作用，連塞一部iPhone手機都會露出半截。

而女裝口袋小，隻是女性在生活中面臨的種種不便的冰山一角。商場裡大排長龍的女廁所，夏天讓女性感到瑟瑟發抖的中央空調溫度，踮起腳也夠不到的高層貨架，都構成了女性生活中的日常。

面對這些不便與不适，大部分女性會習慣性地将問題歸咎于自己——是不是我上廁所的速度太慢了，是不是我太怕冷了，是不是我的個子不夠高？

但英國作家卡羅琳·克裡亞多·佩雷斯指出，上述問題并非出自個體層面，而是源自社會層面對于女性經驗的忽略，男性經驗被偏頗地用于代表全人類。

2022年8月，佩雷斯的新書《看不見的女性》出版，她通過大量數據統計，揭示出女性經驗在生活各方各面被忽視的事實——小到手機尺寸的設計、鋼琴琴鍵的大小，大到醫療數據統計、城市交通規劃。佩雷斯将這些定義為“性别數據缺口”。

性别數據的缺失使得女性在日常生活與工作中面臨種種不便，甚至威脅到她們的生命健康安全。“但是男人忘記了這些問題，因為男人并不擁有女人的身體。”佩雷斯在書中揭示。

永遠排隊的女廁所

回到開頭那個問題：女廁所排隊是因為女性自身的原因嗎？

佩雷斯在書中給出了否定的答案——男女廁所看似完全平等的面積分配、隔間安排，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書中提到，因為生理結構的差異，女性上廁所的時間平均是男性的2.3倍，如果處于生理期，女性因為更換衛生棉條或衛生巾需要更長的時間。對此，佩雷斯指出，“隻有隻重形式（而非實質）的平等教條主義者才會繼續聲稱為男女分配相等空間是公平之舉。”

倘若把男廁和女廁統一變成“中性廁所”，情況是否會改觀？

位于英國倫敦的巴比肯藝術中心曾鬧出這樣一個“烏龍”——它将男廁所更名為“附有小便池的中性廁所”，女廁所更名為“附有隔間的中性廁所”。這一舉措不但沒有緩解排隊現象，反而讓排隊的女性變多了，因為沒有女性會使用“附有小便池的中性廁所”，而男女都會使用“附有隔間的中性廁所”。

看似性别中立的舉措，其實進一步加劇了性别之間的不平等，本質仍是對性别差異的漠視。

排隊的女廁所揭開的隻是公共空間中女性需求被忽視的冰山一角。

2017年10月2日，杭州，在西湖邊一公共廁所的女廁前，女遊客排長隊等待上廁所。（@視覺中國 圖）

英國交通部的一項研究顯示，59%的女性害怕從公交車站或火車站步行回家，60%的女性害怕在火車站台候車，49%的女性害怕在公交車站候車，而相應地，對此感到害怕的男性比例分别隻有25%、25%、20%。

這些數據直觀地呈現了女性和男性在公共空間中感受到恐懼的程度差異，女性在公衆場合更容易感到害怕。

“來自世界各地的犯罪調查和實證研究表明，大多數女性害怕在公衆場所受到潛在的暴力侵害。”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矶分校城市規劃方向教授阿娜斯塔西娅·盧凱圖-西德裡斯發現，在面對諸如廢棄建築、淩亂塗鴉等可能存在危險迹象的情景時，女性通常比男性更為敏感。

出于對犯罪的恐懼，女性會調整自己的出行方式及出行時間。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她們更傾向于開車或者搭乘出租，而非乘坐公共交通。在加拿大的一項研究中，50%的受訪女性表示恐懼令她們不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停車場。

在遭遇到更嚴重的侵害行為之前，女性已經需要面對生活中被忽視的言語侵犯和不同程度的行為騷擾。而對于性騷擾和性侵犯的界定不清，遭遇性犯罪後的恥感，以及缺乏相應的告發程序，種種因素都使得女性在面臨這些境況時，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

然而這些問題并非不可解決，隻是“當規劃者未能考慮到性别時，公共空間就被默認為男性空間”，從而将占據全球人口一半的女性排除在外，佩雷斯認為，“如果公共空間真的要做到适合所有人，我們就必須開始考慮另一半人的生活。”

● 卡羅琳·克裡亞多·佩雷斯

一塊隔闆的力量

如何改變職場中的性别偏見？恐怕很多人會給出一個答案：奉行優績主義——剔除性别變量，隻憑成績講話。

這一理論在現實中似乎可行。美國紐約愛樂樂團正是通過這種做法打破了樂團中全是男性面孔的局面。他們隻做了一件事情：試音時在招聘委員會和樂手之間設置一道隔闆，對樂手進行盲試。委員會對試奏進行評判時，無法知道樂手的性别、樣貌，隻能單純依據演奏水平進行打分。

僅僅憑借這塊隔闆，樂團中的女性數量開始增長，在十年時間裡新錄用的員工中女性占比達到50%。

然而，多數情況下，人才的選拔過程并不像樂團試音這麼簡單，從簡曆到筆試、面試，想要剔除性别變量的影響，“一塊隔闆”的力量遠遠不夠。那麼，備受推崇的優績主義還能為女性提供和男性同等的競争機會嗎？

佩雷斯的結論讓人失望。在收集大量數據後，她發現：“在明确以優績主義為特征的組織中，經理們更喜歡男性員工，而不是同等資曆的女性員工。”

“如果你相信自己是客觀的，或者相信自己沒有性别歧視，你就會不那麼客觀，更有可能做出性别歧視的行為。”佩雷斯指出。在今天被普遍奉行的優績主義，不但沒有實現人們預想中的公平，反而為制度化的性别偏見提供了掩護。

在迷戀數據的科技行業，有調查顯示，在科技公司工作十年後，有超過40%的女性會選擇離開，而發生同等情況的男性隻有17%。這部分女性并非出于家庭原因，或者不喜歡這份工作而選擇離開，她們離開的理由是在職業發展上感到停滞，晉升遭遇重重阻力以及對工作環境不滿。

在看似公平競争的學術界，也存在隐性性别歧視。

“許多研究發現，女性作者的論文在雙盲評審（作者和審稿人都不表露身份）中更容易被接受，或者得到更高的評價。”“一項分析發現，女學者如果被當作男人，被引用的次數是相反情況的10倍以上。”佩雷斯在書中提到，從論文的署名、發表到文章的引用，性别歧視隐秘地存在于學術評價中的各個環節。

女性想要取得同等條件下男性的學術地位，往往要付出更為艱辛的努力。而且在工作中，她們通常比男性承擔更多的教學和行政工作，學生們遭遇情感問題或者想要獲得學分上的通融時，也更傾向于求助女性，這都進一步擠占了她們能夠用于學術研究的時間，使得她們在重視學術研究成果的評價體系中，處于不利地位。

（@視覺中國 圖）

“男性的身體是解剖學本身”

“當女性遭遇車禍時，即使研究人員控制了身高、體重、安全帶使用情況和車禍強度等因素，她受重傷的可能性仍比男性高出47%，受輕傷的可能性比男性高71%。死亡概率也增加了17%。”佩雷斯在書中列舉出這樣一組令人心驚的數據。

如果說公共空間中的設計和職場中的性别偏見，給女性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大大小小的麻煩，那麼，在交通、醫療等領域存在的性别數據缺口，甚至會對女性的生命健康構成威脅。

書中提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發生車禍，但同等情況下，女性受傷的嚴重程度卻明顯高于男性。這是因為汽車設計存在一個重大問題，即汽車中的安全設備，包括頭枕、安全帶、安全氣囊在内，都未考慮到性别差異。

在過去幾十年的汽車設計中，行業普遍以“标準”的男性身體為基準制作碰撞測試假人，而身高1.77米、體重76公斤、模仿男性肌肉骨骼分布的碰撞測試假人，根本無法模拟女性身體在碰撞中會面臨的傷害。

對男性與女性身體差異的忽視在醫學方面同樣存在。早在1992年出版的《對女性的誤測》一書中，社會心理學家卡羅爾·塔夫裡斯總結說：“男性的身體就是解剖學本身。”

盡管醫學層面早已證明，女性身體和男性身體在器官、組織等方面存在差異，但直到今天，男性身體依然被視為人體的代表。

這樣的性别數據缺口甚至會威脅女性的生命健康。一個典型案例是，女性患上心肌梗死後，更容易被醫生誤診。

診斷心梗時，一個判定的重要依據在于患者是否存在動脈阻塞。但女性的症狀很大程度上和男性不同，通常不會出現動脈阻塞，尤其是年輕女性不會出現胸痛的症狀，更多的表現是惡心乏力、胃痛、呼吸困難。

醫生在診斷病情時忽視了女性與男性存在的差異，也大大低估了她們所面臨的風險，她們通常被診斷為“原因不明的胸痛”草草了事，出院後等待她們的則是心肌梗死或是中風。

書中提到，即便一個女性的運氣足夠好，已經被診斷出心肌梗死，她還需要“克服以男性為中心的治療障礙”，因為性别差異并沒有被納入臨床醫學指南，不論是手術還是用藥，女性都僅僅被視作塊頭較小的男性。

當地時間2021年3月8日，韓國首爾，民衆在街頭舉起牌子，反對性别歧視現象。（@視覺中國 圖）

“男人是主體，是絕對，而女人是他者。”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寫下這一著名論斷，“人類是男性的，男人不是從女人本身，而是從相對男人而言來界定女人，女人不被看作一個自主的存在。”

顔怡、顔悅也在她們的“口袋梗”後面，說了這樣一段話，“我覺得這個世界，在一開始設計的時候，就沒有考慮女人。也有人說，怎麼沒考慮，古希臘哲人都說，人是萬物的尺度，但是他忘了說了，那個時候，人不包括女人。”

七十多年過去，性别平等相關議題一再被讨論，甚至被上升為毋庸置疑的“正确”時，仍有聲音認為這一議題被過度關注了，但佩雷斯認為遠遠不夠：女性作為“他者”存在的環境，在今天不但沒有得到明顯的改變，還被數據化時代看似中立的數據所遮蔽。

諷刺的是，性别數據缺口的存在又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無意識的性别偏見，導緻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女性，她們的需求被認為是“小衆的”、“非典型的”。

不過，想要解決女性當前所面臨的問題，不能僅僅依靠縮小性别數據缺口，佩雷斯在最後指出，想要實現性别平等的目标，“需要對社會進行大規模重組，并結束男性暴力。但是，認識到性别中立并不意味着性别平等這一事實，将是一個重要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