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加科夫的《莫裡哀先生傳》在叙述方式上讓人如同觀劇，舞台場景切換感非常強，用句時髦的話來講，這應該算作一位劇作家向另一位劇作家的“緻敬”。《莫裡哀先生傳》裡描述過這樣的一個場景，莫裡哀和理發師結交為好友，并得到了一項在理發師看來頗為古怪的“特權”，即同意他不限時間地坐在一張理發椅上傾聽來往各色人等聊天神侃并随手記錄下來。這把椅子後來被收藏進了巴黎的一家博物館，成為了莫裡哀在人世間存在過的物證。

誰也說不清是這把椅子成就了莫裡哀的戲劇，還是莫裡哀成就了這把椅子的名聲。總而言之，十七世紀的風雲早已散去，而這把木頭居然沒有成為廢柴而灰飛煙滅。

人們是為了紀念莫裡哀，還是為了紀念這沒有生命的木頭？這些問題盡管可笑，可以足夠發人深思。為什麼是這把椅子而不是其他椅子？為什麼是理發店的椅子而不是宮廷裡的寶座？

迷信的人會說這是一種緣分，作家自然會聯想到“馬上枕上廁上”無時不在結構文章的精神，而知識分子則會确認這是一種價值——這種價值或許更體現在用數百年的時間來保管一把椅子的高昂代價。不過在我看來，除卻椅子的物質屬性和附加的精神價值之外，其實它代表的是一種跨越階層的溝通方式，也許按照業界的話來講叫做“采風”“田野調查”或者什麼其他玩意兒，不過實際上布爾加科夫不會不明白什麼叫做“采風”，之所以沒有使用這個詞語，是因為莫裡哀本身是一個顧客，而非一個冠冕堂皇的團夥，沒有誘導性的提示，更沒有刻意地選擇題材，在谛聽的同時，他也是話語的參與者和貢獻者。在那把椅子上，他不隻是得到了街談巷議的故事飛短流長的绯聞奇詭怪誕的段子，或許也沒有想到自己要借機搞個諾貝爾獎寫下部世界名著，所以在這把椅子上劇作家的帽子是不存在的，有的隻是記錄本上幾條線索、一個念頭、模糊的形象，宛如溪流的涓滴源頭。

而當時，至少在莫裡哀的意識裡，亦是不曾存在的，他從來不會構思出一部隻要屁股落座就會名垂千古的椅子之喜劇來，而事實上這種無意識的行為造就了這樣的一幕人間喜劇。人沒了，精彩的精神活動沒了，木頭卻不朽了。

以上這些念頭，是我在小區附近一家理發店的椅子上偶然想到的。疫情期間雖然光顧者寥寥無幾，但其中的閑聊卻不曾間斷。人們帶着各自的見識和見聞，帶着各種小道消息和生活經驗，将語言資源在此互相交換，真真是“操世上頭等大事，理人間萬縷青絲”。當然我沒有執筆記錄的打算，更沒有将就坐的椅子送進博物館的念頭，無非凡夫俗子呵呵一笑，權當耳旁清風眼底煙雲罷了。

恰聽到幾個青年男女談論到給未出生的孩子取名，無非是“一諾”好還是“欣怡”好或者“依諾”好還是“欣儀”好，總而言之頗有“情深深雨濛濛”之餘韻，而後有人認為太大衆化了，不如叫“王小王”或者“王小辮”，而後又有反對黨出來投反對票，說是諧音“小汪”類狗，“小便”不雅，用一輩子豈不被人笑話一輩子？于是畫風陡轉，氣氛熱烈，柚子家孩子說道其他人家孩子身上去了。

有女聲說：我鄰居家的孩子小名叫做“咔啦頭子”（魯南方言“土疙瘩”的意思）。于是哄堂大笑，而後仔細品味起來，說是說起來土聽起來還挺“東洋味”的。

我聽到不耐煩。心想，竭盡所學難道就沒有個會取名字的了麼？又想，可能按照他們的受教育和認知程度，那些就是最高級的了吧。孩子是父母的珍寶，現在誰還真的像老輩人那樣給後代起個狗蛋毛丫的所謂好養活的名字呢？他們已經盡了力了，換了我，我也無能為力。難不成真的去把《詩經》翻出來給取個“伐木丁丁”“綿蠻黃鳥”之類的“雅”名？那簡直是鹹吃蘿蔔淡操心——人家又沒請你，你那麼主動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于是懷疑起我坐的椅子來。同樣是理發館的椅子，差别怎麼就那麼大呢？這就像同樣是孩子，因為父母的文化程度不同給起的名字之間的差異，從而造就了他們一生的稱謂，有的叫趙構，有的卻不得不叫趙狗。是因為巴黎和八裡屯的區别還是因為十七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差别？時空不能融合，這當然可以成為一個理由。但最為關鍵還是文學之心的喪失。莫裡哀未必沒有聽過給孩子取名的趣聞，記錄沒有留下來并不代表沒有。我在理發館裡未必沒有聽到過莫裡哀聽到的同樣模型的信息，但我畢竟沒有做個記錄者，或者它也沒有激發出我的“靈感”以及熱情。我們在俗世生活，卻忘卻了俗世生活的煙火氣息，無心去将塵埃中的文學素材能像莫裡哀那樣和成泥漿、塑造成型、淬煉成才。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闆凳都是木頭。理發館裡的椅子之所以也有了生前身後名，八成不在于木頭的材質，十成不在于哪個屁股在其上落座。在于什麼呢？你猜。

2021.11.09

壹點号東夷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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