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古文運動，并非創始于韓愈、柳宗元，卻完成于韓、柳之手。

不得不承認，在中國文學史上，柳宗元的文學作品，一向是各代評論、仿效的焦點；然而，關于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場，後世卻呈現出兩極分化的評價。

柳宗元參與“永貞新政”，而且統合儒釋，曆代據此譏評者衆。

整體來說，後人大多“尊韓抑柳”，認為柳宗元的思想不完全合乎正統的儒家之道，且曾參加王叔文政治集團“失節”。

換句話說，後世以“儒家正統”自居者，皆不能容忍柳宗元“羽翼夫道”的态度。

柳宗元畫像

宋祁在《新唐書》中譏諷柳宗元：

“宗元等桡節從之……故賢者疾，不肖者娼……”

可見，宋祁的批評甚為苛刻，他以王叔文為沾沾小人，柳宗元等黨人則趁順宗病昏，竊取權柄，因此“一偾而不複，宜哉！”

歐陽修則在《集古錄》中說：

“後世稱為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

歐陽修還嫌不過瘾，他又補充道：

“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

歐陽修斥責柳宗元信佛，和韓愈“為道不同，猶夷夏也”，因此，他認為世人不該将柳宗元與韓愈并稱。

歐陽修劇照

蘇轼雖愛柳宗元之文，對柳宗元“天人相分”的觀點卻不贊同。他在《與江惇禮秀才》中說：

“柳子之學……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

蘇東坡認為柳宗元“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是一大謬誤。而且他對柳宗元的文章，如《時令論》、《斷刑論》、《四維論》等，評價亦不高。

範仲淹在《述夢詩序》中，對柳宗元的文章，則予以肯定：

“覽數君子之述作，而禮意精密……”

範仲淹就黨事剖析，肯定王叔文等人謀國之忠，認為柳宗元之作“涉道非淺”。

範仲淹劇照

但凡是這種批評的場合，一定少不了南宋理學家朱熹。他非之：

“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

朱熹之論，明顯以自己的價值觀為準則。柳宗元統合儒釋，故朱熹認為其“不甚醇正”。

總觀上述諸家之說，宋代人對柳宗元的評價，仍不脫以柳宗元的思想、政治立場為焦點；各人由于立場、觀點、知識及掌握史實的深度不同，評價亦出現分歧。

柳宗元《江雪》

後世7位“大咖”的評價

金人對于柳宗元參與政治革新，亦有評論。王若虛在《滹南遺老集》中說：

“柳子厚附麗小人以得罪天子……其起廢之說，悲鳴可憐。”

又說：

“柳子厚放逐既久，憔悴無聊，不勝憤激……《黔驢》等說，亦不足觀。”

王若虛責備柳宗元親附小人，被貶谪後又毫無責己、反省之意，反而弄翰自托，頗有刺譏怨怼之意，深不可取。對于柳宗元的作品，王若虛亦以為“不足觀”、“徒費雕镌，不作可也”，可見批評之嚴厲、嘲笑之真切。

有沒有中立者？态度較中肯者如元代劉谧，他在《三教平心論》中評價道：

“韓則诋佛，柳則學佛……然儒家不滿于子厚者，以其失節于王叔文耳……其安恬處順，亦可見矣。”

劉谧認為柳宗元固失節于王叔文，但探究柳的用心，是以人民為念，而非貪圖榮華富貴。況且，柳遭貶谪後又能“安恬處順”，故對柳宗元頗有贊賞之意。

柳宗元雕像

到了明代，以政治立場評價柳文者也有不少，他們對柳宗元皆有所訾議。

李時勉認為：文章的評價高低，與文人的德行成“正相關”。他說：

“揚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

劉定之也說：

“以文言，柳差肩于韓……文雖美，而若斯過惡，固非可湔滌者也。”

劉定之對柳宗元參與王叔文黨一事，甚不諒解。他認為柳宗元《河間》之作诋毀憲宗，能獲赦是大幸；柳的行為不可取，可取者“惟稱其文而已”。可見，他對柳宗元的偏見，實在是深。

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首，針對韓愈和柳宗元作了深刻的評述：

“韓于書無所不讀……故其文醇而肆；柳自言其為文……其平生所讀書，止為作文用耳。”

“故韓文無一字陳言，而柳文多有摹拟之迹。”

“韓文如大将指揮，堂堂正正……柳則偏裨銳師，骁勇突擊……”

茅坤認為柳宗元無法與韓愈媲美，其思想不如韓愈，文章亦多有模仿之處，風格上與韓愈之“堂堂正正”亦有差别。茅坤之見，一針見血，卻也對柳宗元評論失之偏頗。

韓愈畫像

清人大緻上仍是“尊韓抑柳”為多。不過，對于柳宗元參與王叔文黨一事，他們有不同于前朝的看法，評說也較為公允。

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說：

“平心以考其所為，亦何至此哉！”

王夫之為柳宗元在曆史上的污名，作出了分辯：柳宗元等人所行新政，是“革德宗末年之亂政，以快人心”；至于柳宗元等人陰謀逆圖之說，并非事實，他們所為亦屬人臣分内之事；隻不過，這些改革者犯了“器小而易盈，氣浮而不守”之失，而且“事本可共圖，而故出之以密；謀本無他奇，而故居之以險。”這也是其失敗之主因。

所以，王夫之惋惜地說道：

“（柳宗元）其愚亦可哀也矣！”

王鳴盛也為柳宗元作出辯解：

“其用心則忠，後世惡之太甚，而不加詳察。”

可以說，他們根據當時的政治情況，對于柳宗元參與王叔文改革，作出了較為客觀的分析。

柳宗元雕像

玲珑說

“永貞新政”既然是柳宗元受诋毀之源，其真相仍然需要深探。

無論如何，柳宗元在新政中，一切以利安元元為務，其所為或過于躁進，然不應據此就判他為奸佞小人，也不應抹煞新政中有益于人民的善政。

韓愈“以道自任”，柳宗元“羽翼夫道”，這也是他們的不同之處，實不應以狹隘的觀念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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