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3期，原文标題《人文學科的“大牛”們》

文/薛巍

美國學術團體協會“學問生涯”講座的嘉賓都是古典學、曆史學、哲學方面的傑出學者，好多都經曆過“二戰”，他們對人文學科的未來充滿憂慮。

普林斯頓大學曆史學教授勞倫斯·斯通

捍衛人文學科

人文學科的傑出學者往往被學生尊稱為“大牛”，大概是說他們都是特别牛的人，既有天賦又用功，可能還都年少成名。能夠被邀請開一場哈斯金斯講座的人都是這樣的“大牛”。美國學術團體協會創立于1919年，其宗旨在于扶持美國人文學術。1983年起，該協會每年邀請一位傑出的人文學者舉辦一場以“學問生涯”為主題的哈斯金斯講座，讓嘉賓“反思自己的治學經曆，以及學問生涯裡的各種想法動機、偶然決斷、滿意和不滿意的事情，并通過自己的經曆，探索整個學術體制。”

《學問生涯》文集裡收錄了10次講座的講稿。1985年的主講人是普林斯頓大學曆史學教授勞倫斯·斯通，他8歲到16歲時，學的是“把一篇《泰晤士報》的社論，先從英文譯成拉丁文的散文，再把它從拉丁文的散文譯成拉丁文的詩，接着再把它從拉丁文的詩譯成古希臘文的散文，最後再把它從古希臘文的散文譯回成英文的散文”。他的嶽父是法國人，“二戰”期間住過集中營。在集中營裡，他發現自己可以用拉丁文跟匈牙利的貴族還有波蘭的知識分子交談。

1990年的主講嘉賓是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授保羅·奧斯卡·克裡斯特勒，他的研究重點是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想。1914年到1923年，他就讀于柏林的蒙森文法學校，該校學生要讀九年拉丁語、八年法語、六年古希臘語，加上大量的德語寫作和德語文學，以及一年或兩年的英語（後來成了他的第五語言）。後來他學會了意大利語，他最擅長的語言之一，此外還學過一點兒西班牙語。

相對于重視文化的德國，人文學科在英美的處境一直岌岌可危。克裡斯特勒說：“在我懂的所有其他西方語言中，都把同哲學、史學、語文學有關的學科稱為科學，承認它們裡面包含有并積累了建立在嚴格方法上的可靠知識。可是在英語當中，學問和學術這兩個詞，卻不像它們應該的那樣，指我們在處理一種雖然面對的對象不同、所用的方法也不同，但是卻像其他科學的知識一樣既可靠又有條理的知識。”在英美，人文科學被認為是毫無用處、可有可無的知識，甚至被認為是專門給上流社會或自命不凡的人提供娛樂消遣的。

耶魯大學英文系教授梅納德·邁克也感覺需要在講座中為人文學科做出辯護：“人文學科的前景可曾完全無憂過？我以為沒有……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工作，本質上就有難以界定處，任何社會極易視之為禍害。我們日複一日，辛苦勞作，大多時候，似乎于世無礙，隻在檔案堆和圖書館裡扒拉，或穿梭于異域風土間，東奔西走。咱們的疏離扒拉加遠近追求，雖然未必能有類似《物種起源》《資本論》或《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學》那樣的成就，但至少偶爾也能帶來意義深遠的别樣視角——自此而後，一切均不複原來的十足模樣了。人文及藝術領域裡的成就所帶來的變化，興許慢悠悠，迂回婉轉些，但我以為，沒有幾個人還想就此理論一番，說哲學、曆史、文學及藝術創作上的天才巨子大體上都白忙活了。他們也澄清問題、質疑問題，也激發問題、提出問題。”

《學問生涯》收集了哈斯金斯講座最初十年的講稿。2018年的主講人是哈佛大學法律人類學家賽麗·摩爾

克裡斯特勒擔心，他那一輩人文學者有點像康斯坦茨湖上的騎手，當他騎過的冰面于身後開始消融時，他正好安全地抵達了彼岸。美國的學術氛圍非常之差，“建立在聳人聽聞的主張而非堅實證據之上的趨時理論廣受好評，在學術界的權力遊戲中，趕時髦的人和所謂思想家往往比嚴肅認真的年輕學者還要吃香，受過科班訓練、對某些專業能夠愉快勝任者的數量，不分年齡，在整個國家中已經變得屈指可數。公共讨論甚至學術讨論水平低下，大家經常不顧事實或證據，不作理性的讨論和争論，也不管自己是否前後一緻。任何五年前或最新時尚發布前說過的東西，都被認為已經是老得不可救藥。傳統學術已經變成了一個貶義詞。但遙遠過去的很多思想和觀點對于現在和未來來說，可能還會是有趣而且有效的。有多少重要的課題在最近五年的文獻中根本連提都沒有被提到過。”

跨學科研究

這些學者在介紹自己的求學經曆時也聊到一些八卦，比如克裡斯特勒說，他聽過胡塞爾的課，他的課講得一點兒都沒意思，他不願做海德格爾的博士生，因為他總讓自己的博士生耽誤很多年。

勞倫斯·斯通說，他對法國年鑒派一直都很敬佩，認為他們是世界上最具才華、最能創造開新、最有影響力的史學家。但是對于他們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已經不再認同。“他們常用的方法論上的界劃——把靜态的結構區别于動态的組合，未必總是最佳的手段。我更加不能接受他們關于曆史成因的三層模型：經濟和人口是基礎，社會結構是中間層，然後是上層建築。這個像婚禮蛋糕一樣的分析模型，其前提是物質因素的作用大于文化因素。這個學派最著名的創新著作——布羅代爾的《菲利普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幾乎沒有提到宗教。”在上世紀80年代，計量史學已經處于弱勢，“專治單一人物或單一事件的微觀曆史日漸風行，政治史正在複蘇——新型的、牢固地和社會研究、思想文化研究交織在一起的政治史。”

斯通對自己的學術生涯做了真誠的反思，他說他在方法論方面一直不停地尋求借鑒，先是社會學家，繼而是政治學理論家，再後來是人類學家。“像這樣從一個世紀漂到另一個世紀，從一個專題跳到另一個專題，并且借用不同的方法，自有其無可避免的危險和缺陷。首先，這樣做意味着工作的速度很快，快就會導緻錯誤。第二，對任何一個專題、任何一個世紀、英國任何一個地區的學識，其透徹程度都比不上在相應的領域裡終生耕作的學者。”

卡爾·休斯克是美國文化曆史學家，1981年憑《世紀末的維也納》獲得普利策非虛構類作品獎。他認為維也納是20世紀文化裡諸多重要分支的起源中心，産生過一批往來密切、特質明顯的智識精英人物。面對人文科學和曆史學的兩極分化，他想通過教學活動來解決這一問題，設計了本科生的跨學科課程“歐洲文化研究”，希望用社會科學家、曆史學家和人文主義者的不同眼光關注同一批研究對象。每一門課都由兩位教師聯合執教，最好一位是社會科學家，一位是人文主義者。

克裡斯特勒糾正了許多對文藝複興的誤解。他說，人文主義主要是集中于對文法、修辭學、詩歌、曆史以及道德哲學的研究，而不是集中于對邏輯、自然哲學或形而上學的研究。人文主義并不像經常說的那樣，取消了亞裡士多德主義的經院哲學，而是在整個16世紀及其以後一直與之并存。“與一個普遍流行的看法相反，人文主義者并不反對方言，也不曾試圖去廢除方言，實際上卻在是培植和提高方言，使之成為代表了中世紀和文藝複興時期特征的雙語文化的一部分。”他認為，要想正确理解不同的哲學家或其他作家，不僅要研究其作品，也應研究其生平與職業活動，研究他們曾經學習和任教的學校和大學的課程表，其著作在同時代文科和理科中所居的地位，其不同作品隸屬的文學類型的傳統，最後還有他們所用術語的意義、出典和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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