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司馬光寫了多少年?中國的曆史文化源遠流長，我們又非常重視對曆史的記錄和整理，這就導緻了我國的史書種類和内容非常多，簡直可以用瀚如煙海來形容，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資治通鑒司馬光寫了多少年?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資治通鑒司馬光寫了多少年

中國的曆史文化源遠流長，我們又非常重視對曆史的記錄和整理，這就導緻了我國的史書種類和内容非常多，簡直可以用瀚如煙海來形容。

其中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史學著作，是了解中國曆史的不二法門，但是這二十四史的部頭實在是太大了，要想讀完，除非是專業人士，一般人還真的很難做到。

而且這二十四史不但數量多，而且都是用紀傳體寫的，所謂的紀傳體就是一個個曆史人物來寫，這樣寫的好處就是你對人物的生平比較了解，但是對整個曆史事件發生的過程是比價模糊的，很容易造成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局面。

幸好在這二十四史之外，有一部從周代到宋朝的曆史著作《資治通鑒》，要了解宋朝之前的曆史，讀它就夠了，而且這還是一本編年體通史，按照年份來記錄曆史事件，對于了解整個事件和國家大事非常方便，可以說是為我們普通人了解中國曆史節省了三分之二的精力和時間。

讀到這裡你一定為忍不住想誇耀一下編輯這部史書的人，多麼偉大的史學家呀，不但為我們保留了珍貴的曆史記錄，而且還為我們現代人節省了最寶貴的時間資源，這麼偉大的曆史學家我一定要好好感謝一下他。

不過你見到他千萬别這麼誇他，你這麼誇可算是拍馬屁拍到馬腿上了，因為這個作者最讨厭别人叫他曆史學家，而且自己也不認為自己是個搞曆史的，他對自己的定位是政治家，他就是我們都非常熟悉的司馬光砸缸的主人公，司馬光。

司馬光在宋朝乃至整個中國都算的上是頂級的文人，這主要是後人對他的評價，然而在當時他的心裡以及其他的心裡，司馬光都是那個時代一流的政治家。

司馬光的政治歲月簡單來說分為三段，前一段是蒸蒸日上的前途一片光明的宋朝士大夫，中間一段是在于王安石的鬥争中落馬失敗，躲在洛陽閉門著書十幾載不問世事。

第三段是生命中的最後一年，重新成為朝廷重臣，全面負責朝堂工作，廢除王安石新法，而他在洛陽這15年就是他全力以赴編寫資治通鑒的日子。

司馬光要寫的并不是一本史書，他要寫的是給統治者看的曆代治國的經驗教訓，所以在選取史料和角度方面，都處處透露着司馬光的見解，也可以說是整個北宋時期文人士大夫大力提倡的思想，這就是恢複和發揚傳統的儒家思想。

宋朝能成為我國文化的巅峰時代，除了有大量的詩詞文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程朱理學的發展，讓儒家又一次發揚光大，無論從民間還是官方，都重新奪取了原本屬于儒家的那個位置。

程朱理學有一個特點就是特别講究忠孝仁義這些東西，宋朝時期形成這種思想，主要是因為前車之鑒的教訓就在眼前曆曆在目，這就是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國的慘痛教訓，因為那個時期思想最為混亂，各種叛亂奪權，弑父弑君的事情經常發生。

在這種條件下，就誕生了中國曆史上侍奉朝代和皇帝最多的政壇不倒翁馮道，喜歡他的人說他是殚精竭慮的保護了文化和人們，但是宋朝人卻非常讨厭他，認為他完全就是不斷背叛自己朝廷的小人。

在經曆過這種切膚之痛的不斷殺戮與背叛之後，宋朝的文人急需要重新樹立以儒家思想為知道原則的道德體系觀念，重新高舉忠孝仁義的大旗恢複已經喪失的世道人心。

要恢複世道人心，最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表揚好人好事，批判壞人壞事，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俱，用的就是這種贊揚好人，把壞人釘在恥辱柱上的辦法。

于是宋朝的士大夫們也決定編一套史書，來重新闡發一下儒家這種褒貶的精神，但是等他們準備要開始編訂的時候，卻發現了一件比較尴尬的事情，他們無史可寫了。

因為中國曆來都是現朝給前朝修史，但是宋朝之前是五代十國，這五代總共加起來的時間才50年左右，就算是修史這也很不過瘾，宋朝人其實想修的是唐史，但無奈唐朝的史書，已經被後晉修過了。

但宋朝的士大夫們一看，這在混亂的後晉修的這叫什麼曆史呀，完全沒有體現儒家精神，從史書上根本看不出來批判了誰，表揚了誰，于是就算在已經有了一部唐史的情況下，以歐陽修為主的北宋士大夫，決定再重新編寫一部唐史。

于是中國曆史上就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一個朝代居然有兩部官修史書，因為名字都一樣所以後來的人隻能用新舊來區别，所以就有了《舊唐書》和《新唐書》這兩部官方史書。

正是在宋朝這種高舉儒家旗幟的大背景下，司馬光編寫曆史，從一開始就是本着強烈的道德色彩去的，訓誡的意味非常濃郁。

不過一開始司馬光隻是用業餘時間來修史，因為當時史學的地位很低，經學才是最主流的，司馬光作為以為新興的政壇明日之星，主要精力也不肯能放在編著曆史上面。

但是這一切從宋神宗當政的時候開始有了變化，年輕氣盛銳意進取的神宗皇帝，決定任用王安石徹底改革宋朝的各項制度，命令一出朝野上下震動，無數人反對新法，這其中最激烈的就是脾氣倔強的司馬光，用他那彪悍的性格一直上書反對變法。

因為宋朝有一條底線是不殺士大夫，所以對于這些反對的人，皇帝的做法一般都是打發他們到地方山去做官，但對于司馬光名氣實在是太大，放到地方上皇帝和王安石都不放心，于是給司馬光找了一個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打發到了洛陽，那就是讓司馬光編撰一部中國通史。

這可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工作，因為在此之前編撰的都是斷代史，一朝一部曆史，除了司馬遷的《史記》之外，但是這宋朝距離司馬遷的時代已經千年，而且司馬光要寫的是中國通史，包含了司馬遷《史記》的部分内容。

這項工作對于一般人來說絕對能稱得上是光榮偉大，但是對于當時的司馬光來說純屬是無奈之舉，畢竟神宗皇帝信任王安石已經到了無回複加的地步，這個時候繼續留在朝廷已經沒有意義，司馬光又想起了自己那同姓的另一位名人，司馬遷，都是在遭受厄運的時候退而著書。

在這樣一種條件下，司馬光以非常優越的條件，開始了他在洛陽的蟄伏和編書工作，這一幹就是15年，司馬光一生最巅峰狀态的時光，可以說全部都奉獻給了這本書。

即便是被皇帝打發到洛陽編書，司馬光也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從來都沒有把自己當做是個單純的史學家，他編書的目的就是為了給皇帝一個參考意見，看看從古至今那些曆史上的朝代有那些值得借鑒的地方，有哪些是需要批判的地方。

司馬光的目的很明确，這就是一本統治者的參考資料，所以給這本書取名叫做《資治通鑒》，一次來表明自己的立場，從來都不是一本單純的史書。

如此惶惶巨著，選哪個時間點作為本書的開始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耗盡了司馬光最精華年景的《資治通鑒》，從哪一年開始直接向世人傳遞出非常明顯的信号。

如果我們翻開《資治通鑒》，會發現司馬光用來開始的年份是個很奇怪的年份，這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作為開頭，就算是很熟悉中國曆史的人可能也一時想不起這一年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大部分史學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這一年的前些年，因為發生了中國曆史上影響深遠的大事。

公元前公元前453年是中國曆史的分水嶺，這一年晉國的趙氏聯合韓﹑魏滅掉了智氏，自此中國曆史從春秋時代進入了戰國時代，春秋時期的超級巨無霸晉國從此不複存在。

這個曆史分水嶺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司馬光卻偏偏不以這個事件作為《資治通鑒》的開始，卻偏偏要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作為開端，是他不了解這件事對中國曆史的影響嗎，不恰恰是因為司馬光太理解從春秋到戰國的意義了，所以才用了這個不起眼的年份。

因為這一年裡發生了一件小事，但是在司馬光的眼裡卻是晴天霹靂的大事，那就是周王室發布诏書，任命了韓趙魏三家為諸侯，也就是說從名義上承認了韓趙魏三家分晉的事實，并且從此這三家和晉都是同等地位的諸侯國了，盡管這個時候所謂的晉室已經名存實亡了。

司馬光的基本政治裡面，幾乎都包含在這對開篇年份的選擇上面，司馬光的邏輯是典型的儒家君臣的那套邏輯，非常清楚。

為什麼不以公元453年作為戰國的開始呢？因為這個時候韓趙魏是亂臣賊子犯上作亂，他們沒有經過晉候的同意就私自進行戰争，瓜分土地，這是典型的犯上作亂的行為，屬于最被儒家痛恨的事情。

但這件事在既成事實之後的幾十年之後，周王室下令分封了韓趙魏三家，從此不但從事實上韓趙魏成了諸侯國，而且在名分上，韓趙魏也是堂堂正正的諸侯國了，因為這是周王室親封的，而且這三個新的諸侯國後來全部成了戰國七雄，足見當年晉國的實力有多強。

司馬光最痛恨的就是亂臣賊子，所以他對于三家分晉這件事是持批評态度的，但是既然周天子都已經承認了這件事，那麼他有不得不記錄，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周天子冊封他們的這一年，作為曆史的分水嶺，而不是韓趙魏實際成立的那一年。

這其中不但有司馬光的忠君思想的體現，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的另一個體現，那就是關于名分的重要性，孔子認為任何事情的前提就是要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是孔子一個非常重要的主張。

也就是說不管你韓趙魏三家，是不是在事實上瓜分了晉國，隻要周天子不同意，你們就是妥妥的亂臣賊子，哪怕你們再怎麼強大，在名分上依然屬于晉國的臣子，沒有跟晉候平起平坐的權力。

這就是儒家的正名思想，也就是儒家一項是堅持名分的，很多事隻要你沒有名分，不管你實力再強，也是得不到大家的承認的，而且司馬光在這裡也有批評周天子的意思，怎麼能因為他們實力強大，就能容忍他們做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情呢，亂臣賊子就不應該被冊封。

這一點司馬光絕對是站着說話不腰疼，當時的周天子已經是自身難保的，小的完全就是一個中下等規模的諸侯國，跟韓趙魏這種低級諸侯國的實力根本沒法比，而且戰國時代已經開始變得血腥，周天子唯一的價值可能也就是下個诏書什麼的，要是不下這個诏書，可能分分鐘周王室就被滅掉了。

但不管怎樣，司馬光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名分很重要，哪怕是在闆上釘釘的事實也不行，所以司馬光寫《資治通鑒》對于開篇，用的是周威烈王二十年，周天子頒布诏書的這一年，他認為這一年才是中國曆史進入戰國時代的年份，也是承接孔子的史書《春秋》寫戰國時代最恰當的年份。

司馬光完成資治通鑒這部皇皇巨著之後，終于在生命的最後一年迎來了神宗皇帝駕崩，太後親政請他出來主持工作的事情，盡管《資治通鑒》已經給司馬光帶來了無上的榮耀，他也明明知道搞政治容易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但是司馬光從來都沒把自己當做是什麼文學家史學家，在他眼裡他始終都是一個政治家。

果然司馬光主持工作之後，全面廢除新政，步子邁的太大，前面王安石變法如果說是毀譽參半的話，那麼司馬光的一年之内全盤否定基本觀點肯定都是持反對意見的，不夠這些司馬光走的比王安石更遠，他是個純儒，隻要是他認為正确的事，無論如何都會去做，典型的儒家信仰，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總結：盡管司馬光寫出了《資治通鑒》這本偉大的曆史著作，但他本人從來不認為這是一本曆史書，也不認為自己是個曆史學家，這就是曆史有趣的地方，對于同一本書，同一件事，古人和我們的看法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了解曆史不能想當然的去理解，很多我們以為的事情，其實真實情況遠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