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史上，杜甫的創作一般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個階段是南北壯遊時期。從玄宗開元十九年（公元 731 年）起，為了擴大眼界、結識名流，杜甫數度漫遊，曆時達十餘年之久，其間他到過金陵、姑蘇、浙東、齊趙一帶。代表作:《望嶽》。

第二個階段是困居長安時期，長達十年。 杜甫到長安謀官未成，加之家庭突遭變故，生計日艱，過着“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的生活。長安困守使杜甫成長為一名憂國憂民的現實主義詩人;代表作:《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第三個階段杜甫在安史之亂中，曾陷賊，後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被任命為左拾遺。代表作:《悲陳陶》《哀江頭》《春望》《北征》《羌村三首》及“三吏” 、“三别”等

最後一個時期：759年7月杜甫棄官，流寓隴、蜀、湖、湘等地，“漂泊西南天地間”。旅居夔州期間，杜甫作詩四百三十餘首，創作的數量和質量都達到了其一生的高峰。大曆三年（公元 768 年）正月，杜甫啟程出川，三月抵達江陵。本想北歸洛陽，又因河南兵亂不能成行。

“聖朝無棄物,衰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這是寶應二年晚秋,杜甫在梓州避亂時寫下的詩句,此時杜甫在殘酷現實的打擊下窮愁潦倒，生存的危機與精神的失落使得詩人倍感孤獨寂寞，一度對政治有點心灰意冷。

漂泊西南十一年間,杜甫創作了不少歌詠諸葛武侯的詩篇,《蜀相》、《八陣圖》、《武侯廟》、《渴先主廟》、《詠懷古迹五首》等均是傳誦千古的名篇。“諸葛大名垂宇宙”,“萬古雲霄一羽毛”(《詠懷古迹五首》其五),他無比景仰推崇諸葛亮的賢相風采,贊賞着“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的君臣際遇。可是忠貞之臣如諸葛亮者,還是無法逃脫曆史命運的擺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蜀相》)想到當前的國事危殆,卻無明主、賢臣挽回大局,一種士不見遇的強烈孤獨感,時時向杜甫襲來:“何來擾國淚,寂寞灑衣巾。”

懷古隻為傷今,杜甫對諸葛亮等曆史人物的緬懷,隻不過是在曆史人物身上尋找寄托。

戰亂未息,詩人萍蹤無定,鄉愁襲來,倍覺孤苦。杜甫在其詩歌中對他的“故鄉”多所思念涉筆,其中尤以漂泊西南時期的鄉思最為突出。像“思家步月清宵立”,(《恨别》)“故鄉不可思”,(《赤谷》)“故鄉猶恐未同歸”,(《傷秋》)“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秋興八首》其一)以及“覽物想故園,十年别荒村”。

在杜甫生命的最後三年裡,他一方面為國家離亂憂愁,一方面為知交凋零感到無比孤獨。“東西南北更誰論?白首扁舟疾獨存”。(《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高适已死,嚴武也早不在,詩人還能找誰論談去?“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嶽陽樓)))茫茫人世,親朋渺渺,杜甫去倚靠誰呢?早已疾病纏身的詩人終于發出了“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暮秋将歸秦留别湖南幕府親友》)的哭喊。

“漂泊西南”時期是杜甫一生中最為窮苦的一個階段，其實在他早年的詩歌裡,很少嗟窮傷貧的内容。正是朝政的紊亂,戰亂的頻繁,使得杜甫動蕩不安,生活貧困。杜甫的後半生,除了前後折合約三四年的時間在做官有俸祿自給以外,其他時間大多處于漂泊之中,自己沒有任何經濟來源,他棄官離職背井離鄉,又多種疾病纏身,他無力擺脫貧窮,窮困使他實實在在地感到自己命運的不幸。

他曾哀傷地說過“歲暮饑凍逼”,在嚴冬臘月裡,全家人既沒有禦寒的衣服,又沒有充饑的糧食。在《春日江村五首》其一中也歎到“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味生理,漂泊到如今。”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裡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艱難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濁酒杯。 ”大曆二年（公元 767 年）重陽之日，杜甫登上了白帝城外的高台，秋風凄厲，三峽地區特有的猿猴啼鳴不絕，此時的杜甫，身體狀況也已大不如前，在看到木葉紛紛凋落，長江滾滾而逝的場景後，心頭倍感苦悶與孤愁，于是寫下這首千古絕唱。

莫砺鋒說，“最能體現杜詩憶舊懷古之豐富内涵與飛動思緒的作品”首推《秋興八首》。 《秋興八首》其一，是杜甫在夔州所見奇景後觸景生情之作：“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深沉的憂國憂民之情和悲愁的身世之感，全因夔州獨特的地理環境觸發而出。楓樹林中木葉枯落，巫山長江蕭瑟陰森，這樣的自然景象無疑令人倍覺滄桑凄涼，而江上的狂風大浪和風雲激蕩，既是寫眼前實景，又是動蕩不安的國家局勢和詩人自身漂泊無依的某種暗喻和象征。詩人的故園之思、家國之痛，借着峽江的景色得以充分地抒發出來。

杜甫落泊于西南時期,我們仿佛看到了孔子的身影在中世紀李唐王朝的多難時代裡痛苦地呼号:“道不行,乘俘浮于海。”(《論語·公冶長》)

“中國偉大的詩人都是用他們的生命來書寫自己的詩篇的,用他們的生活來實踐他們的詩篇的。像屈原、陶淵明、杜甫都是這樣。”葉嘉瑩先生如是說，在漂泊西南期間，讀懂真正的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