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币體系建設?我是卓言，我們一起終身學習，第252天，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國際貨币體系建設?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國際貨币體系建設

我是卓言，我們一起終身學習，第252天。

每天一本書，今天我們來讀《權利之巅》（上）

關于作者

李曉耕，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師從著名制度經濟學家張宇燕。張宇燕教授對這本書的評價是：“填補了國内學界對國際貨币體系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研究的空白。”

關于本書

本書認為，貨币首先是政治問題，然後才是經濟問題；它還給出了國際貨币體系演變背後的政治邏輯，那就是世界權力格局的演變。作者認為，這兩者具有高度相關性，它們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我們如今身處的這個國際社會。

核心内容

你将聽到：

在曆史的長河中，是什麼力量在推動着國際貨币體系的演變？

為什麼世界上的主要國家總是在積極推動自家貨币的“國際化”？

前言

我們幾乎每天都要和貨币打交道。但長久以來，人們都傾向于認為，貨币是一種經濟現象。比如，對于貨币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主流經濟學家大多認為，它是市場交易的“中介”，主要的作用就是輔助市場交易、降低交易成本。

那麼，順着這個思路，他們在分析貨币問題的時候，也傾向于把市場邏輯、效率原則作為分析問題的關鍵。具體到這本書關注的話題，國際貨币體系的演化，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貨币體系的演化方式，也是遵循着市場規律，不斷地朝交易成本最低、運行效率最高的形态去演化的。

這套經典的理論框架就揭示了有關貨币的全部真相嗎？這本書給出了另外一個觀察視角。作者提出，貨币首先是政治問題，然後才是經濟問題；它還給出了國際貨币體系演變背後的政治邏輯，那就是世界權力格局的演變。作者認為，這兩者具有高度相關性，它們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我們如今身處的這個國際社會。

在曆史的長河中，是什麼力量在推動着國際貨币體系的演變？咱們就從國際貨币體系演變過程中，那些重大的轉折點說起吧。

我們知道，公元十九世紀，英國率先完成資産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登上了世界霸主的位置；當時，英國采用的貨币制度是傳統金本位制，在這種貨币制度下，英鎊能夠以一種固定的比率來兌換黃金。在英國逐漸走向世界霸主地位的過程中，由它首創的這種信用貨币創造制度——傳統金本位制——也開始逐漸被世界上的衆多國家所采用，成為第一個幾乎世界通行的貨币制度。學界一般認為，這就是現代國際貨币體系的起點。

在這種制度下，各國政府會規定本國貨币的含金量，兩個國家之間的彙率是由它們貨币含金量的對比來決定的；并且，一個國家能發行的貨币量是跟它的黃金儲備量挂鈎的，比如A國儲備了一百萬盎司的黃金，一個A國貨币的含金量是0.01盎司，那麼它能發行的貨币量就是一百萬除以0.01，也就是一個億。金本位制保證了流通中的貨币相對于本位币黃金不發生貶值，也就維護了外彙市場的相對穩定。

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國際貨币體系就在傳統金本位制的支配下，比較平穩地運轉着。

轉折點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争期間，很多歐洲參戰國家都放棄了傳統的金本位制，也就是，本國的貨币不再跟黃金保持固定兌換比率了。

這裡我們停一下。你看，如果從傳統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一戰之前，傳統金本位制已經在這些國家運轉了很長時間，繼續維持，是成本最小的選擇，可為什麼戰争一出現，原有的貨币制度就崩潰了呢？

其實，這是因為，在當時，歐洲的這些參戰國家内部出現了大規模的财政赤字；為填補赤字，很多國家采取的措施是，一邊由财政部發國債，另一邊由自家央行買走其中的一些國債，相當于是自己印鈔、借給自己；在這種貨币相對黃金超發的情況下，它們隻能放棄貨币發行量跟黃金儲備量之間的挂鈎，脫離傳統金本位制。

所以，就像作者總結的：再有效率的國際貨币體系，也必須建立在穩定的政治格局基礎之上；在戰争期間，各國的貨币制度肯定要首先服務于國家的戰時需要。這才是一戰期間歐洲多國改變貨币制度的根本邏輯。

再說一戰之後，世界上開始盛行一種新的貨币制度，叫做金彙兌本位制，它跟傳統金本位制區别在哪呢？就在于“彙兌”這兩個字。在金彙兌本位制下，絕大多數國家的貨币都不能直接兌換黃金了，隻有英鎊和美元這兩種貨币直接跟黃金挂鈎，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則是持有英鎊和美元作為主要的儲備資産；英鎊和美元就相當于當時國際貨币體系中的“錨”，“船錨”的“錨”，用來固定各國貨币之間的彙率，所以這種貨币制度也叫“雙錨金彙兌本位制”。

那，國際貨币體系為什麼會從一戰之前的、以英鎊為核心的傳統金本位制，轉變為這樣的雙錨金彙兌本位制呢？作者告訴我們，這是因為，英國跟美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的權力對比情況發生了變化，老牌霸主英國正緩緩隕落，而未來霸主美國正冉冉升起。這樣一個英國和美國霸權交替的特殊政治時期，投射到國際貨币體系中，就形成了我們說的，以英鎊和美元為雙錨的金彙兌本位制。

金彙兌本位制磕磕絆絆地運行到二戰時期，沒到戰争結束就基本崩潰了。這時，國際貨币體系迎來了一個新的轉折點。英美兩國當時分别提出了對國際貨币體系新秩序的構想，英國這邊派出了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他提議，建立一個“國際清算同盟”，相當于一個全世界的中央銀行，總部設在倫敦和紐約兩地。這個國際清算同盟會發行一種統一的世界貨币，叫“班科”（Bancor），來替代黃金，做國際清算貨币。

美國這邊派出的是财政部官員懷特，他提議，建立一個國際穩定基金，基金總額為50億美元，由會員國來繳納，各個會員繳納份額的多少根據它們的黃金外彙儲備等因素決定；繳納的份額，就決定了一個會員國在這個基金組織裡的話語權。

如果說，凱恩斯計劃是想讓英國跟美國共享國際金融霸權的話，那麼，懷特計劃就是赤裸裸地想讓美國一手操縱國際貨币體系。作者說，從市場效率的角度看，英國的“凱恩斯計劃”其實還是優于“懷特計劃”的。然而，後來的事情我們也都知道了，在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勝出的是“懷特計劃”。大名鼎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就是從這裡來的。

這個時候，“雙錨金彙兌本位制”中的雙錨隻剩下了一個；此後，隻有美元跟黃金的兌換比率是固定的，其他國家的貨币不能直接兌換黃金，隻能跟美元挂鈎。美元在國際貨币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也由此确立。

回顧過往這一百多年裡，國際貨币制度的變遷，我們看到，從傳統金本位制，到雙錨金彙兌本位制，再到美元黃金彙兌本位制；這其中的關鍵轉折，往往都伴随着國家間權力格局的變化。

作者認為，雖然，貨币市場的參與者們可以選擇國際貨币體系所遵循的秩序，但這個選擇一定是在國際權力結構給定的範圍之内的，任何選擇都不會發生在“權力真空”中；相比于效率原則，國際權力格局的變化，對國際貨币體系變遷的影響更加顯著；隻有當權力結構處于一個相對均衡的狀态的時候，市場效率原則才會發揮主導作用。

剛才我們說的是，在曆史的長河中，是什麼力量在推動着國際貨币體系的演變。用一句話來總結這一部分，那就是著名經濟學家、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說過的：“國際貨币體系取決于成員國的權力格局。”

大國是如何争取在國際貨币體系的變遷過程中占據主動地位的呢？

在現實中，大國們并不會放任國際貨币體系去自發地演變，大家都在積極地參與進來，争取在國際貨币體系的變遷過程中占據主動性地位。這又是為了什麼呢？

比如，最明顯的就是，當現有的國際貨币體系受到沖擊的時候，體系中原本的“老大”會竭力讓這個體系維持原狀，維護自己的地位。像我們剛才提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搭建過程中，老牌霸主英國雖然知道自己大勢已去，卻還是拼盡全力，跟美國反複博弈——雖然并沒能改變最後的結果。當時，英美雙方對國際貨币體系主導權的争奪從1941年就開始醞釀，一直持續到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可以說，布雷頓森林體系就是英美之間權力轉移的産物。

不過，美國這個新老大的位子，也不是一直坐得很安穩的。進入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美國的出口開始持續萎縮，出現大額的貿易逆差。許多國家就預感，美元的實際購買力會因此下降，于是，争相把持有的美元儲備兌換成黃金。

眼看大局不穩，美國當然也要盡力維護。但是，它并沒有遵循市場原則，努力去糾正自己的國際收支逆差，以恢複其他國家對美元的信心，而是采用了政治手段向他國施壓，阻止黃金儲備的進一步流出。比如，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遜，就曾經明晃晃地提醒德國，“美軍正駐守在德國和蘇聯的地域之間，想要安全，就請拿穩手裡的美元”，以此打消德國把美元兌換成黃金的念頭。

但是，進入20世紀60年代，情況愈發惡化，美國陷入越戰泥潭，國内通貨膨脹嚴重，GDP負增長，美元跟黃金之間的固定兌換比率越來越難以維持。終于，1971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松決定放棄金彙兌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也就此解體。但是，美國并不想放棄在國際貨币體系中的“老大”地位。那怎麼辦呢？

答案就是四個字——石油美元。

當時，中東地區陷入戰亂，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就跟總統提議說，可以派軍隊過去，以軍事保護為交換，讓那邊的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們接受美元作為出口石油的唯一計價和結算貨币；各國需要石油的時候，必須拿美元去換。這樣一來，美元就又成為世界各國最主要的外彙儲備和結算支付貨币。

石油美元這一招之所以厲害，不僅在于，讓美元重新坐上了國際貨币體系中“老大”的位子。還在于，讓美國從此不僅能靠印鈔票購買石油，還能影響甚至操縱國際油價。在國際市場上，掌握了石油這類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就意味着，手握控制别國财富的無限權力。就這樣，掙脫了黃金枷鎖之後的美國，順着石油鋪就的階梯，重新登上了世界的權力之巅。

好，剛才我們說的是，當現有的國際貨币體系受到沖擊的時候，體系中的“老大”會竭力維護自身地位。二戰後跟美國反複博弈的英國是這樣，為了維持霸權建立石油美元機制的美國也是這樣。

那麼，在國際貨币體系裡當老大到底有哪些好處，讓超級大國們這麼看重這個位子呢？

人們聽到最多的解釋可能是“鑄币稅”。鑄币稅是什麼呢？舉個例子，比如在一個國家内部，一張面值100的紙币，能買100塊錢的東西，但它的印刷成本可能隻有不到一塊錢，那麼，紙币的面值減去紙币的印刷成本，剩下的99塊就是鑄币稅。鑄币稅是貨币發行方特有的一種經濟收益。因為，隻有貨币發行方可以選擇直接印錢的方式去買東西或者還債，他花一塊錢印一張面值一百的紙币，就能買來一百塊錢的東西，或者還掉一百塊錢的債，這是其他人沒有的特權，也是一種特有的經濟收益。

不過，如果貨币發行方用印錢的方式去還債，去買東西，那流通中的貨币量就會變多，但與此同時，人們生産出來的東西并沒有變多，這樣一來，物價就會上漲。這個成本是由全體消費者來承擔的，可以看作是一種變相收稅。這就是鑄币稅裡“稅”這個字的來頭。

所以，總體來看，鑄币稅，對于貨币發行方來說，是一種經濟收益，而為他提供這個收益的，是那些使用貨币的人。對這些人來說，這是一種成本，是一種變相的稅收。

剛才說的，是在一個國家内部的情況。放到國際貨币市場，也是類似的道理。當一個國家成為國際貨币體系中的老大之後，它的貨币也會成為“國際貨币”，也就是可以流通全球的“硬通貨”。這樣一來，它就可以向全世界征收鑄币稅。所以有人說，當今的美元就像是美國人的“免費飯票”，隻要打開印鈔機開閘放水，就可以換來商品和資源，換來财富和儲蓄，可以輕易地改變借條和财報上的數字。這就是人們通常認為的，成為國際貨币可以帶來的經濟利益。

但是作者認為，如果隻看到這一層，就把問題想簡單了。這裡，她提到一個詞，叫“國際貨币權力”。

這個概念最初是由經濟學家大衛·安德魯斯提出來的。當一個國家通過與其他國家的貨币關系影響他國行為決策時，這個國家就具有國際貨币權力。這提醒了我們，一個國家的貨币在成為國際貨币之後，不僅會獲得鑄币稅這類經濟收益，還有政治收益，主要就是通過貨币對其他國家的政策施加影響，維護本國利益。

比如，一個經典的案例是，美國和英國在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的博弈。1956年，當埃及宣布将蘇伊士運河國有化之後，英法聯軍入侵埃及，想要控制蘇伊士運河。美國對英法這一行動不滿，于是大量抛售英鎊，使得英鎊相對于美元貶值，引發了英鎊彙率危機。後來，英國隻得按照美國的要求宣布停火。

除了這件事以外，貨币因素還在許多政治事件中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在這些事件的背後，反映出了一個關鍵事實：一個國家的貨币在國際上的使用範圍越大，它擁有的國際貨币權力就越大，也就是，能通過貨币關系來影響更多的國家。

所以，我們能看到，在國際貨币體系中，除了“霸主候選國”們在争當“一把手”以外，其他各國也在積極擴展本國貨币在國際上的使用範圍，這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推動貨币國際化”。

總結一下，在曆史的長河中，是什麼力量在推動着國際貨币體系的演變。我們看到：雖然，國際貨币體系的演變有遵循市場效率的一面，但“效率優先”并不是它奉行的首要原則；穩定的國際貨币體系，一定是建立在穩定的國際權力格局之上的；相比于效率原則，國際權力格局的變化，才是國際貨币體系變遷的一個更重要的推動力。另外，“貨币國際化”能給一個國家帶來的好處，其中一個就是“國際貨币權力”。作者認為，世界上的主要國家之所以都不斷地努力擴展本國貨币的使用範圍、推進“貨币國際化”進程，背後的一個重要動力就是，獲取更大的國際貨币權力，讓自己能夠利用貨币關系在國際事務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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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源：得到聽書·《權利之巅》哈希解讀。欲讀原文或電子書請移步得到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