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44期，原文标題《遊學歐洲》，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如果要給陳寅恪留學這段時期一個學術定位的話，并非思想家或者哲學家，而是一位非常傑出的東方語文學家，或者比較語文學家。”

記者/張星雲

陳寅恪在哈佛大學師從印度語文學教授蘭曼（視覺中國供圖）

沒有畢業論文的導師

1925年，清華發生了一件對中國學術影響深遠的大事：成立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人才。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曾經的“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之後著述等身的梁啟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回來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這三位導師性格各異，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導師中最晚到校的陳寅恪，在當時并不出名。

盡管陳寅恪13歲開始在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留學，十幾年裡在很多名校聽過課，卻不要學分，沒有拿過一個學位，那時他還沒有任何著作問世，更未在大學或研究院教過書。時任國學研究院主任的吳宓後來回憶，他向校長曹雲祥舉薦陳寅恪後，教務長張彭春認為陳寅恪一無聲望二無學位三無著作，表示反對。吳宓辯稱，“陳先生前後留學十八年，他人不過四五年。陳先生學問淵博，能與外國教授上下其議論，堪稱學侶”。他還說，雖然陳寅恪沒有正式著作發表，但僅憑後者寫給妹妹的一封信，“寥寥數百字，已足見其學問之廣而深，識解之高而遠”。

1923年初，在柏林求學的陳寅恪從一家中國報紙上讀到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刻《大藏經》的消息，馬上給國内的妹妹陳新午寫信，希望她能找人幫他籌得一萬元，以購買《大藏經》外加其他相關書籍。這就是吳宓大為推崇的那封家信，他将信的内容轉載于1923年8月《學衡》第20期，并加上了《與妹書》這個标題。

陳寅恪在信中解釋說，自己研究梵文多年，最近對藏文頗有愛好，因為藏文與中文是同一語系，而藏文幾千年來一直用梵文書寫，很多藏語保留了梵語的讀音，與漢語一對照，就知道以前的文獻中哪裡錯了。從唐以後，漢人基本上沒人懂梵語，他如今随便取一本《金剛經》，發現後面那麼多漢文注釋，大部分都是錯的。因此他希望能用西方的學術方法，進行漢文和藏文的比較研究，以此補充唐、西夏時期曆史以及佛教思想史。

他還對妹妹說自己久在外國，正是因為外國圖書館裡藏有這類書籍，如果不買這些書，一旦回到中國，非但不能再繼續研究，甚至還要放棄此前已經積累很多年的整個學科領域。而如果有了這筆巨款，他買了書就可以立即回國。

但實際并沒有計劃得那樣好。當年底，陳寅恪母親俞明詩、長兄陳衡恪相繼離世，家中日漸中落。直到1925年，在吳宓為他申請了幾千元公費購書款，并再三邀請下，陳寅恪才回到中國，結束了自己漫長的留學生活。

陳寅恪後來對自己這段留學經曆始終很低調。十幾年裡不修學分，不要文憑，也沒有著作，實際上并非不認真，陳寅恪曾說：“考博士并不難，但兩三年内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

那十幾年裡他學得了諸多語言，陳寅恪受業弟子王永興說他“具備閱讀藏、蒙、滿、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臘等13種文字的閱讀能力”。台灣學者陳哲三說他還會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陳寅恪侄兒陳封雄則說他能懂14種文字，能說四五國語言，能聽懂七八種語言。但回國後的陳寅恪從未炫耀過自己的外語，以至至今人們無從确切他懂多少種語言。他曾經的學生、中山大學的胡守為回憶說，在陳寅恪回國後填寫的履曆表上，“懂何種外語”一欄，隻寫着“德語”二字，足見他的謙虛和慎重。

而吳宓在當時如此力薦陳寅恪，并對他的博學推崇備至，源于兩人早年同在哈佛求學的經曆。

哈佛，1919

“一戰”前後的哈佛大學先後聚集了一批中國留學生——趙元任、梅光迪、竺可桢、李濟、陳寅恪、吳宓、湯用彤、張鑫海、林語堂、樓光來、顧泰來等，按照吳宓的話說，縱覽近代中國的留學史，可謂是空前絕後的一代“文化貴族”。

這些留學生大多選擇文科專業。張鑫海是吳宓的同學，一同師從比較文學系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林語堂和樓光來同樣在文學系，顧泰來學習曆史兼政治，而俞大維則在哈佛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其間連年獲得獎學金，後來赢得競争極為激烈的謝爾頓遊學獎學金去德國柏林大學研究數理邏輯，論文刊登于當時海伯特與愛因斯坦合編的《數學年刊》。

在吳宓的印象中，這些中國學生的英文基礎都很好，對西方文化有相當的了解，同時還具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因此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問題上，不贊成胡适、陳獨秀等的全面抨擊、徹底否定、破舊立新，而主張融化新知。這也許不無白璧德的影響，後者是美國當時著名的新人文主義者，對東方哲學，從佛教到孔、孟、老、莊等都深有研究，認為中西文化傳統在人文方面“互為表裡”，并希望中國留學生們能采中西文化之精華，以求救亡圖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轍。

陳寅恪算這幫人裡比較晚入學的。1919年初他剛到哈佛時，就住在表弟俞大維家裡，最初選的專業是曆史，但他不修學分的方式很快讓他找到了新的興趣。當時俞大維正在上印度哲學課程，想要學習梵文，以便将一些漢文佛經翻譯成英文，由此經介紹認識了哈佛大學印度語文學教授蘭曼（Charles R. Lanman），後來他轉入印度語文學專業，跟着蘭曼學了兩年梵文和巴利文。

經俞大維介紹，吳宓認識了陳寅恪，由此開啟了一段近50年的友誼。在吳宓眼中，年長他們幾歲的陳寅恪“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侪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吳宓後來還在日記裡分析了陳寅恪有過人之見識的來由，除了勤奮與聰慧外，他認為陳出身世家名族也大有關系，耳濡目染之際，往往得潛移默化之果。

當時陳寅恪确實比他的哈佛同學們經曆了更多。9歲時，他祖父陳寶箴作為湖南巡撫襄助“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被朝廷革職，“永不叙用”，遂帶兒孫回老家，走向了與傳統仕途截然不同的結局。他父親陳三立專注于詩詞創作，并不要孩子們應科考、求功名，在陳寅恪13歲時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聞強記，打下堅實舊學基礎的陳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後來陳寅恪因病從日本回國，考入上海新式學堂複旦公學，在這裡學會了德語、法語。19歲時他又被家人送去歐洲，先後在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上學。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短暫回國，在北京、湖南、江西擔任公職，最終申請到江西官費再次留學。

江西官費的支持，使初到哈佛的陳寅恪經濟還算寬裕，曾大量買書讀書。他最初對曆史感興趣，于是将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近代史》《劍橋古代史》《劍橋中古史》等幾十巨冊陸續購回，成一全套。在他和俞大維的帶動下，吳宓也跟着他們經常逛舊書店，并買了一套各家注釋彙編本《莎士比亞全集》，19冊，花了60美元，相當于兩個月的夥食費。

也正是在這樣的場景下，1919年“而立”在即的陳寅恪開始有了對中西之間更深的思考，在“五四”運動引發的社會思潮多元背景下，他與吳宓的日常聊天話題，也從曆史轉入文化。

“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唯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處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之旨。短處，即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故昔則士子群習八股以得功名富貴，而學德之士終屬極少數。”

進而再談到中國留學生的現狀。“今則凡留學生皆學工程、實業，其希慕富貴，不肯用力學問之意則一，而不知實業以科學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極隻或下等之工匠，境遇學理略有變遷，則其技不複能用，所謂最實用者乃适成為最不實用。”

最後再轉入政治和時局。“此後若中國之實業發達，生計優裕，财源浚辭，則中國人經商營業之長技可得其用，而中國人當可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國人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則決難必也。夫國家如個人然，苟其性專重實事，則處世一切必周備，而研究人群中關系之學必發達。故中國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學，而佛教則未能大行于中國。尤有說者，專趨實用者則乏遠慮，利己營私，而難以團結，謀長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

陳寅恪一生幾乎從不寫學術以外的政論、時評文章，也不寫書評，這段吳宓憑記憶力在其日記裡記下的言論，也就成了陳寅恪為數不多的感慨，實際上也間接說明了他自己的留學軌迹。

柏林，語文學的時代

陳寅恪在哈佛剛入學時，1919年春季學期登記的專業是曆史，但在1919年秋季學期改為古代諸語言。學習印度語文學，旁及古典學和閃米特研究。也是在此時，陳寅恪感受到哈佛的古代語言研究深受德國影響。

德國是梵文研究水平最高的學術重鎮。陳寅恪在哈佛的印度語文學系主任蘭曼，早年于美國耶魯大學獲得印度學博士學位後，去德國深造過，而哈佛的閃米特語言以及曆史專業課程也多用的是德文教材。因此，陳寅恪随蘭曼在哈佛上了兩年學之後，1921年決定前往德國，進入柏林大學師從著名學者呂德斯（Henrich Luders）教授學習印度學及東方古文字學，在那裡待了4年多。

有意思的是，印度與德國不是近鄰，相距遙遠，曆史上也不曾受到印度文化的巨大影響。德國為何在當時的大學中設有印度學專業，而陳寅恪又為何選擇這個專業呢？

實際上按照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說法，在19世紀的歐洲，三大學科從古典的模式脫穎而出：基于達爾文進化論而産生的生物學、政治經濟學，以及語文學。這三大學科的誕生，标識歐洲的學術告别了古典時期，意味着現代學術劃時代的開端。其中語文學獲益于歐洲學者對梵語的認知，它的誕生也伴随着印度學在歐洲的形成。德國早期浪漫派的重要理論家弗裡德裡希·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最先開始關注梵語，在他的著作《論印度人語言和智能》導言中曾這樣預言：“惟願印度學能知遇那樣的開拓者和倡導人，猶如15世紀的意大利和16世紀的德國因為一些人對希臘的研究而見證了偉人的突然興起并在短時間内取得了偉大業績。此時期，對古典認知的再度發現，迅速改變了科學的構架，甚至可以說是世界的構架，并使之煥發了朝氣。”

德國學術界很快發現，梵語文學、印度傳統文化對語言的特殊認識為歐洲的語言學家開拓了新的眼界，印度學的引入确實如施萊格爾所預言的那樣，對德國乃至歐洲的學術産生了深遠的影響。1816年德國語言學家葆樸（Franz Bopp）發表了論文《論梵語動詞的變位體系及與希臘、拉丁、波斯及日耳曼語的聯系》，歐洲人終于發現，德語、英語、法語等，都是印歐語系的一支，他們眼中曾經被視為野蠻民族的印度人，其實是親戚。葆樸自此成為比較語言學的創立者，被聘請前往柏林大學擔任東方語言的全職教授，并開設了印度學專業。

進入20世紀，印度學達到了一個巅峰，歐洲學界加速了對東方語言的發掘，斯坦因、伯希和相繼前往敦煌，葆樸在柏林大學的繼任者皮舍爾（Richard Pischel）教授也積極組織德國探險隊四次來到吐魯番地區進行發掘，發現的大量古代多種文字的寫卷為歐洲學術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絲路沿線所發現的17種文字、24種語言中，20世紀初歐洲學者就發現了3種已經消亡的古代語言：伊朗語族的和田塞語、粟特語，以及吐火羅語。

皮舍爾不幸死于一次事故，接替他在柏林大學印度學教職的便是呂德斯，也就是陳寅恪的老師。他的弟子阿爾斯多夫（Ludwig Alsdorf）評價說，呂德斯也許是那個時代最後一個難以用“印度學家”來概括的學者，人們說不出他的研究重點是什麼。他是吠陀語文學最有名的學者，也是最有成就的碑銘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同時還專注于巴利文和梵文佛教文獻研究。呂德斯不僅培養了陳寅恪，也培養了後來季羨林留學時的德國哥廷根大學的印度學老師瓦爾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

師從呂德斯4年，陳寅恪後來卻沒有成為一名印度學家。“如果要給陳寅恪留學這段時期一個學術定位的話，并非思想家或者哲學家，而是一位非常傑出的東方語文學家，或者比較語文學家。”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沈衛榮對本刊分析說，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是西方語文學的黃金時代，當時語文學（Philology）并非現在的語言學，而是整個人文科學的總稱，是研究該語言文明中的文學、哲學、曆史、宗教的學科。

陳寅恪在柏林大學學的“東方語文學”（Oriental Philology），便是以東方地區發現的古代語言與文獻為基礎，來研究歐洲的“他者”——東方，并以此重新構建已經“故去”的東方曆史、宗教、文化傳統。陳寅恪徹底回國前在《與妹書》裡的解釋，實際上就是受到這一思路的啟發。20世紀初，印度、蒙藏、西夏等古代塞外民族以及将它們連接起來的佛教史對于大多數中原地區尤其是南方人來說仍然比較陌生。于是陳寅恪的“東方學”，便是以歐洲當時新近發現的中亞和塞外出土語言文獻為主要史料，通過西方比較曆史語言學方法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來重建中原的“他者”——西域，并以此重新認識中原曆史以及佛教對中華文化的影響。這也就是他自己說的“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

陳寅恪回國後，在清華給學生們開設課程“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講梵、藏、漢文文獻的比較研究，實際上就是比較語文學的方法。而受此歐洲思潮影響的中國學者不止陳寅恪一人。作為陳寅恪柏林大學的同學，傅斯年回國後建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也是按照語文學的方法來指導研究。後來的季羨林從德國畢業回國，當的是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系主任，隻不過這個系後來被撤銷了。

随着哲學、曆史、宗教等人文專業的獨立分科，語文學在學術界逐漸門庭稀落，被分成了語言學和文學。陳寅恪則像他在《與妹書》中預言的一樣，沒有錢買到信中羅列的很多書，在吳宓的連連邀請下回國任教，加之戰亂中書籍散佚，30年代之後也無法繼續東方語文學的研究，繼而轉向中古史，至此陳寅恪的學術生涯進入了另一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