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六山紋青銅鏡，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 江隐龍

古代中國的政府、法院、檢察院，甚至“父母官”的宅院，事實上都是同一個地方——官署，也就是民間常常說的“衙門”。作為一個機構，衙門是封建秩序下的官秩品級和律法規制的真實寫照；而作為一個空間，衙門内部的一磚一瓦、一門一窗，也在這種等級森嚴的時代背景下，孕育出别具古韻的法律圖騰。

這種“法律圖騰”是什麼樣子的呢？存世的古代縣衙公堂給了後人相對統一的答案：“肅靜”“回避”牌分立兩側，中間放置“縣官老爺”處理政務的公案。公案上擺着文房四寶、令簽和驚堂木，公案背後則是象征着官員“清似海水，明如日月”的朝日圖。其中最顯眼的，自然是公堂上方懸挂的匾額，匾額上書四個大字：“明鏡高懸”。

在這些林林總總的擺設中，“肅靜”“回避”牌、公案、驚堂木等什物都有着明确的實用意義，海水朝日圖的喻義也十分明顯，唯有高高在上的“明鏡高懸”匾，讓人無法一眼看透。形容為官清廉、剛正的典故有很多，為什麼唯獨“明鏡高懸”被官員廣泛接受？比起“兩袖清風”“早朝晏罷”“鐵面無私”等成語，“明鏡高懸”又有什麼特别的含義呢？

答案就出在“明鏡”二字上。“明鏡高懸”事實上應寫作“秦鏡高懸”，這裡的“秦鏡”特指秦始皇嬴政所持的一面神鏡。《西京雜記》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漢）高祖（劉邦）初入鹹陽宮，周行庫府……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裡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扪心而來，則見腸胃五髒，曆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内，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這枚秦鏡後為項羽所獲，之後便不見蹤影。

秦鏡的神奇之處在于其不僅能照出人的五髒六腑和疾病，甚至能照出人的邪念。斷案需要明察秋毫，若是真有秦鏡高懸于公堂之上，自然能洗冤滌屈——用現在的話來說便是秦鏡能夠幫助官員實現“實質正義”的理想。這樣看來，官員對秦鏡的青睐似乎順理成章。

“明鏡高懸”四字雖然明确指向了秦鏡的典故，但若不從宗教與文學的雙重視角來審視鏡在中國文化中的意義，就很難理解為什麼官員對“明鏡高懸”匾額的追求一緻，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對鏡的闡述相對較少的情況下。

錢鐘書在《管錐編》中對此頗有研究：“我國古籍鏡喻亦有兩邊。一者洞察：物無遁形，善辨美惡，如《淮南子·原道訓》：‘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勿能逃也’，又《說林訓》：‘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二者涵容：物來斯受，不擇美惡；如《柏舟》此句（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前者重其明，後者重其虛，各執一邊。”

依錢鐘書之論，“洞察”“明”之喻無疑與秦鏡的意象相合，值得注意的是“涵容”“虛”之喻。從字面意思來看，鏡的“洞察”與“明”似乎扣其能夠包含萬物之意，對官員來說，能夠明察秋毫、了解案件的來龍去脈方能準确斷案，故官員的追求與鏡的“洞察”“明”是相合的。然而“涵容”與“虛”作何解呢？

錢鐘書在之後又有援引：“《莊子·應帝王》所謂：‘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将不迎，應而不藏’（《文子·精誠》：‘是故聖人若鏡，不将不迎，應而不藏’）……《世說·言語》袁羊曰：‘何嘗見明鏡疲于屢照，清流憚于惠風’；不将迎，不藏有，故不‘疲’矣。”

對官員來說，在掌握足夠線索的基礎之上保持“空虛”的狀态，的确是克制先入為主、自以為是的重要手段。那麼，鏡的“涵容”與“虛”，是否也是對官員追求客觀中立的闡述呢？從官員的箴言中的确能找到這樣的證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清朝袁守定的名言：“凡審理詞訟，必胸中打掃潔淨，空空洞洞，不豫立一見，不豫着一物，隻細問詳求，其情自得。若先有依傍之道，豫存是非之心，先入為主，率爾劈斷，自矜其明，轉緻誤也。陳良翰知瑞安縣，聽訟鹹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但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蓋惟虛故公，公則生明，自然當于事理而訟判矣。”

這段話中，虛堂懸鏡所指的并非明察秋毫，而是摒除是非之心，以謀求“惟虛故公，公則生明”的境界。由此可以推斷出，在公堂之上的“明鏡高懸”四字不僅有明察秋毫、撥雲見日之意，更有掃除成見、公則生明的追求。“明鏡高懸”既是“秦鏡高懸”，也是“虛堂懸鏡”。

綜合而言，鏡有其“洞察”與“明”，正合官員的明察秋毫；又有其“涵容”與“虛”，正合官員的公則生明。可以說，正是鏡如此複雜又如此契合官員追求的意象，使得公堂之上的匾額大多被“明鏡高懸”所占據。

匾額無言，曾在公堂之上仰望官員的萬千百姓或許也未必能讀懂其中的故事，甚至鏡的文化意象也在歲月的流逝中淡化，但當後人走進那些古舊的衙門，用不解的目光與匾額對視時，依然能體會到一股莊嚴肅穆的神奇力量，這已然足夠。

（文章節選自江隐龍《法律博物館：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華館）》，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

來源：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