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波音公司宣布，将把其全球總部從目前的芝加哥遷至華盛頓特區郊外的弗吉尼亞州阿靈頓市。

對于此次搬遷，波音首席執行官戴夫·卡爾霍恩在聲明中表示：“鑒于新地址靠近我們的客戶和利益相關者，并且可以接觸到世界一流的工程和技術人才，因此此次搬遷對我們具有戰略意義。”

消息甫一傳出就成為了行業内的熱門新聞。媒體普遍反應：怎麼又要搬總部？這次波音是為什麼要把總部搬到阿靈頓？畢竟目前位于芝加哥市北河濱廣場100号的波音全球總部是在2001年才從西雅圖遷出入駐的。這才剛20多年，波音就又要迎來“喬遷之喜”了？

“西雅圖”可以說是波音身上最重要的地理标簽，雖然波音全球總部已早不在那裡了。近年來，波音不斷變賣手頭“閑置”的辦公園區、倉庫和未使用的土地等，其中就包括作價1億美元賣掉了西雅圖的商用飛機總部大樓。

搶總部，但搶的不隻是人

2020年9月，美國衆議院運輸委員會（House Transportation Com mittee）在對波音737MAX事件的調查報告中指出：媒體廣泛報道稱，1997年波音公司與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的合并，以及4年後其總部的搬遷，極大地改變了波音的業務重點：從緻力于解決棘手的工程問題變為緻力于提高和擴大公司财務利潤。

2020年9月，美國衆議院運輸委員會公布了737MAX空難調查報道。2021年初，波音以25.136億美元的賠償金額與美國司法部就免于刑事訴訟達成了和解協議。但時至今日，呼籲嚴懲兇手的空難家屬還在上訴，希望能夠駁回這一和解協議。

即便在這份美國官方出具的波音737MAX事故調查報告中，相關部門也不忘以一定篇幅來回顧波音的曆史，并尤其提到了那次标志性的搬遷。那麼，20多年前的那次搬遷前後，波音到底發生了什麼改變？

所謂“媒體廣泛報道”的觀點，一言以蔽之：2001年，波音将全球總部搬至芝加哥，意味着自此“距離資本更近，距離航空更遠”。

的确，相比位于西海岸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市，伊利諾伊州的芝加哥市無疑距離資本、投資者和客戶都更近了。不僅是距離而今被稱為資本中心的華爾街更近，而且20年前，作為美國第三大城市的芝加哥本身就是如日中天的全球金融中心。

當時，波音欲搬遷總部的消息甫一傳出，芝加哥、達拉斯、丹佛三座城市就上演了一場“搶波音”的招商大戰。三方都給出了上千萬美元的搬遷費、補貼、稅收優惠等優厚條件欲吸引波音落戶。最終“赢家”芝加哥市給出的紅利是：伊利諾伊州和芝加哥市在20年内将向波音提供超過6000萬美元的稅收優惠和其他激勵措施。

這場招商大戰的目的當然不僅僅是為自己争得波音全球總部不到500人的工作崗位，更是沖着波音這塊招牌的巨大影響力：能夠吸引一家國際知名企業的全球總部落戶，是對這座城市營商環境的最優背書。根據當時的報道，甫一遷入的波音次年就成為了伊利諾伊州銷售額最大的公司（超過了當時的麥當勞、摩托羅拉等），當時的媒體預計20年内波音會給該州貢獻高達50億美元的GDP。

總部搬遷，搬壞了企業文化？

2003年，在搬入芝加哥新總部兩年後，一手推動波音并購麥道，并主導了這次總部搬遷的波音總裁兼CEO菲利普·M·康迪特（Philip M. Condit）因為波音在美國空中加油機項目中的醜聞引咎辭職。接替這位“老波音人”的是昔日的老搭檔、曾擔任波音COO、波音集團副董的“麥道人”哈裡·斯通西弗（Harry Stonecipher）。

2004年，斯通西弗在接受《芝加哥論壇報》采訪時坦言：“人們說我改變了波音公司的文化。是的，這就是我的意圖，這樣波音就像一個企業而不是一個偉大的工程公司……波音是一家偉大的工程公司，但資本要投資的是一家能給他們賺錢的公司。”

斯通西弗在2004年接受《芝加哥論壇報》采訪時坦露心迹，并稱自己是那些員工不滿情緒的“避雷針”。

掌管波音的康迪特（左）和當時的麥道掌門人斯通西弗，二人在合并後的新波音中分别擔任任一、二把手。在波音737MAX事件發生後很長一段時間，類似如下的尖刻評論不絕于耳：是“禍水”麥道荼毒了波音，“雖然被收購的是麥道，但被消滅的卻是波音。”

新任CEO的這一表态坐實了外界對波音的評價：“離資本更近了”“變質了的企業文化”等。還有一些評論動情地說：“代表工程師文化的波音敗給了深谙資本逐利之道的麥道”。

即便斯通西弗在2005年3月就因與下屬有染而被迫辭職，但他的離去并未“中止”波音之變，直至遷至芝加哥十幾年後的波音陷入737MAX引起的軒然大波中——自此，那個“工程師們高超的技術設計和創新，被商業主管們的會計智慧和财務決策所取代”的波音，那個“生産進度和成本收益主導了商用飛機項目，而非昔日的技術規格和安全紅線”的波音，那個“過去20年不斷上漲的股票價值與任何技術上成功都沒有直接聯系”的波音，那個“重視短期利潤和股東回報而非技術和創新”的波音，頻繁出現在負面的媒體報道中。

“企業文化壞了”的波音之變當然并不僅僅因為全球總部換了地方，“壞了風水”。

實際上，資本對工程文化的腐蝕從未停止，而波音将大本營搬到芝加哥，或許隻是“企業文化壞了”的一個結果而已。

康迪特在退休後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9·11’事件發生後，北美地區航空旅行市場萎縮了近20%，這給波音乃至美國航空業帶來了嚴重的财務問題。波音的未來不能全部押在商用飛機上，必須增強軍機等其他部分的業務（暗指這也是波音收購麥道的原因）來使波音降低對商用飛機業務的過度依賴。”

這番話至少說明波音之變并非全因麥道的并入而起，如果一定說并入的麥道加速催化了波音之變，那麼首先發起改變的也是康迪特等老波音高管們。

按照“老波音人”康迪特所言，波音收購麥道不僅意味着消滅民機領域的一個競争對手，也能夠強化波音在軍機等其他業務闆塊上的實力，從而讓公司業務實現“多架馬車并駕齊驅”的優化布局。

芝加哥波音總部已成“鬼城”

2001年9月5日，波音正式搬入芝加哥新總部，康迪特稱此舉是“一項戰略性的商業決策”。“戰略性”的意義在于波音希望通過搬遷總部将“新波音”與其發源地西雅圖區分開來。從這一角度來說，芝加哥新總部象征着波音希望自己不僅僅被視作一家商用飛機制造商。

搬至芝加哥，意味着波音高層希望能夠一舉撕掉身上“僅僅是一家商用飛機制造商”、“西雅圖飛機工廠”等舊标簽。

在同年的《哈佛商業評論》、《華爾街日報》等媒體報道中，波音副總裁等高層近一步解釋道：“由于波音成立于西雅圖，我們的商用飛機部門也設在了西雅圖，所以很多人就認為波音隻是一家西雅圖地區的商用飛機制造商。但事實上，波音是一個龐大的實體，旗下包括了麥克唐納戰鬥機、道格拉斯商用飛機、休斯直升機、休斯航天、北美航空航天等多個産品與業務部門。因此，我們的部分戰略計劃是将全球總部所在地與既有業務部門分開。全球總部将設立在一個中立、不偏不倚的位置，并放眼于全球業務開拓。”

西雅圖波音工廠是波音起家的地方，波音的商标也也不斷變化着。

對于波音高層來說，簡單的一次搬遷貌似已經完美解決了并購麥道後、業務多元的波音所遇到的新問題。但這樣“高瞻遠矚”的“戰略布局”，卻讓那些曾視波音為“工程師天堂”的員工們深感失望。更貼近資本的這條道路令工程師們感覺遭到了“背叛”，也使得波音高層與飛機研發工程師以及一線制造工人們，在現實中日漸疏離。

随着舉全歐洲之力的空客的崛起，波音倍感競争加劇。所以波音不斷希望在商用飛機之外的業務上尋求突破，包括軍機、太空、MRO等。A380項目就是空客在2000年底啟動的。

轉眼就到了2022年，芝加哥市和伊利諾伊州對波音的稅收優惠政策已經到期。而随着2018年和2019年兩起慘烈空難的發生，與波音有關的壞消息也源源不絕：先是737MAX遭全球停飛，然後是一再出現質量問題的波音787停産和交付延遲，777X的取證過程一延再延……最後，還有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民航業經曆寒冬。

在種種不利因素下，曾坐鎮芝加哥的波音高管們或是遠程辦公，或是守在工廠處理生産問題，或是越來越多地奔赴波音華盛頓特區辦事處，與FAA等監管機構頻繁溝通……而位于芝加哥市北河濱廣場100号的總部大樓，也越來越多的被波音員工形容為一座空蕩蕩的“鬼城”。

雖然波音在芝加哥的全球總部已變為“鬼城”，但這裡依然被一些抗議者們看作表達立場的标志性地點。上圖為人們在此聚會抗議對波音對以色列軍售，下圖為737MAX空難遇難者家屬們在此集會。

再遷，更接近美國政治中心

這兩年裡關于波音将撤出芝加哥的聲音一直時有發出。而最近，波音終于确認其全球總部将遷往華盛頓特區邊的阿靈頓市。這第二次搬遷，波音又在謀求怎樣的變化？

早在2017年，波音就将旗下國防、太空和安全部門的總部從聖路易斯遷至阿靈頓的“水晶城”園區。從地理位置上講，這裡更貼近軍方客戶：距離五角大樓僅不到兩千米。此外，波音的競争對手諾斯羅普·格魯門的總部也在阿靈頓。

追蹤美國政商界遊說活動的網站“公開秘密”（Open Secrets）披露了一組數據，指出2021年波音在遊說活動上聘請了超百人的說客，預算高達1340萬美元。這一支出不僅在防務行業内數一數二，在美國商業界也位居前列。這次将全球總部遷至華爾頓特區的近郊，也同樣被視為波音想切近政治中心、加密與軍方客戶的交流的證據，似有繼續加碼防務、太空業務之意。

目前，在簡短的官方公告之外，美國媒體報道和多方評論一緻表示，相比2001年的“離資本更近”，這次波音全球總部搬遷，意味着距離美國政府軍方及監管機構更近。

一方面，未來波音或将繼續“加碼”當前已經是重中之重的防務類業務。此前，不論是2021全年财報還是近期公布的第一季度财報，都顯示了目前波音在“防務、空間和安全”方面的收入已經超過商用飛機業務。而搬遷至“首都圈”将有利于波音高管們遊走于美國各政治機構間。尤其是其主要客戶五角大樓，與波音全球總部的新地址隻隔了一條波托馬克河，相信這一舉措能近一步穩定波音防務業務的重要地位。

4月末，美空軍訂購的351架T-7A“紅鷹”教練機中，首架機在波音的聖路易斯工廠下線。過去幾年裡，在民機業務萎靡的背景下，軍機業務無疑是波音保持現金流穩定的重要抓手。

CNN等媒體報道稱，波音決定将總部從芝加哥遷到“首都圈”證明其20年前的決策并不明智。如果波音這次宣布的是将遷回西雅圖，或許既能大大鼓舞員工的士氣，也能夠拉動股價。

另一方面，面對當前境況不佳的民機業務，總部遷到“首都圈”也意味着能夠更頻繁、更密切地與位于華盛頓特區的FAA等監管機構和政策制定者“潤滑”關系。隻是，對于這一點，美國衆議院交通委員會主席彼得·德法齊奧（Peter DeFazio）也明确表态：“波音把總部搬到芝加哥，遠離他們在太平洋西北部的根基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再次搬遷總部是為了更接近華盛頓特區的監管機構和政策制定者，但這是朝着錯誤方向邁出的又一步。波音的問題不是缺乏與政府的接觸，而是其持續不斷的生産問題，以及導緻737MAX發生緻命空難事故的管理層和董事會的失誤。”

與2001年時媒體報道的角度類似，這次美國媒體也不忘報道弗吉尼亞州和阿靈頓市是如何招徕波音的。報道稱，前凱雷集團高管、現任弗吉尼亞州州長格倫·揚金與波音CEO卡爾霍恩私交不錯，這次又成功招徕波音全球總部落戶弗吉尼亞州，也算是成功兌現了這位州長在去年競選時許下的“将為該州帶來新的企業和就業機會”這一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