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就是這樣，你剛明白一個事物是什麼，肯定又換新東西了，很多東西都還在探索，比如流量與内容價值之間的權衡。

作者 | 石 燦

編輯 | 葉鐵橋

5月中旬，國家廣電總局公布了2019年度優秀網絡視聽作品獲獎名單，知名主持人陳曉楠操刀的《和陌生人說話》位列其中。

陳曉楠在一個内部群裡獲知了這一消息，“獲獎我覺得特别好，是一個挺大的認可。還不是單純說因為是個官方的獎項，而是各個層面的人都看到了這個節目。”

節目播出後，她總是看到留言說，有些人找到了這個節目，一夜之間把第一季和第二季全看完了，還有人經常會催更。騰訊新聞出品的《和陌生人說話》已經不再默默無聞，經過兩年的耕耘和積累，陳曉楠明白，“我們與受衆之間達成的信任度是無價之寶。”

自從誕生之日起，《和陌生人說話》就與喧嚣熱鬧的網絡節目不一樣，說平凡，剖人性，道人情，講人話。外表平靜，内有波瀾。在豆瓣上，第一季和第二季至今分别保持着9.2分和9.5分的成績。

《和陌生人說話》制片人季業表示，他們一直很克制，對選題也很挑剔，“這個故事背後要有一定的話題屬性，它與熱點和大家關注的東西相關聯，不能過于冷門和過于個體化。”

陳曉楠是這檔節目的靈魂，她從來都頂着一頭蓬松且柔順的頭發出現在世人面前，臉上洋溢着溫暖的微笑。人們被打動，不僅因為她的微笑，還因為她作為這檔節目的主持人，時刻都保持着一種和善有力的訪談姿态，問題裡充滿了真誠的同理心。

2017年，作為鳳凰衛視《冷暖人生》的著名主持人，她轉身到了騰訊新聞，把這種和善有力的訪談姿态從電視媒體帶到了互聯網，在流量數據與内容價值之間尋找新的表達空間。

“剛到騰訊時，李倫（ 騰訊網副總編輯）跟我說，要适應不确定性，開始還不覺得，後來在不适應中慢慢調整了。有時感覺時間過得特别快，有時特别慢。”陳曉楠說，在互聯網公司，沒有人替你做主，每一件事都是從下而上的，現在我就深挖自己的靈魂，“到底你想做什麼？你還能做什麼新的東西？沒人能告訴你，指望上司告訴你應該怎麼做，不存在的。”

轉型兩年過去了，陳曉楠在騰訊過得怎麼樣？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去跟她聊了聊，以下是她的自述：

揪着自己的頭發成長

在騰訊這兩年，我覺得這是我最深的體驗：直到現在還在揪着自己的頭發成長。

互聯網就是這樣，你剛明白一個事物是什麼，肯定又換新東西了，很多東西都還在探索，比如流量與内容價值之間的權衡。

以前我在電視媒體做節目，拍攝剪輯完了，節目基本上就完成80%了，現在也就完成了50%，剩下的工作還要想着怎麼傳播。在取标題、選擇内容時，我要從創作者角度去思考怎麼講好一個故事，還要從受衆角度去考慮，我會不會被那樣的标題吸引住。

整個内容制作流程延長了非常多，直到節目上線以後，它的長尾效應還在發揮作用。有時我會把它當成一個産品來看，既然是産品，就一定包含很多工業鍊條，但目的隻有一個，你要在受衆心裡制造更多的影響力，讓他們在這個節目裡被觸動到，甚至産生與别人分享的沖動，無論是一張海報、一個短視頻、一個小段子，還是一個長視頻。

《和陌生人說話》第二季還有兩集就收官了，一共是11集，每一集播出之前都會比較期待，因為我們前面會做非常多的預熱工作，包括取什麼樣的标題，用什麼方式來推。

這也讓我覺得每一集都是從零開始的，不是每一季從零開始，是每一集，在電視台牢靠的“約會效應”在互聯網失效了，他們随時随地可以選擇任何一檔節目觀看。我要把一個新事物放到一個非常喧嚣、信息龐雜的廣場從零博弈。

一般在一集節目上線前，我們會有一系列的工作。我與别人訪談完，會和大家坐在一起，我把我熱乎乎的體驗先告訴他們，哪裡最讓我觸動，哪裡最鮮明最獨特。我要讓運營團隊的同學知道我們制作團隊為什麼要選某個内容，我要告訴他們，我們制作團隊的想法是什麼。

現在不能光從一個作者視角說，我覺得内容很有價值，你們必須傳播出去。你還得說服運營團隊，讓他們理解，他們才知道把什麼傳播出去，某個内容與受衆有什麼關聯，觀衆有什麼必看性。

這個時代一個人能夠拿出20分鐘、30分鐘來看一個長視頻，一定要下一個決心，他們需要一個合理的理由。長視頻是個“奢侈品”，我一定要給他們購買“奢侈品”的理由。

我們是在做生命

做《和陌生人說話》，我們的節目主人公多是素人，沒有名氣，沒有吵架，沒有八卦，你憑什麼讓一個跟故事主人公素不相識的人看這個故事？這裡面必須要有戲劇性、有張力、有思考價值，事實證明，生活的劇本遠遠比電影劇本戲劇性大得多，我們已經有幾個故事賣了電影版權。

我自己在反複揣測，有趣度和關聯性是我給到他們看《和陌生人說話》最多的兩個理由，足以讓他們覺得：這是什麼事？我要去看一看，最後發現還與自己有關聯。

像我們這一季做的第一集節目《菖蒲河老人情》，大家會覺得很離奇。最開始，我們三個年輕編導在北京菖蒲河蹲三個月的點，年紀輕輕的小姑娘，想要融入到那個群體裡跟人講話是很難的，尤其還要講一些很私密的事情。我們反複覺得這個題材不行，特别好的是，我們沒有放棄它。

三個小姑娘去了幾十次，最後終于跟我說，有三個人願意接受訪談。後來，編導把那三個人的大概情況寫了，我覺得能成。

但如果我隻是展現一個老年婚戀市場的殘酷性和冰冷感，那沒必要，我還是想知道這些表象背後有什麼，是否找到與我們共連的情感開關，咔嚓一聲就能打開的那個東西。

四個小時聊下來，完全和預想不一樣，特别超出期待。我在正式訪談前半個小時，要忘記掉我是個訪問者，我和他們就坐在那裡聊天，聊一些很瑣碎的東西。

我坐在那裡，會被好奇度吸引，我想别人也像我一樣，越來越多地看到自己。但最讓我感動的是，從這裡看到了人的生命感，大多數人都會經曆暮年，生命有一個完整的流程，對于愛、對于孤獨感的排解和追求，這都是一脈相承的。

受衆在節目呈現的共有人性底色中産生理解，産生自我連接的時候，我就覺得它是一個特别有價值的東西。

以前我們說《和陌生人說話》是做人，我覺得現在更準确地說，我們是在做生命，我所呈現出來的事實，它們的主題全部都是生命。像我們這一季說到的PUA（搭讪藝術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問那個小夥子，“你這樣能找到愛嗎？”他反問我，“怎麼才能找到愛？”這讓我思索，我們怎麼去找到愛？哪一條路是通往愛的？哪條路根本不通往愛？

實際上，這個小夥子就因為PUA這條路不可能通往愛，就抑郁了，自己休學了一年，他覺得自己用虛假的人設去控制别人的心裡，很容易得到别人的身體，他三個月就成功了，說明這招真的靈。但從此後，他就産生了巨大的虛空感，因為他知道那個人愛的不是他，他也不可能愛上一個愛上他虛假人設的人，可他又是一個想找到愛的人。

在這個矛盾的過程中，他徹底抑郁了，就回到家鄉去見他那個最初的暗戀女孩。後來那個女孩沒有選擇他，他就去了反PUA組織。

這個事情除了給人警示之外，我更想讓人們思索，我們怎麼才能找到愛？這個青年小夥與暮年老年人尋找的東西都一樣——什麼是愛？生命有很多母題，不是生老病死，就是愛恨情仇，隻不過它們用不同的方式與我們現在的生活産生連接。

每次尋找選題時，我都會問這個選題背後是什麼，能從這裡看到什麼表象以外的東西，這個東西一定要很有嚼頭。現在信息很龐雜，刁鑽的角度很好，但對我來說角度不是那麼重要，我想要深度，深度裡頭見廣度。我們不會呈現所有的選題，普通人的瑣碎故事很多，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值得别人花20分鐘去看，但隻要是我們呈現出來的，就一定是我覺得特别棒的。

《獵豔者》《菖蒲河老人情》和《我不是神女》這三期不能說超預期，就覺得它們給了我特别大的信心——這個體量的節目是有人看的，受衆完全Get到了我們在說什麼，尤其像《我不是神女》那期，它一直在微博熱搜上8小時，三條熱搜都關于它，後來很多自媒體都在讨論“精神暴力是什麼？”

這期節目的故事很極端，但很普遍，許多人都或多或少參與過精神暴力。當初在訪談攝影棚裡，一個攝影師就跟我說，他就曾經幹過這樣的事。在大學時，會通過嘲笑他人來産生一種連接。這種普遍性可能就在我們身邊，節目播出以後，很多人會聯想到自己或身邊人的經曆，這也是一種連接，産生共鳴，一起思索。

做每一集節目我覺得必須要有意義，反正我是這樣的，沒意義還有什麼勁兒？當然，你不能讓意義先行，首先要有一個好作品，我們占用别人那麼多時間，難道不應該輸出一點有價值的信息嗎？起碼我們認為這個内容值得被看到。而意義是所有東西的魂，我還不想做一個沒魂的東西。

但做這些東西我不是為了警示什麼人，也不為了教育任何人，我覺得唯一的意義好像應該還是“聽”。我們這個時代太快了，很多人會覺得他人是什麼，他人就是什麼，很容易給人打上一個标簽，我們通過标簽認識人，也通過标簽把人放置入一個冰冷冷的世界。可我覺得他人裡面應該有你，你裡面有他人。

有兩個詞特别俗，一個詞叫溝通，另一個詞叫同理心。如果我能用一個好故事，讓你去聽一聽這個人的故事，那就很好了，可能會産生很多化學反應，甚至是那種很溫暖的觸動，你會覺得，原來我們大家的生命體驗如此相似。

我不僅希望它是一個産品，還希望它是一個作品

說起《無聲合唱團》這期，無聲合唱團背後是一個很具有争議性的群體，我們看過非常多的慈善救助節目，有些節目甚至有點作秀了，我非常怕這個選題陷入到這個窘境裡面。

我剛拿到這個題時還在想，他們為什麼要讓聾啞人唱歌？是不是我們健全人覺得這樣就代表我們對他們有所救助了？他們有唱歌需求嗎？我們争論了半天，但我們做完預采，觀念一下子徹底轉變了。

帶這個合唱團的人是兩個藝術家，一個是畫家，一個是搞搖滾的音樂家，他們都很成功，但都在同一時間走進了藝術生涯瓶頸期——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們新的藝術震撼呢？一次，他們聽到了一個聾啞人發出的蠻荒人聲，就跑去采樣。他們奔着一種藝術家做自己作品的心态，去到了一個偏遠的聾啞學校。

在聾啞學校裡，他們發現小孩被放在了一個類似于“世外桃源”的環境裡，但他們幾乎不能出來，因為很多人覺得他們很奇怪，老師也覺得他們出去後不安全，就那樣安安靜靜地被安置在封禁的學校裡。

孩子們很自卑，兩位藝術家讓他們發聲，會讓他們覺得很為難。藝術家想趕緊采集完他們的聲音就走，但藝術家産生了質疑，叩問自己，“我們到底要幹嘛？”他們覺得自己那樣做是在傷害孩子，一刻都不想留，決定一走了之。

就當他們離開時，一個四歲的小女孩兒突然拽着他們發出“啊啊啊啊……”的聲音，示意他們，孩子們是可以發聲的。他倆眼淚一下就蹦出眼眶，這時他們才認識到，他們已經攪動了這些孩子的生活。他們要做點什麼，但他們也不知道具體要做什麼，他們就覺得自己不能走。

經曆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發現所做的所有事情隻有兩個字——陪伴。後來把孩子們帶到音樂廳去做演出不是刻意行為，也沒有必要，但他們就想告訴這些孩子，你們的生活還有别的可能性。

有一個事兒我特别受震撼。藝術家要教小孩發聲，他們通過喉嚨震動找到了共鳴，那種震動打通了心理上的幸福感，身體上的愉悅感。兩位藝術家不是去采集孩子的聲音來創作，而是還原這些孩子自己的創作，呈現了孩子們的真實狀态。

誰主誰輔？何為完美？何為強大？何為弱小？這些小孩也許并不需要他們去這麼做，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所展現的那種原始的幹淨的生命感，是我們應該看到的。

那集節目要讨論的已經不是同情了。整部片子以散文式呈現，完全沒有驚濤駭浪，但每一秒鐘都很打動人，文字很難抵達那種感覺。我很珍視這個片子。

這個片子拿到了2019年度優秀網絡視聽作品獎我還挺高興的，但不意外，我更覺得，在官方層面，在視頻網站，在社交媒體，都被看到了，很好。

我總是看到留言說，很多人找到了這個節目後，一夜之間把第一季和第二季全看完了。還有人就來催更，但像我們這種體量就比較難頻繁更新。但我們與受衆之間達成的這個信任度是無價之寶。

我現在不僅希望它是一個産品，還希望它是一個作品，作品沒有時效性，十年後再拿出來看，依舊有價值。

我需要生活的潮濕感

我特别感性，感性得一塌糊塗，但我也有理性的一面。

我在做訪談前會有足夠的理性準備，比如準備一些骨架性問題，因為觀衆并不需要純粹的感情泛濫，他們需要信息增量，在信息增量背後産生觸動感。

我這幾年一直在探索我與受訪者之間的關系，後來發現，它就是一個做減法的過程。

我與毫無受訪經驗的普通人打交道，我和他們都是頭一次見面，要在三四個小時裡讓他講他内心最深處的東西，他們的困惑，他們的恐懼，他們的驕傲，你憑什麼？這不是用我的職業技巧可以達到的，唯一能用到的，是我作為一個人，用我的真人去與他這個真人碰撞三四個小時。

我們老說自然、真誠，可這些最簡單的詞反而是最難做到的。

我還想做一個有趣的人，不是暮氣沉沉的人，這裡面包含了好奇心。

現在因為有孩子，我能在孩子身上看到特别多的東西。其實，小孩就像一張白紙，折射出了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跟小孩說話的時候，孩子會問一些你覺得不必要解釋的話，我向孩子解釋的時候，會突然發現，我是怎麼想的，我特别想向孩子重點傳遞什麼，我就會發現我在乎什麼。

我發現我第一在乎的是有意思還是沒意思，其次是有趣還是沒趣。人要是活得特别死闆，就特沒意思。這要有強大的好奇心支撐，它會讓你活得生機勃勃。

說得大一點，還是要有赤子之心。就是說，我還是會時常被感動。這不是矯情。我還需要生活的潮濕感，我不希望我的生活幹巴巴的。

潮濕感還來自于你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有一顆“易感”的心。比如說我們派三個實習生去訪談同一個人，每個人帶回來的細節都不一樣，有的人易感，這個人的感知就特别豐富，能講出很多故事來。

我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機會。我不一定要做很大的量，我可以把每一個節目的張力做到最大。有時候我會給自己信心說，大千世界，各種故事，永遠超出你的想象，很多時候我會産生這種感覺：竟然就在這個時代裡，應運而生了這樣一種東西。

任何一個品牌在任何時代都有想要傳達的主題，有的品牌想告訴你“我要超越”，有的品牌想帶給人溫暖，這些主題也是人性的幾大母題，和我們節目裡面體現出來的很多東西都相同，比如溫暖的、有力量的、有光芒的、超越的。我并不覺得品牌植入節目内容會有所沖突，這種内容往往能給品牌帶來比較正面的認知判斷。

這給我很大的信心，如果有一天你點擊到《和陌生人說話》，你還會被它吸引，還能産生情感共振，哪怕在夜深人靜的某一刻，你被觸動了一下，我就很滿足了，就是這種連接。我挺希望别人能看到我做的節目的，我會把它們當成寶貝，特别怕它藏在深閨，如果它足夠好，你得有足夠的自信，因為傳播的價值就在于抵達你的受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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