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找出一本代表中國哲學的書籍，那非《道德經》莫屬。古希臘人認為“哲學”就是“愛智慧”。我認為哲學是一門理論學，是對宇宙萬物、人類社會、心理活動等做出合理解釋的學問。中國古代很少對這些“玄之又玄”的東西進行探究，因此導緻哲學沒有形成體系。不過，道家卻是一個例外。以《道德經》為例，道家學派以“道”為出發點，提出了自己的本體論、辯證法和方法論，形成了一個初步的哲學框架。雖然後世未能在這個框架之下繼續深化，但道家的哲學觀畢竟對中國古人的思維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成為了中國人傳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就專門來說說《道德經》中蘊含的哲學思想。

古希臘哲學家提出，世界萬物的運行必須遵循“邏各斯”，這個“邏各斯”也就是世界萬物的最高規則。在中國，也有類似于“邏各斯”的詞彙，那就是“道”。中國古人将自然界萬物運行遵循的總規則稱之為“道”，大自然的規則就是“天道”，人類社會的規則就是“人道”。道既然是規則，那就是一種非實質的，是超脫具體物質形态而存在的，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就如此。

《道德經》中認為，宇宙萬物的總規則是無法去探究的，人們隻能夠将之籠統地稱為“道”，道的作用表現在了每一種物體之上。《道德經》并未具體說明道這種規則是怎麼運行的，隻是一再強調道是“玄之又玄”的，另外又說人類必須遵守道這種規則，也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于是，人們又将人類制定的具體規則稱為“法”，意思就是對大自然規則的效仿。但實際上，由于人們并未探究道的真正内容，這也就是導緻“法”成為了君王可以任意解釋、變化的“王法”。

《道德經》認為道是自然而然，天經地義的，那就是必須要遵守。由于人們并不清楚道的真正内涵，因此隻能遵守大自然表現出來的規律。完全遵守大自然，那就是不要對大自然産生什麼改動，因此要“無為”，順其自然，“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道家的“無為”和儒家的“天人合一”具有相通之處，都講究人和大自然的和諧相處。

将“無為”延伸到人類社會，就産生了“無為而治”的思想，也就是不要什麼政府的幹預，盡量回到遠古“小國寡民”的時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道德經》認為，什麼禮樂、刑法、兵戎都是國家對社會的過分幹預，反而導緻社會大亂。“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道家将原始社會時代的“無為而治”稱為帝道，以黃帝而代表。道家的“無為而治”思想在漢初取得了統治地位，對社會經濟的恢複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道又是萬物産生的本源。在這一點上，儒家和道家的觀點是相似的。《道德經》将萬物産生的開始歸結于一個奇點，這就是“一”，“一”也是“道”的代稱。這個“一”後來衍生出了萬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而《周易》中有“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句子，兩者的思想是相近的，因為這裡的太極也就是最初的“一”，人們稱為“太一”。

“一生二”也就是最初的奇點分裂為了物質的兩種基本屬性，也就是陰和陽。中國古人認為，萬物萬物都有陰或者陽的屬性。“萬物負陰而抱陽”，陰和陽是相互對立而存在的，在具體的物質形态中表現為日月、男女、上下、天地、南北、寒熱等。陰陽的觀念，來自于中國的原始宗教崇拜。從男女交媾而繁衍的現象，人們得出陰陽交合能夠産生萬物。

從陰陽對立的觀念延伸出來，就産生了辯證法。所謂的辯證法就是認為世界萬物都有相互對立的兩個面，如榮辱，盛衰，福禍，美醜，剛柔，巧拙，進退，勝敗，動靜，高下，前後等。這些相互對立的兩個面都會相互轉化，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随”。《道德經》中認為，一個事物發展到了頂峰或者低谷，必然會開始向另外一個方向轉化，“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因此，《道德經》認為任何事物的兩方面并沒有多大的區别，隻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而已。如美和醜都隻是相對的，“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後來的莊子在這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齊物論”，認為任何事物在本質上并沒有區别，沒有是非、美醜、善惡、貴賤之分。

事物都有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而兩個方面都會相互轉化。那麼，作為人，該如何在這種變化中處于不敗之地呢？《道德經》認為天道就是“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因此，人不能夠總是站在優勢的一方，而必須保持在弱勢的一面，如此才能有機會轉化為優勢。

《道德經》一再強調，人不能處于剛強之中，而應該保持柔弱。以水為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争，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處于最柔弱的狀态之中，也就是最堅強的狀态，如江河之所以能夠壯大，是因為江河所處的位置更低，能彙集更多溪流。

從這一點出發，《道德經》中給出了為人處世的一些見解：“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一個人的事業發展到了頂峰的時候，也就是這個人最危險的時候，因此人必須要學會急流勇退，明哲保身。中國曆史上，許多接受道家思想的人都有這種思想，如範蠡、孫武和張良在功成名就之後，為了防止功高震主，選擇退隐江湖，最終保護了自己，而伍子胥、大夫種、韓信則遭遇到了“兔死狐悲”的悲慘境遇。

孔子見老子

這種明哲保身的思想，也給中國人帶來了保守的思維。中國人常說“事不關己，高高挂起”“槍打出頭鳥”等諺語。在專制社會殘暴統治的古代，人們缺乏保護自己的基本權力，因此總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此才能讓自己過得安穩。《道德經》說：“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這些觀點反映了古人十分缺乏安全感，隻能選擇忍讓。因此，《道德經》和中國人的性格是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