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在位最後一年，接見了倭國使者并向倭人“賜以印绶”

關于漢光武帝授倭奴王金印的記載，在中國古代史籍中，最早作出具體記載的是《三國志·魏書》的《倭人傳》。該傳認為，在中國漢朝時，倭國已開始遣使交通，“漢時有朝見者”。南朝人範晔撰《後漢書》，其《倭傳》有關倭國列島情況的記載，幾乎全部抄自《三國志》。不過，在談到兩國之間交往時，則有不少增補内容，其中關于漢光武帝賜倭人印绶的記載，便是《三國志》所沒有的。《後漢書·倭傳》中說：“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绶。”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也是東漢光武帝在位的最後一年。《後漢書·倭傳》明确記載，這一年，光武帝接見倭國使者，向倭人“賜以印绶”之事。由于在《後漢書》之前問世的《三國志》未載此事，而《三國志·魏書·倭人傳》又是最早系統記載日本列島情況的史書，加上也沒有旁的記載可資佐證，此事的可信度，确實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受到一些史家的質疑。

然而，公元1784年陰曆初春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地區福岡縣的志賀島上，一個名叫甚兵衛的農民，卻發現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國漢朝時期的金印。

說起金印的發現，其實是很偶然的。當時，志賀島農民甚兵衛正在為防備來年可能出現的旱災，修築一條水渠。在搬動一塊大石頭的時候，他無意間發現了大石底下，一塊與泥巴相裹着的金屬。他并不認識此物，便讓家裡人和近鄰辨識，一個名叫才藏的米鋪主人告訴他這是一方金印，不過，這個人也沒有認識到此印章的價值。後來消息傳到地方官那裡，金印便逐級上交到了管轄這片土地的黑田藩主的手中，他賞給了農民甚兵衛五枚白銀，又将此印送給藩中一個很有學問的名叫龜井南溟的儒者鑒定。

龜井南溟經過仔細鑒定後，告訴黑田藩主，這方上面刻有“漢倭奴國王”三行五個字的金印，便是中國《後漢書》裡記載的漢光武帝所賜印章。黑田藩主知道這方金印的價值後，便将它作為傳家之寶珍藏起來。

據近代變法人士黃遵憲《日本國志》記載，他當時做駐日本公使時，“嘗于博覽會中親見之”。印是“蛇鈕方寸，文曰：‘漢倭奴國王’”。現在，此金印收藏在福岡市立美術館中，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當年發現金印的地方，早在公元1922年，就樹立了一塊刻有“漢倭奴國王金印發光之處”的石碑，以作紀念。

那麼，志賀島上所發現的金印果真是《後漢書》中記載的，被人們傳說已久的光武帝所賜日本倭奴國王的印章嗎？龜井南溟的鑒定究竟是否可靠？經過中日雙方的學者的長期考證和一些新的考古發現，證實金印的形制是符合漢制的，它的真實性完全可以确定。

志賀島漢金印後來經過實測，它的重量是108克左右，印面呈正方形，2.3厘米見方，高約2.2厘米，蛇鈕高1.3厘米，陰文篆書。根據漢制，賜予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而這塊金印每邊長為2.3厘米，正好符合東漢建初銅尺的一寸，可以說在尺寸上是符合漢制的。

不過，漢代的印章是等級分明的，一般從質地來講，天子是玉印，諸王和宰相是金印，九卿是銀印，蠻夷則為銅印；從印鈕來講，諸侯王為駝鈕，列侯為龜鈕，将軍為虎鈕，蠻夷則為虺鈕。從這兩個方面看，有學者認為，志賀島上所發現的金印并不完全與漢制符合，所以當初龜井南溟鑒定此印時，也說與漢制有一些出入。

不過，龜井南溟認為，蛇鈕倒是可以解釋得通，因為蠻夷之地多虺、蛇，虺、蛇同類，蛇鈕應該同于虺鈕。這個問題随着公元1956年，中國雲南省晉甯縣石寨山古墓群的東漢金印出土，得到了明确的解釋。在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刻有“滇王之印”的蛇鈕金印。

這個發現證明，東漢所賜蠻夷的印章，并不完全依照漢制；金印駝鈕本為諸侯王印章，蠻夷一般為銅制印章，但也有用金印蛇鈕的。

自從金印發現後，兩國學者對它進行了長期的研究。那麼，為何一枚金印會受到中日兩國學者如此的重視？它在古代中日關系史上究竟有何重要意義？

首先，日本九州志賀島漢金印的發現，證明了中國古代史籍記事的嚴謹，一條看似不經意的記載，卻決不是憑空而來，它一定是有所依據的。

其次，漢光武帝賜予日本倭奴國王金印，說明早在公元57年之時，日本列島已經有國家向中國漢朝奉貢朝賀了；而光武帝之所以賜給倭奴國王蛇鈕金印，以諸侯王的規格相待，說明漢王朝對于倭奴國遣使的高度重視，廣言之，也就是對于與日本列島交往的重視。

其三，金印是古代中日兩國友好往來的标志和證據。古代中日之間的往來，最早要追溯到舊石器時代；在先秦時期，更有一些中國難民經過朝鮮半島來到日本列島，也有少數直接從海上到達日本，關于這些被日本稱作“渡來人”的中國流民，在中日兩國，特别是日本的早期史書和其他書籍中都有很多的記載。相對而言，在公元前後日本彌生時代，中日相互間的往來可能更加頻繁一些，這一點從考古發掘中已經得到證實，同時史籍中的記載也可為佐證。

就在《後漢書·倭傳》記載光武帝賜金印之事後，又接着記載了漢安帝時日本倭國遣使的情況：“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這與上次倭奴國遣使相距剛好五十年。這裡所獻“生口”，一般認為是奴隸，也有學者認為是派來學習的，近似于後來的遣隋使、遣唐使。不過無論哪種說法，從“百六十人”這個數字可見，這次的遣使規模确實是很大的。

将此兩件事結合起來看，說明日本彌生時代，也就是中國漢朝時，日本遣使往來不但比較頻繁，而且規模也比較大。由于比起書籍記載，實物更具有直觀性，從這個意義上講，金印不僅是古代日本作為中國藩屬國的最好見證，也是古代中日友好往來的最好見證。

最後，随着中日兩國自古以來不斷的民間往來，以及日本多次遣使朝賀，先進的中國古代文化，因此源源不斷地輸入到古代日本，這對于古代日本社會的進步、生産力的發展以及政治制度的建立，特别是離中國最近的九州地區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無疑産生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