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八大古都，分别是：北京、南京、西安、洛陽、開封、杭州、安陽和鄭州。如果說在古代，這八座城市哪個最适合做都城，毫無疑問、也無可争辯，一定是洛陽。

既然洛陽是最佳都城，那為什麼大多開國帝王，或者政權的締造者都首選的是長安呢？其實并非是他們不想首選洛陽，而是不敢選擇洛陽。這其中隐含着許多背景原因，以及曆史的局限性，不是說它是最佳就必須選擇它。

西周定都長安，東周定都洛陽，但是先秦時期并不算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王朝，我們就從西漢說起吧。西漢建立伊始，劉邦首選的都城其實是洛陽，可是當時西漢政權直接控制的地方隻有河北、淮北、江漢、漢中、關中、以及巴蜀等地區。

大部分異姓諸王都無法掌控，而洛陽又立于中心地帶，導緻劉邦根本不敢定都洛陽。張良曾說過這樣一段話，一針見血地道出了非洛陽而擇長安的理由：“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長安最大的優勢就是“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阻山帶河，四塞之地”。長安東有潼關，西有大散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四座關口牢牢控制着進出長安的通道，易守難攻。就軍事而言，的确是最理想的都城。

漢景帝時期，平定“七國之亂”以後，西漢政權才逐漸地穩定下來，但是那時卻又不宜再遷都洛陽。因為遷都不僅僅涉及到耗費财力的問題，更要考慮到政治、權力、軍事、經濟等諸多的問題。

也就是說，遷都就等于放棄之前所有的政治體系和權力架構，一切都要重新構建，這樣的代價也是巨大的。相比于劉邦，東漢開國光武帝劉秀卻是反其道而行之，東漢開國之初，劉秀面對的問題和劉邦基本一樣，但是劉秀在分析了政治、經濟和軍事等一系列綜合問題之後，決定一勞永逸定都于洛陽。

由于洛陽位于各個政權的中心地帶，所以劉秀在統一的過程中難度加大，整整用了十五年的時間，比劉邦多用了八年。魏晉南北朝、以及隋唐、都和西漢的情況類似，在最初選擇都城的時候，都缺乏長遠的眼光和膽略（當然也包括當時的局限性，這裡隻做籠統的表述）。

但是隋炀帝和武則天卻例外。楊廣雖然亡了國，但是他絕不是一個昏庸之輩，他在位期間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修建東都洛陽。營造東都就是為了給遷都做準備和鋪墊，隻不過沒有來得及做而已。

楊廣有獨到和長遠的政治眼光，自隋唐以後，中國的政治中心開始東移，經濟重心也開始漸漸向東南沿海發展。而西安地理位置相對偏僻，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方面，都無法對東部加強控制，唯一的辦法就是向中東部地區靠攏。

武則天遷都洛陽，和楊廣的想法基本吻合，但是她考慮的則更多也更到位，因為洛陽确實比長安适合做都城。首先武則天是為了擺脫李唐王朝的影響，李唐皇室在長安根深蒂固，為了扭轉這一局面，提高武氏家族地位，武則天必須選擇在洛陽另起爐竈。

第二是經濟的原因，當時洛陽的經濟條件要遠優于長安，自漢朝以後，長安人口倍增，統治機構臃腫。整個關中地區适合農耕的土地面積已經變得越來越小，所以糧食的供應就成了統治者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大難題。

而洛陽自隋代以來，就成為南北交通的中樞，隋朝在洛陽建立多個糧倉，包括洛口倉、回洛倉、子羅倉等等。洛陽憑借交通之便，在隋朝時就成為全國物資的集中地，很好的解決了糧食供應的問題。

最後是地理的原因，古代封建王朝選擇都城，除了政治和經濟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軍事因素。所以都城的地理位置可以決定政權的穩固性。洛陽自古被稱作“天下之中”，東到海岱，南至江淮，西臨秦隴，北通幽燕，統治者以洛陽為中心可控天下。

長安地理位置偏西，已經失去了居中控天下的作用。洛陽北有黃河與邙山為屏障，南有伊阙之險，西控崤函，東扼虎牢，中為伊洛平原，被稱為“控以三河，固以四塞”。這些天然的屏障可以很好的拱衛洛陽，所以地理對于軍事而言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衆所周知，中國古代自唐朝以後，宋、元、明、清四朝，都沒有選擇長安和洛陽作為都城。宋太祖趙匡胤曾想過要遷都洛陽，之所以沒能成功，除了兩地毀壞嚴重之外，還有來自于大臣和晉王趙光義的阻力，總之他還沒有放手去做，便撒手人寰了。

明朝最初定都南京，是因為當時北方大部分地區還沒有收複，不過從後來的曆史發展來看，明朝遷都是遲早的事情。長安、洛陽和開封是朱元璋的主要選擇之地。

假如朱元璋來得及做的話，我認為他一定會選擇洛陽，或者說洛陽的機會更大，原因前文已經叙述。朱棣放棄以上三個城市，主要是出于政治和軍事方面的考慮，明朝最大的威脅來自于北元，因此，朱棣要以“天子守國門”為子孫們做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