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省紅河學院越南研究中心教授 葉少飛

《安南史研究Ⅰ：元明兩朝的安南征略》，[日]山本達郎著，畢世鴻、瞿亮、李秋豔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12月出版，600頁，180.00元

孫來臣教授主編的“海外東南亞研究譯叢”由商務印書館于2020年12月同時推出了第一種《安南史研究I：元明兩朝的安南征略》（山本達郎著，畢世鴻、瞿亮、李秋豔譯）和第二種《越南通史》（陳重金著，戴可來譯），前者為日本學界研究越南曆史和中越關系史的扛鼎之作，後者則是越南近代史學的奠基之作，誠如桃木至朗教授在《中文版序》所言，開展新的綜合研究應該建立在深入解讀經典著作的基礎之上。《安南史研究》首次譯為中文，《越南通史》則是舊譯重印，前者出版于1950年，後者則首版于1920年，老樹新華，既是越南曆史研究的經典著作，又已是需要精讀的基本史料。國際學界的越南史及東南亞研究推介到中國，都将大力推動中文學界的相關領域研究。

《安南史研究》在越南古代史、中越關系史、中越軍事史、越南曆史地理學等多個領域執牛耳，無論從哪個角度切入分析都會有巨大的收獲。出版之後，收到書評邀約，因我曾校對過一遍譯稿，雖然心知其難度，但也勉強應下。評論這麼一部巨著，确實有一種無力感。“知越”微信公衆号已有魏超《山本達郎教授小傳》和王明兵《山本達郎〈安南史研究〉之内容與貢獻》，筆者結合自己的研究，另辟蹊徑，抛磚引玉。

一、山本達郎的雄心

山本達郎在1950年撰寫的出版《序》中，簡要介紹了《安南史研究》寫作的過程，使用的文獻資料，以及獲取文獻的方式，各方師友學者和機構的幫助等内容，寫得含蓄而隐忍，自1939年完成大部分文稿之後所經曆的原稿部分被毀、難以出版等經曆皆一筆帶過。這篇《序》中除了日本學者和機構之外，提及最多的是諸多法國學者以及法國設在河内的遠東學院，并未提及中國和越南的學者。彼時越南尚是法國殖民地，現代學術研究為法國所主導，本國學者的研究也多在法國控制、影響之下發展，難與法國匹敵。中國則自晚清以來，對越南的認識已然落後于世界，且救亡圖存壓力日增，中國境内的諸多問題已經自顧不暇，遑論别異多年的越南。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國力增強，跻身列強之列，學術研究亦要與西方一争短長，對此中國學者看得明白。1928年陳垣言：“今天漢學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搶到東京，我們要把它奪回北京。”1929年傅斯年寫給陳垣的信中說：

斯年留旅歐洲之時，睹異國之典型，慚中土之搖落，并漢地之曆史言語材料亦為西方旅行者竊之奪之，而漢學正統有在巴黎之勢。是若可忍，孰不可忍？

至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則更是中國學者的傷心事。傅斯年創辦曆史語言研究所即要争競于歐洲學界尤其是法國漢學家。而彼時的法國漢學群星璀璨，在伯希和、馬伯樂等人的帶領下一往直前。日本學者要與法國漢學家争雄，迅速掌握了西方的學術理論，且擅長于漢文，故而能夠在中國内陸及邊疆研究方面後發先至，湧現了桑原骘藏、白鳥庫吉、内藤湖南等大家。日本學者同時将目光投向東南亞，山本達郎與同時代的松本信廣皆曾從事東南亞諸國的研究。而山本達郎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從事的《安南史研究》相關内容，卻無異于虎口奪食。

1902年成立的遠東學院總部設于河内，從事印度支那以及南部中國的曆史、考古以及人類學研究，成就斐然，也走出了伯希和、賽代斯這樣的巨匠，與法國國内的漢學家如馬伯樂等遙相呼應。遠東學院的學者從事越南曆史研究多年，對越南的青銅時代、傳說時期、王朝國家時代皆有精深的研究，相關的研究著述馮承鈞先生曾大量翻譯，收錄于《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山本達郎的大部分越南古代曆史典籍和研究資料皆從遠東學院獲取，并得到了賽代斯院長的幫助。

《一個世紀的研究曆史：法國遠東學院在越南》（河内：知識出版社，巴黎：遠東學院，2014）書影

河内遠東學院舊照（出自上書）

山本達郎選擇了元明兩代征伐安南作為研究課題，在于當時并無相關研究成果，且元明史料較為豐富，正當越南的陳胡兩朝，也正是越南曆史承上啟下的重要時段。而當時的日本尚無人關注這一領域。

山本達郎在《序》中記錄日本駐印度支那總領事永田安吉收集了大量的越南文獻捐贈給東洋文庫，并指出所有搜集越南文獻的日本學者中以永田安吉所收最為繁多。他本人在1936年前往印度支那調查，獲得大量資料。這些他都善加利用，《安南史研究》大部分的研究内容是1939年提交給東方文化學院的研究報告。彼時正是日本南下東南亞的前夕，《安南史研究》關于元、明兩代行軍路線、關隘、攻防及戰鬥過程的細密考證令人瞠目結舌，但這些畢竟是六七百年前的曆史，與現代化軍隊直接使用的軍事情報和行軍路線有很大的距離，而且全書尚有大量純粹的越南曆史考證以及元朝和明朝對安南的政策研究，與元明南征共同組成本書的内容。至于研究成果上交之後，如何認識和利用，就已經和作者關聯不大了。

王明兵引述山本達郎弟子櫻井由躬雄之語：“山本持有一種嚴格的學術純粹性之主張，即南方史須與日本的東南亞侵略保持足夠遠的距離。而在山本的業績中也清楚地顯示出對他對戰争的拒絕協助與不予迎合。”而日本的越南研究開端之時，即已經有相當的分歧。陸軍部的引田利章（1851-1890）堪稱近現代越南研究的開創者，他于明治十四年（1881）以近代學術方式著《安南史》，明治十六年出版《安南全圖》，明治十八年翻刻《大越史記全書》，明治二十一年出版《佛安關系始末》。明治十九年海軍部的曾根俊虎（1847-1910）出版《法越交兵記》，卻因為其中的大同思想被告上法庭，強制退役。縱觀山本達郎關于越南曆史的研究，也确是中古曆史、政治、文化的課題，辛勤耕耘數十載，碩果累累。

《安南史研究》充分利用了越南古代地志和曆史典籍、法國學者關于越南王朝時期的曆史和考古研究，以及關于已經消亡的古國占婆的研究資料，在政區沿革、地理考證方面獨擅勝場，挖掘中國元明史料，将六七百年前元明兩代對安南的政策和征伐盡可能完整地呈現于世人眼前。

就學術成就而言，山本達郎以《安南史研究》确實走在了法國漢學家之前。然而元世祖和忽必烈的時代不可謂不強，征伐安南的舉動最終都歸于失敗，失敗過程在《安南史研究》中都完整呈現。1939年山本達郎即已經完成研究的大部分，必然已經看到了元明兩代征伐的失敗過程，此時距離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全面侵華已經兩年，他是根據自己深邃的曆史研究看到了戰争的必然失敗嗎？戰争巨獸一旦啟動，就難以停止，直至粉身碎骨。1950年他寫下出版《序》的時候，正是戰敗的日本滿目瘡痍艱難重建之時，“顧惟黃卷猶存，更有青氈俨在”（朱舜水《安南供役紀事》），心下凄涼，無可訴說。

二、《安南史研究》的特點

在曆史研究的過程中，我們往往會自動設置一些問題，就元明兩代的安南征伐而言，可能會有如下疑問：戰争是如何爆發的？元明兩代為何會戰敗？安南陳黎兩朝何以勝利？元明兩代的安南政策對後世有何影響？萬曆年間的《蒼梧總督軍門志》有四卷專記永樂征安南及之後史事。黎正甫《郡縣時代之安南》（商務印書館，1945）、鄭永常《征戰與棄守——明代中越關系研究》（台南：成功大學出版組，1998）即試圖回答。

山本達郎當然也意識到了這些問題，但在《安南史研究》中并不主動提及并回答，而是以冷峻細緻的分析過程盡力呈現曆史情境的發展和推動，其史料分析如同精密的儀器，環環相扣，逐漸傳送。日本學者向來以細緻綿密的史料功夫見長，《安南史研究》堪稱典範。

關于元朝征安南，山本達郎首先考證越南史籍和中國史籍記載的陳朝君王名字的差異，陳太宗和陳聖宗父子越南分别記為陳日煚和陳威晃，中國則記為陳光昺和陳日煊，且安南記載的帝系為在位皇帝，中國方面記載的陳朝國君實為太上皇，即在位君王之父。史料考證力求準确，由人名訛誤導緻史事誤記的例子比比皆是，亦讓後人如墜霧中。《大越史記全書》記載陳朝君王為一套體系，《元史》等史料記錄一套體系，幸而有陳朝人黎崱在元朝撰寫的《安南志略》作為橋梁，使雙方史料記載的陳朝君王的關系雲開霧明。之後陳朝和元朝的外交和戰争過程逐漸展開。

關于明朝征安南，山本達郎認為永樂帝改變了洪武皇帝對安南的消極政策，直接從永樂皇帝南征的緣由及決策開始論述，并未提及洪武皇帝宣布的十五個“不征之國”中亦包含安南，這就避開了洪武、永樂兩朝政策變動産生的糾葛和沖突，直接将重點置于永樂南征的曆史之中。在叙述黎利勢力的壯大、明軍逐漸敗退之時，也并不讨論明成祖郡縣安南政策的失敗以及明朝官員在安南的善政或暴行。

山本達郎在叙述時尤其注意安南與中國使用曆法差異的問題，力争将軍事行動的時間定在明确的日期。如此一來，讀者如随同軍隊共同行動，若親曆戰場。可以說《安南史研究》的内容緊緊圍繞“征伐”這個主題展開，對史料深耕細作，其他相關問題山本達郎應該有所考量，但并不在書中展現出來。

三、山本達郎與《安南史研究》的啟示

我在校閱《安南史研究》譯稿的時候深感此書窮搜文獻，考證功夫登峰造極，對譯者和作者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主編和譯者花費巨大的精力将這部七十年前的著作譯介到中國，必然有其巨大的研究價值，當給予當代研究者以下啟示：

（一）史料考證

數年前我在研讀大庭修《秦漢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時，曾經對作者關于漢初白馬之盟相關史料的分析方法歎為觀止，即将史料内涵逐層分解，以“1、2、3、4”，“甲、乙、丙、丁”，“A、B、C、D”标示，精思熟慮，略無遺義。《安南史研究》面對紛繁錯擾的中越史料，全書皆以此種方法分析史料，探求史事，其間的邏輯和分析過程也異常嚴密，故而其推論連綿不絕。史料考證不僅是研究能力的展現，更成為一種研究方法。

（二）對研究理論的警惕

1963年費正清在費城組織了“東亞的傳統國際秩序”研讨會，與會者皆一時之選，山本達郎受邀參加。1965年費正清又組織“中國的世界秩序”，山本達郎未參加，此次與會論文後整理為《中國的對外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杜繼東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作為中越關系研究的一流專家，山本達郎應該意識到了自己與費正清倡導的“中國世界秩序”觀念的巨大差異，且論文集所收确實偏重于思想和範式的探讨。

有鑒于此，山本達郎組織河原正博、藤原利一郎、大澤一雄、鈴木中正、竹田龍兒、和田博德等同仁分階段撰寫，編成了《ベトナム中國関係史―曲氏の擡頭から清仏戦争まで》（山川出版社，1975年），自己完成了元明時期的内容，并在最後做了總結。此書整體偏于考述，最後的結論也自各章的考證中得來，觀點大多經得起考驗。

山本達郎的考證式研究無疑費時費力，但由此得出的結論很難被完全颠覆。費正清進行的理論範式的研究當時亦是開創階段，是最前沿的研究，亦毀譽不一。毫無疑問，兩種研究方式都對古代中外關系的研究産生了巨大的推動。

就筆者個人而言，因越南古代對内使用“大越”國号，對中國使用“安南”國号，由此翻遍《越南漢喃拓片總集》二十二巨冊，撰成《越南古代“内帝外臣”政策與雙重國号的演變》（《形象史學研究》總第10期，2016年6月，人民出版社），在碑刻中發現古代被斥為僞逆的莫朝和西山朝的國号仍為“大越”，以碑刻記錄的内外雙重國号演繹了潘輝注在《曆朝憲章類志》中總結的“内帝外臣”，進而提出中越關系實踐層次的“内帝外王”模式，并與日本和朝鮮進行比較。在研究過程中，費正清的理論則給予了很大的啟示。在文獻考證基礎上得出的理論模式确實比較牢固。

（三）研究格局

山本達郎1911年出生，1936年前往訪問河内訪問遠東學院時，不過二十五歲的青年，此時中日戰争尚未全面爆發，歐戰亦未開打，法國漢學正是如日中天之時，而他膽識過人，選擇遠東學院駐紮地越南作為研究對象，《安南史研究》的内容确如古語所言“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裡”。盡管當時尚是現當代學術的奠基階段，開創者多能填補空白，但《安南史研究》即便放在今日的學術環境中亦是超一流著作，可見山本達郎的學術眼光和高遠格局。

四、結語

筆者閱讀《安南史研究》，歎服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感覺，就是難讀，如同一個艱難跋涉的遠行者，談不上有什麼美好的閱讀體驗，讀的過程真可謂是“千裡之行，始于足下”，最終收獲巨大。山本達郎關于越南古代曆史地理的考證難以逾越，但在其注重的“征伐”之外，尚有不少議題。筆者撰有《安南陳太宗對南宋與蒙元雙重外交政策探析》（《元史論叢》特輯“慶祝蔡美彪教授九十華誕元史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成思佳則撰有《越南古代的上皇現象研究（968-1759）》（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頗有見地，陳朝是其重要内容。兩文皆是在《安南史研究》的影響下結出的學術小花，雖微末不足道，但能于前賢巨著之上有所生發，此亦學術研究的薪傳火繼了。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