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是怎麼進行社會革命的?　　昔日紅極一時的“顯學”——太平天國史，在今日漸漸淡出史學研究的舞台中心但在這樣的相對冷淡環境更能讓學者靜心思考其中不為人知的一面北京大學曆史學系助理教授劉晨的《太平天國社會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正是這樣一部優秀的論著本書研究太平天國的基層曆史，相當程度上彌補了過往研究的空白這部論著恰恰是用紮實的史料、獨特的視角以及精密的考證來将諸多感性層面的認識提升到理性層面的高度正如作者在緒論所言：“傳統上，民衆響應和支持太平天國被認定為太平天國與民衆關系的主流要與此商榷，必須研究太平天國與民衆關系的對立層面否則便無法全面認知太平天國在瞬間煙消雲散，黯然退出曆史舞台的根源”，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太平天國是怎麼進行社會革命的?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太平天國是怎麼進行社會革命的

　　昔日紅極一時的“顯學”——太平天國史，在今日漸漸淡出史學研究的舞台中心。但在這樣的相對冷淡環境更能讓學者靜心思考其中不為人知的一面。北京大學曆史學系助理教授劉晨的《太平天國社會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正是這樣一部優秀的論著。本書研究太平天國的基層曆史，相當程度上彌補了過往研究的空白。這部論著恰恰是用紮實的史料、獨特的視角以及精密的考證來将諸多感性層面的認識提升到理性層面的高度。正如作者在緒論所言：“傳統上，民衆響應和支持太平天國被認定為太平天國與民衆關系的主流。要與此商榷，必須研究太平天國與民衆關系的對立層面。否則便無法全面認知太平天國在瞬間煙消雲散，黯然退出曆史舞台的根源。”

　　研究範圍與研究問題

　　通覽全書後，深感本書最難處理的便是它的範圍确定與概念界說。太平天國自占據南京到攻占蘇浙期間，除了少數關鍵據點外，其統治區是極不穩定的。江西、湖北、安徽等諸多地區長期陷入清軍與太平軍的拉鋸戰，太平天國在這些地方始終未能建立較為鞏固的根據地，更談不上建立系統的地方基層管理體制。具體到反對太平天國的民衆運動而言，在太平天國統治前後十多年中，其統治區内各種對抗性的民變層出不窮：既有政治上的立場對立，也有經濟上的利益沖突，甚至還有文化上的針鋒相對。這就使研究者近乎無從下手。因為如此錯綜複雜的内容對應的是異常龐雜的史料，其曆史脈絡之多、篇章結構之大遠非一本論著可以完成，而且要想在如此龐雜的事件中尋覓出簡潔的曆史線索并得出簡明扼要的結論是非常困難的。

　　正因如此，作者首先就規定了研究範圍，這是該著能夠成功的關鍵。論文雖名為“太平天國統治區民變研究”，但是細細閱讀，似乎更可以命名為“太平天國後期統治區民變研究”，即從經濟因素入手，着眼于太平天國攻占蘇浙後産生的民變問題。“研究區域：偏重于太平天國建立較穩定統治并有效推行各項政策方略的地區——江南；研究時段：矚目于太平天國的後期；研究對象：框定于主要由經濟肇因，帶有自發性、突發性，特别是與清政府或清軍沒有直接組織聯系的民變類别。”如此一來，研究範圍就空前縮小，使得課題具有可操作性。

　　另一個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便是作者對一系列概念的界定，這是該著能夠成功的另一關鍵因素。作者在緒論中專門開辟一節“概念界說”，對“民衆”“民變”“民團”“江南”“士紳”進行細化界定。

　　作者雖然研究的是太平天國統治區中的民變問題，但他卻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具有相當宏觀的社會史視野。該書重點探究的有五大問題：一、太平天國與民衆對立關系的成因、表現及影響；二、太平天國失敗的社會因素；三、太平天國的曆史教訓、曆史地位；四、民衆與革命的關系；五、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總的來看，前三個問題關系整個太平天國運動成敗的深層原因，而後兩個問題則極具現實意義。

　　聚焦五個方面的具體問題

　　在具體研究上，作者從時序數量、地域分布、人員構成、民變成因、調控應對等五個方面着手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發人深省的結論，并對過往的傳統觀點提出獨樹一幟的認識。

　　在時序數量一章中，作者通過系統分析太平天國轄區70起民衆自發的集體行動，得出的結論是：1860年代是民變頻發的時代；1861年則達到了頂峰。作者重新解釋了傳統論著大為表彰的“着佃交糧”問題，揭示了太平天國區域糧食租佃并交的事實。在他看來，太平天國之所以出現如此衆多的民變，正是因為借助傳統地方實力派（如鄉紳、胥吏）進行了傳統社會經濟秩序的恢複，導緻了民衆的心理落差，并且出現了“過度幹涉租佃事務和業佃關系的誤差”。

　　在地域分布一章中，針對蘇南和浙江之間差異，作者分析背後的因素為“這與太平天國政權對基層社會的幹預介入程度有關”。簡單而言，太平天國在蘇南統治較為鞏固，以恢複傳統經濟模式為主，民衆運動仍然是以反對征斂為主的傳統形式民變；但在浙江統治很不穩固。

　　在人員構成這一章中，作者則重點突出了太平天國統治區民變領導者與傳統時代民變領導人之間的身份差異。太平天國時期，知識分子參與民變的積極性大大提高，士階層紛紛加入反抗群體。但作者反對孔飛力先生所提出的紳權擴張說，反而從另外兩個方面對此進行了重新解釋：“一方面他們本來在傳統地方社會事務中掌握主動權，領導民衆運動是他們的客觀條件決定的；另一方面正是因為權力被壓縮或形成利益沖突，紳士才被迫出面抗争，紳士抗争的目的是維護既得利益或要求合理權益，權力展現和擴張不是第一位；但紳士主動領導地方軍事武裝，造成地方軍事化，影響國家權力對地方的控制，則屬另類情況。”更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國失敗後，清政府在意識形态領域的一系列舉動有意識地繼承江南紳權被壓制的趨勢，意在約束并重新壓縮已被釋放的紳權，激發了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的新一輪角逐”。如此看來，傳統觀點上清朝中期紳權擴張說就變得複雜了起來，甚至清政府的最終命運也與雙方的權力鬥争密切相關，這也使得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權力關系值得我們更深入思考。

　　在民變成因一章中，作者又詳細劃分了四個方面：類型區劃、抗争對象、特殊變亂和動員模式。在此章節中，作者指出要正視太平軍軍紀的問題，并且總體上1860年後的軍紀較之前大為下降。除此之外，作者還通過具體案例，對民變進行了細緻的微觀考察，認為“它們反映了民衆求生求安的樸素初衷，即抗争内容基本是與民生相關的經濟問題”，最終得出“經濟因素是太平天國統治區民變形成的共同根源”的結論。

　　在調控應對這一章中，作者則重點分析了太平天國調控預防的十大政策與應對民變的策略。在太平天國統治民衆、調控預防的問題上，作者将之總結為“天國十策”，但緊接着他又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太平天國并不能真正執行好這些調控策略。

　　在結語部分，作者在總結前面五章主要内容的基礎上，對開篇五個問題進行了回答。太平天國與民衆對立關系的成因可歸納為先天性、後天性和心理因素等三大層面。通過太平天國内部民變因素的深入研究，作者一反過往太平天國中衰于天京事變的定論，而将轉折點定于标志性的1860年，從而得出了“太平天國在挫折中發展而又在發展中傾塌”的新論。

　　關于民衆與革命的關系問題，作者大膽地質疑傳統學說，即農民天生具有“革命性”的特點，而是實事求是地指出了農民對革命存在積極和消極的雙重面相，“所謂農民天生的‘革命性’大多是在後天激發出來的。農民參加革命還要考慮農民階層的主觀願望，兩者之間的利益未必完全協同一緻，應辯證地看待被裹挾進革命浪潮的農民的命運。”太平天國雖然也有部分對農民利益的關照，但是“他們的領導者并未真正深入持續地關注農民，因此沒有得到全體農民的支持，造成農民階層的分化”。太平天國的經驗教訓則需要從民變成因和太平天國政府應變兩個層面總結。其可取之處在于穩定社會秩序的努力、推行社會戰略的嘗試以及地方社會事務中的“變通”原則。但太平天國給我們帶來的更多的是教訓：首先是這場運動未能超越舊式民衆運動的極限，其次是沒有建立統一有力的政治權力機制，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失去了民心，這也是其失敗的根源。

　　綜而論之，本書用極為紮實的史料與數據考察了太平天國蘇浙統治區此起彼伏的民變運動，揭示了一個亘古不變的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縱覽太平軍與清軍十多年的激戰，太平軍在六十年代之前常常得勝，但六十年代後形勢便陡然逆轉。其背後固然有湘淮軍的加強、外國勢力的幹預，但是其内部失敗性因素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一旦喪失民心，再多的軍事勝利也不能挽救天國最後覆滅的命運。

　　不足之處

　　正如史學泰鬥茅家琦先生在序言所言：“人的認識具有相對真理性，有一個多次反複，逐步深化辯證發展的過程。”本書仍然存在一些可以進一步讨論或者深化的問題。

　　首先是茅家琦先生所提出的研究對象問題，他認為無需介意民變究竟是否具有明顯的政治權力意識或者訴求，而且地方人士主動組織的防衛武裝（即民團）同樣可以納入民衆反抗太平軍的案例之中。筆者認為茅先生的觀點是極有道理的。許多政治性的反抗同樣是民衆反抗，更何況許多因太平軍“打先鋒”以及政治腐敗導緻的民變本身天然就具有政治反抗性，而不僅僅單純是經濟因素的訴求。但是筆者上文也曾分析，如果作者将民團問題與政治性因素都考慮進去，研究範圍與材料就會空前擴大，因此本書主要研究經濟因素所導緻的民變問題。當然，這就使得政治性訴求以及民團問題變成了一個仍待進一步探索的領域。

　　其次則是作者所強調的民變與太平天國統治深入基層程度之間的關系。他的觀點是愈發深入，民變爆發愈嚴重；與之相對的清王朝則較少幹預地方具體租佃事務，不偏不倚地充當調解人，民變相對較輕。筆者認為這樣的看法自然很有道理，但是将太平軍統治下的浙江地區與蘇南地區相對比便出現矛盾了。因為根據劉晨的研究，太平軍在浙江引發的已經不是民變了，而是更大規模的武裝鬥争。換言之，太平軍根本沒能在此地建立穩定的統治秩序，而蘇南地區卻與之不同，太平軍在此建立了較為穩定的秩序。二者似乎難以比較，畢竟蘇南地區國家權力滲透基層引發的是大量民變，浙江地區權力未能滲透引發大規模暴力民團。較為合适的對比應該是與清王朝同一地區不同時段或同一時段不同地區管理方式之間的對比，這樣方能凸顯國家權力滲透與民變問題之間關聯。

　　最後則是文章編排問題。一些史實形成了重複，章章節節都重複提及難免陷入堆砌史料的窠臼之中，給讀者閱讀帶來不小的困惑。筆者以為，作者或許可以在案件首次出現時加以系統論述，之後的論述即可一帶而過。如此一來，各章節内容相互映照，既可以節省篇幅，又可以使行文更加流暢，中心思想更加突出。

　　當然，這些商榷性意見僅是白玉微瑕，并不妨礙本書學術價值與史料價值。縱覽本書的選題立意、史料應用、内容結論以及研究方法，正像茅家琦老前輩評價的一樣：“這本書是太平天國史領域近年來較為少見的優秀研究成果，推動了太平天國史，乃至中國近代史的研究。”

　　（作者：丁國宗 單位：北京大學曆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