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的起源，傳說是在後漢時代，宦官蔡倫将舊綿、舊麻、舊網等煮爛，以此為材料制造出了最早的紙。不論傳說的有無，後漢時候确實已經有紙了。現在敦煌和西域各地的出土文物就是很好的證據。六朝時候雖然兼用紙和帛、绫，不過因為紙畢竟便利，于是非常迅速地發達了起來。即使在數量那麼龐大的敦煌寫經中，寫在帛上的也是極少，不過一二卷而已。——現今法國伯希和教授帶出來的敦煌文書中，用帛來寫的不過一二卷，這是我在巴黎親眼看到過的。——到了唐代，紙的制造更有了顯著的進步，帛和绫隻在書寫敕诏和告身的時候才使用了。後來一直延續到清朝都是這樣。

绫本告身有不少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宋代司馬溫公那件署名蘇東坡的著名的告身，就現藏于細川侯爵家；平安朝初期，圓珍智證大師入唐時帶去的绫本《僧位記》也傳于大津圓城寺；自古以來有名的“道風绫地切”也都是绫本。此外，從近衛公爵家、前田侯爵家所保存的織文帛料來看，也可以知道在我國的平安時代，帛和绫的使用是相當盛行的了。到了明清時代，除了單純的帛、绫以外，诏敕和告身還使用花紋織物，也就是所謂的刻絲。在清朝，甚至連任命狀也使用這種織物。最為出色的一件樣本，就是石川子爵家世代相傳的，豐太閤〔譯按：豐太閤，豐臣秀吉。他于1591年（萬曆十九年）辭去關白之位，稱太閣〕從明朝接受的日本國王封冊了。像這些帛、绫、刻絲之類，近來已經僅限于奢侈品使用，其他場合都一律用紙了。

在紙、帛、绫還沒有出現的時代，把字寫在什麼上面呢？不消說是竹簡。與竹簡同時還使用木簡，木簡一直延續到了晉代還在使用，這是有曆史文物可證的。而竹簡雖然沒有遺物可征，不過“冊”這個字就是從竹簡綴合之形而來的。竹簡是把竹子劈開去油，然後用漆之類在上面寫字。竹簡的分量很重，所以上邊寫的内容應該都很短。綴合竹簡，就成為篇，而用帛寫成的就是卷。文字本身已經清楚地告訴了我們這些意思。古語說“名垂竹帛”，竹帛的意思不是竹紙，而是竹和帛，也就是指竹簡和帛本這兩種東西。

木簡

日本的紙最初是從中國傳來的。應神天皇〔譯按：應神天皇，日本第十五代天皇，在位期間為270-310年〕的時候，博士王仁來朝，獻上《論語》和《千字文》。當時中國已經在使用紙了，所以這裡的《論語》和《千字文》無疑都是紙本。這應當可以看作是紙的最初傳來。

至于現存日本人所書的最古老紙本，當數法隆寺所傳，現藏于禦府的聖德太子《法華經義疏》了。到了奈良朝，我國也開始大量造紙。麻紙（麻制的紙）也許是輸入品，但榖紙（楮樹皮制的紙）卻無疑是我國所産。我國古代造紙的發達，完全是由于盛行寫經的影響。而最為盛行的時期毋庸置疑是藤原時代〔譯按：藤原時代，寬平六年至壽永四年（894-1285），平安朝中後期以藤原道長為典型代表的藤原氏與天皇聯姻，出任關白，主持朝政的時期〕。當時造紙業的大緻範圍在大和山城地區，不過由于材料上的關系，随着出産材料地域的擴展，各地也開始生産本地特有的紙張。關于我國的紙，也不是沒有統一記載的文獻，應該有比我更适合談這個話題的人，這裡就不多說了。

我國所見的中國最早的紙，是六朝時候的寫經，在聖語藏（正倉院）也有收藏。當然，在敦煌和西域的出土文物中甚至可以看到早至漢代的紙，不過我國最早見到的應該就是六朝紙了。寫經完全是用麻紙、榖紙，此外宮内省和前田侯爵家藏王羲之法書摹拓本所用的是縱簾紙〔譯按：縱簾紙，見于唐代遺墨（如王羲之書法響拓）和日本奈良、平安時期法書中使用的紙張，紙面上有縱向簾紋〕，還有京都小川睦之輔博士家藏智永千字文所用的紙等等，各種不同種類的紙留到今天的有很多。

在我國奈良朝的時候，這些種類的紙大量從中國輸入進來。其中最為豪華的就是正倉院所傳的光明皇後禦書《杜家立成》以及王勃詩集所用的五色紙了。這種紙一直傳到後世，灘地區的嘉納治兵衛氏所藏禦堂關白道長的願經，用的也是一模一樣的紙。朝鮮直到最近還有這種五色紙的傳承。此外還有像紫藤色灑金紙，或者所謂大聖武的茶毘紙〔譯按：茶毘紙，本字當作荼毘紙，奈良時代的寫經用紙，在麻紙上加入香粉造成，表面有黑色的小粒。大聖武指用荼毘紙書寫的《賢愚經》殘卷，因傳為聖武天皇筆而得名〕等等各色各樣的紙。敦煌出土的用于拓印佛像的紙，從紙質上來說是下等品，這和我國南山城淨琉璃寺的佛像胎内所發現的拓印佛像用紙一樣，時代既相當，也都是粗制的劣質紙，這類紙中既有生紙，也有粗制的麻紙。

我國漸漸開始模仿中國紙來造紙，應該是在平安朝中期以後的事情。為首有名的就是西本願寺的三十六人歌集，紙本身雖然并不是什麼特别的紙，但卻是将不同顔色不同紋樣的紙巧妙拼綴成一枚的所謂繼色紙——這是當時宮中任職的女官在閑暇時候做出來的，其次還有所謂高野切那樣備受珍視的華麗紙張等等，都是其中的例子。

西本願寺的三十六人歌集

唐代的時候，有越（今浙江）的剡藤、苔箋，蜀的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揚（揚州）的六合箋，韶（廣東地區）的竹箋，蒲（山西）的白薄、重抄，臨川（江西）的滑薄等等各種紙。此外《唐國史補》中所見又有繭紙。其中至今仍然是紙的産地的，有浙江、蜀、江西等地，不過當時的紙的種類和今天是不一樣的。

到了禦堂關白藤原道長的時候，也就是藤原時代，唐紙從中國大量輸入進來。這都是宋代的紙，是印有種種繪畫或者紋樣的所謂型紙。近衛公爵家所藏的行成《和漢抄》也是用的這種唐紙。當時用于書寫和歌的所謂歌切紙，可以說也幾乎都是唐紙。三井家所藏《元永本古今集》所用的唐紙，可以看作是當時型紙的代表，上面印着代赭〔譯按：代赭，代指山西代州，用代州出産的赭石（即赤鐵礦）制成的暗紅褐色顔料〕藍色的人形圖樣。從紙本身的工藝來說，不外乎是由于大量生産成為必要，這種型紙才會被制造出來。這就證明，當時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對大量生産紙張的需求都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

我國在藤原時代到鐮倉、室町時代，頻頻輸入這種盛行于宋元之際的型紙，甚至開始模仿中國制作型紙。不過這種紙，尤其是中國傳來的型紙，能夠未被書寫，原封不動地傳到今天的，極為稀少。就在不久之前，因為偶然的機會，我從中國搜求得到了還沒有寫過字的原樣型紙和所謂蠟箋，這裡給大家看其中一張蠟箋的照片。宋代的這種蠟箋，和所謂澄心堂紙的制法是相同的。雖然通常叫作蠟箋，卻并不是用蠟來碾塗的，而是用貝殼之類的東西在紙面上磨出光澤來。

和蠟箋、型紙同時，中國還大量制造绀紙〔譯按：绀紙，染成靛藍色的紙，用于金泥、銀泥寫經和佛畫〕。绀紙在中國基本上也是用于寫經，我國藤原時代到鐮倉時代也大量流行绀紙金銀泥經。這些绀紙大抵都是中國所制，現在的绀紙金銀泥經，例如有名的高雄神護寺經、嚴島神社的平家納經等，用的都是中國的绀紙。随着時代的變遷，我國一切的工藝，不管是織物也好造紙也好，都随着朝廷的衰微而衰落下去；另一方面，中國從宋代就發展起來的批量生産，在制造方法上也由于型紙之類的出産，而使得産量驚人地增長起來，以至于頻繁地輸入到我國。因此那些貴族性的奢侈紙張會被壓倒，毫無還手之力，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绀紙金泥

傳入我國的宋代紙的種類，大略已如上述。米芾在《十紙說》〔譯按：今存“米南宮評書帖”，即“十紙說”，有作者題簽，當即本文所據。然啟功跋以為此非米芾真迹，乃邢子願（侗）所書，甚是。又十種紙中所謂川麻油拳紙。油拳即由拳，地名，《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七：“餘杭縣由拳山，晉隐士郭文舉所居，旁有由拳村，出好藤紙。”作者解說為四川麻紙，恐非〕中列述以下十種紙：

一、福州紙 二、越陶竹萬杵紙

三、六合紙 四、無為紙

五、川麻油拳紙 六、河北桑皮紙

七、饒州竹紙 八、紙錢紙

九、嶺峤梅紙 十、唐黃硬紙

究竟這十種紙是什麼樣的紙，今天已經無從得知，其中可以多少想象大概的，不過三四種而已。川麻紙是四川制造的麻紙，饒州竹紙看來則是今天宣紙的前身，是以竹為材料制造的紙。至于紙錢紙，大概就是像今天還用作紙錢或包裝紙的草紙一類的東西，這是傳入了我國的劣質唐紙。唐黃硬紙是用來勾描摹寫的紙，同于我國的油紙，盛行于鐮倉時代，質地上和鳥子一樣是雁皮〔譯按：雁皮，即瑞香科植物剪夏羅。鳥子（鳥の子）是一種用雁皮制成的和紙，因色呈淡黃如雞蛋殼而得名〕所制。這種紙流傳到今天的，有在庚子之亂時帶過來的，現在宇品的安達氏所藏王羲之法書搨本《遊目帖》，又稱為冷金箋。如果要在我國的紙中找到這些紙的對應物，那麼寫經所用的麻紙、榖紙中，榖紙和黃硬紙，麻紙和六合紙種類相當，所以這些紙的制法是到宋代為止都仍有遺傳的。

書家畫家喜好吸墨性好的紙張，因此竹紙質地的宣紙獨占風騷，以至于古紙種類漸漸消亡，愛好者也難得一見。因此明代以後開始愛賞使用所謂的藏經紙。藏經紙本來是用來刷印藏經的紙，從質地上說是廉價的紙，近于紙錢紙，但卻因為是古紙這一點而得到贊賞，将佛經上所印的字迹剝去，再加砑磨，成為書畫家愛用的紙張。這種紙中有一類，上有“金粟山藏經紙”的印記。金粟山是浙江海甯的寺廟，将寺中所藏的宋椠佛經剝去字迹，出售紙張。紙的名稱即因此而來。藏經紙中又有所謂倪仁寺藏經紙。這些紙也曾經大量出售，因此雖然宋元闆的藏經紙在中國本土已經掃地無餘，不過還算僅賴我國而得以殘存。

金粟山除了上述的宋椠以外，還藏有元明之交的寫經。較少接觸唐寫經的中國學者，至于誤認這些元明寫經為唐寫經。就連乾隆帝也仿造這種元明紙，稱為“仿金粟山藏經紙”，以供禦用。此外，金代有所謂明仁殿紙。雖然已經不可能接觸到實物，不過幸好在乾隆時也有所仿制，流傳至今。

到明代的時候，紙就都統一為宣紙質的竹紙了，隻是由于厚薄以及抄紙的方法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稱罷了。前面所說的麻紙、榖紙等各種紙都已經不再制造。四川地方雖然還多少有所殘餘，但種類上也已經沒有什麼大差異了。

要說這時候文人所愛好的紙，有羅紋紙、冷金箋等黃蠟箋中相當精美的紙。明朝對足利将軍或當時出使往還的僧侶下達的敕書等用的就是這種紙，其中有些甚至不遜色于宋紙。

到了清朝，乾隆時仿制各種古紙。在仿宋澄心堂紙中，有些實在是非常精美，上面都是請當時畫院著名畫家所繪的圖畫。這種紙在中國也是不用來寫字，而隻是賞玩紙張本身的。

另一方面，明代以來出現了各種各樣精美的詩箋，在紙面全部或局部印上繪畫或者紋樣，版印出來。東京文求堂所持來的《十竹齋詩箋集》，将代表性的詩箋悉數網羅殆盡。乾隆嘉慶年間的詩箋今天還多少有所流傳，不過不僅僅是詩箋，所有這些紙的變遷，以及中國人對紙的關心嗜好的變化，都是能夠借以了解中國人文化生活的一個側面的寶貴資料。

昭和八年（1933）四月發行雜志《工藝》揭載，林曉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