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移速度加快，央企總部離京後，會不會出現大量“駐京辦”？

12月以來，有中國船舶集團總部遷往上海，中國衛星網絡集團、中國中化和中國華能集團在雄安新區的新總部大樓正在選址，中國稀土集團在江西贛州挂牌成立。更早的9月，三峽集團将總部搬遷至武漢，中國電氣裝備集團在上海注冊成立。

這也意味着，央企總部疏解出京已經進入快車道，未來兩年多數央企總部都将按照要求疏解出北京，進入其他城市。按照業内人士的預測，央企總部遷移出北京後，很多都有可能遷往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以及雄安。央企總部遷移到雄安，自然沒有任何問題，也是戰略需要。但是，如果遷移到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的央企太多，特别是上海和深圳兩大城市，使其成為另一個北京，聚集太多央企總部，顯然是不合适的，是沒有達到央企總部遷移的全部目的的。

央企總部遷移出北京，除了解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問題之外，也要更好地發揮央企在促進經濟發展、帶動地區産業整體提升、推動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作用，而不是遷移出北京就算任務全面完成。如果能夠在中西部落戶更多一點、在經濟薄弱地區多落戶一點、在三、四線城市也落戶一點，對央企作用的整體發揮會更大。

不僅如此，央企疏解出北京之後，會不會出現外遷而内不遷、表面遷而實質沒遷的現象，譬如利用原央企大樓留下一個所謂的二級單位，仍然行使着央企總部的權力，央企領導大多留在二級單位的時間也比新總部的時間還多。或者不在二級單位辦公，而設立一個類似于過去地方政府在北京的辦事處一樣，也在北京建立規模很大的辦事處，從事着原來央企總部的工作，央企領導則留在“駐京辦”辦公，等等。如果這樣，就會扭曲央企總部遷移北京的初衷，反而會出現許多新的矛盾和問題。

也許有人會說，在央企總部剛剛啟動遷移的情況下，就提出這個問題，是否早了一點，也對央企太不信任了。說實在的，這樣想，确實覺得有點低估了央企的覺悟，低估了央企遷移的決心。隻是，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事，在今天的央企總部遷移過程中，如果及時地提醒一下央企，不要犯過去地方政府“駐京辦”的錯誤，也是可以的。因為，按照一般想象，央企設立“駐京辦”，毫無疑問比地方政府更有理由、更有需要。

但是，如果不把預防針打在前，不早點對央企總部遷移後在北京設立辦事處的問題提個醒，定個規矩，誰也無法保證不會出現地方政府式的“駐京辦”，從而讓央企總部遷移出北京後的目的沒有真正達到，非首都功能沒有完全疏解。畢竟，央企總部的絕大多數人員都已經在北京安了家，都已經習慣于在首都工作，讓他們離開首都去其他地方，心理上本身就有抵觸情緒，如果設立“駐京辦”，恐怕很多人都會要求留在“駐京辦”工作，“駐京辦”就有可能成為一個人人想争的“福利”。一旦留下的人員過多，“駐京辦”變成央企的“第二總部”，不僅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目的沒有達到，反而形成了許多新的浪費，甚至腐敗問題。

央企總部遷移，必須是實實在在的遷移，必須是完完全全的遷移，必須是真正的整體遷移。即便在北京設立辦事處，也必須是純業務的辦事處，而不是地方政府那種“駐京辦”，不是吃喝玩樂的地方。央企總部遷移出北京後，原來的辦公大樓，必須依照國企管理的相關程序，轉讓或者出租，不能再成為央企辦事處辦公的地方。即便要成立辦事處，也隻能利用少部分面積，而不是繼續控制着整個大樓。這一點，必須明确，國資委也要建立相關的制度與規則，而不是任憑企業決定。這個方面，隻能執行統一的制度與規範，不能一企一策。

為了确保央企總部遷移後不出現地方政府“駐京辦”現象，建議紀委、監委能夠出台相關規定和要求，對央企總部遷移出北京後的相關事宜提出明确的紀律要求，尤其是駐京辦事處問題，必須有十分嚴格而明确的規定，避免出現問題嚴重了再整治的現象。如果能夠早點提醒，早點出台相關政策和制度，早點制訂工作規範和要求，就可以避免類似問題再發生，可以減少損失，也減少人員處理等方面的問題。這就叫防患于未然，也是長效管理機制，更是黨風廉政建設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