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作為陳可辛導演的代表作，電影《親愛的》在2014年上映時便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不僅取得了3.44億不錯的票房成績，更是讓趙薇獲得了第34屆金像獎的最佳女主角獎。

細心的觀衆會發現，趙薇此次拿影後的戲，并不屬于常規的傳統“大女主”模式。

事實上，129分鐘的片長，趙薇飾演的李紅琴，在第52分鐘（快到一半）出場；而飾演李紅琴的趙薇，卻在與黃渤、郝蕾等知名演技派對戲中脫穎而出、憑借此角拿到了很多影後。角色的影響力固然與趙薇的出色演技分不開，而李紅琴一角的複雜性及其背後的社會意義，同樣賦予了這個角色一個高度。

看過影片的朋友，一定不會忘記結尾，“不能生育”的李紅琴，得知自己“意外懷孕”，蹲在地上崩潰大哭時的百感交集。對于這個耐人尋味的結局，不同觀衆對李紅琴的心境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

有人認為，這是沉重的打擊，被丈夫告知“不能生育”的李紅琴，欣然接受養育别人的孩子，卻在孩子被“搶”走後發現丈夫告訴他的話是錯的，既沒有要回孩子的可能，又不知道如何面對新生命，她的世界崩塌卻又不知如何重建。

同樣有人認為，“意外懷孕”後的李紅琴，認識到自己是個身體健康、具備生育能力的女性，不再有心理包袱，有了更堅定的信念與的更強的勇氣去面對生活。

時隔多年，重刷《親愛的》，我對李紅琴一角的了解更多了些，更加覺得“不能生育”卻意外懷孕的李紅琴，才是片中最悲慘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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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親愛的》，首先有一個十分常見的誤區——李紅琴的老公楊明富，真的是“人販子”嗎？

很多觀衆，在電影院一次性看完了故事情節，會下意識覺得影片作為“打拐題材”，講的就是丢失孩子的家長與拐賣兒童的“人販子”的故事。

甚至是片中郝蕾飾演的丢失兒子的魯曉娟女士，看到李紅琴，脫口而出“人販子的老婆”。

但縱觀全片，都找不到，李紅琴的老公是人販子的重要證據。

以施詐、誘拐、販賣人口為業的人，是為人販子。而李紅琴老公的行為，犯了拐騙兒童罪，主觀上并沒有想殘害兒童，客觀上也沒有将販賣兒童作為謀生手段。

劇本的精彩之處正在于，沒有一分為二地将角色分為“可憐的”與“可惡的”兩個陣營，而是全面地将故事中的每一個人物還原為一個普通的“人”來拆解。既沒有急于渲染丢失孩子家長的“慘痛可憐”，也沒有一味将另一方作為絕對惡人那般控訴。

首先是，作為丢失孩子的田文軍（黃渤飾）與魯曉娟（郝蕾飾），他們并非是絕對的可憐人與完全的受害者，他們在監護上的疏忽、教育上潛在的問題、自身的負面情緒，也間接造成了孩子的丢失。

離異夫妻彼此達不成共識，追求更上進生活的魯曉娟，和安分守己随遇而安的田文軍，已然是無法志同道合，他們彼此心存芥蒂卻在孩子面前也絲毫不掩飾。

魯曉娟隐約看到了後視鏡中追車的兒子田鵬，卻沒有選擇回頭，這是全片中最微妙的小細節之一。影片沒有明确說明她是否看到兒子追車，而是表現出魯曉娟“暧昧”的态度。鏡頭給了一些物件暗示：嶄新的車子、手表、手機。

結合此前與前夫争執後的不愉快心情，可以得知，此時新婚的魯曉娟，即便是隐隐約約感覺到兒子在後頭，她的潛意識中帶有一種“告别舊生活，擁抱新氣象”的心理暗示的。

而在兒子丢失後的“尋子團”中，魯曉娟痛徹心扉的忏悔，也更加印證了她曾經确有存在“僥幸心理”，而這種疏忽釀成不可悔改的惡果。縱觀全片，魯曉娟無論是對待前夫田文軍、丈夫秦浩（張國強飾）、兒子“養母”李紅琴，都是極度的“以自我為中心”、對他人存在很強的負面情緒。

說回李紅琴的丈夫，楊明富犯了拐騙兒童罪，但他并不是“人販子”。

楊明富與工友，都是有正當職業的人，文化素養不高，隻能做一些最苦最累的勞力工作，來賺錢養家糊口。

李紅琴口中的“老實人”，也并非是信口胡來。一個是普通的農民，一個是進城務工人員，他們的言行舉止，是要受到鄉鄰、工友的“監督”的。

因此，我們不難得知，楊明富一時起意拐走田鵬，患了拐騙兒童罪。除此以外，他與千千萬萬個安分守己、辛苦工作、渴望生兒育女享受天倫之樂的底層勞動者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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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楊明富為什麼要铤而走險、拐騙田鵬？因為這對夫妻“不能生育”，而這背後又涉及到中國民間“生育文化”給普通的底層家庭帶來的一種輿論壓力與無形枷鎖。

越是在現代意識淡薄、缺乏知識的地方，“生育問題”越是會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的輿論形态，來壓迫着個體。

适婚年齡沒有結婚，适育年齡沒有生育，都會淪為日常生活的談資，更為可怕的是，這種編排是非、議論長短，通常是不懷好意、帶有一定的惡意與戾氣的。

無法生育的夫妻，在落後的鄉村輿論環境下，輕則淪為饒舌者茶餘飯後的笑柄，重則成為生活鄙視鍊中的一環、被鄉鄰施以冷暴力甚至霸淩。

而輿論的惡意，通常先施加到女性身上。當一個家庭無法生育時，一些吃飽了沒事幹的饒舌者，就開始不懷好意地懷疑、揣測是不是女方存在問題？

這正是李紅琴一生悲劇的根源所在。她自身的教育水平、生活環境決定了她的認知能力，她的丈夫告知她“不能生育”，作為一個普通的農村女性，她沒有質疑丈夫的意識，她信了。

她不但信了，她内心還對這種莫須有的“不能生育”罪名深感羞愧，所以她從心理上也接受了田鵬，并以為這是她丈夫在深圳和别的女人生下的。

丈夫楊明富“欺騙”李紅琴的情況，無外乎分為兩種。

一：楊明富本人對生育方面知識“無知”，對自身生理狀況了解并不深，潛意識按照傳統觀念認為是女方“不能生育”；

二：楊明富知曉是自身生理原因，礙于鄉村“男尊女卑”的“大男子主義”包袱，羞于啟齒自身的隐疾（在這裡不僅是“虛榮”更是恐懼因此被周圍男性鄙視、一輩子擡不起頭、無法融入群體），并對妻子李紅琴隐瞞真相。

如果說楊明富，因為自身問題，犯了罪，危害了他人家庭，有着無法逃脫的法律責任與道德包袱；那麼，無論是哪種情況，被欺騙的李紅琴，都是這種男權鄉村形态下“生育文化”裡徹頭徹尾的受害者。

她背負了“不能生育”這種底層輿論賦予一個女性最狠毒的羞辱，她也背負了喪失兒女的家長對“人販子”的憎惡與記恨。

對于李紅琴的人品，電影也是給了足夠多的細節去說明的。她在意孩子的需求，一直記得“吉芳”心心念念的蠟筆；她的愛很細緻，當她作為養母與生父田文軍說出了“吃桃會過敏”的那一刻，生父都很難去記恨她；她的愛讓兒女感到舒适，被拐走的田鵬已經是有一定的言語能力了，但還是在幾年内改口并迷戀媽媽和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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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對李紅琴悲劇的闡述，無疑是非常發人深思的。

一方面，她是社會地位上的最底層，沒接受過高等教育隻得靠勞力生存，因為“沒文化”、作為法盲的“無知”，受盡了城市精英們的白眼與鄙視。

另一方面，作為健全的女性，蒙受“不能生育”的恥辱，她的自尊與自信是長期被踐踏的，因而面對警察的盤問，她更卑微。

因而，結尾的“意外懷孕”對李紅琴而言，是百感交集的，生活的荒誕，讓她崩潰、讓她原本的世界觀崩塌。

但，我甯可相信，這是一個光明的結局。

縱使，養子“吉剛”（田鵬）已經被生母魯曉娟帶走，吉芳也大概率要不回來。

至少，李紅琴不用再蒙受“不能生育”的不明之冤、不白之辱；至少，李紅琴不會再把男人的話當成生活的全部、當成絕對正确的真理。

即便是在養子、養女的事上，李紅琴是無奈又可悲的“輸家”，但我有理由相信：當李紅琴重拾起作為女性的尊嚴與自信，堅定母性的信念，開始打開自我意識、走出對男性的依附心理，她的未來一定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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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親愛的》雖然是一個“打拐”的通俗故事，但兩個多小時的片長，有着很多細碎的情節，對人物的刻畫也是半明半暗、大量留白。

因此，除卻主線上明确交代的東西，主要角色的更多側面，給觀衆是留有一定的想象空間的。對角色的情感态度，取決于不同觀者各自的生活經曆、思維方式、性格特點。認同誰，鞭撻誰，并非是關鍵。重要的是，從電影中觀察社會、思考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