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注釋，是伴随着對古籍的講授、傳播而發展起來的。我國古籍的注釋名目繁多，有傳、說、解、诂、訓、箋、注、釋、诠、述、學、音、疏、微、隐、義、疑等。

在這衆多的名目中，傳、注、箋、疏較為常見。例如相傳為孔子所作的《易傳》，伏生的《尚書大傳》，有名的《春秋》三傳（即《左氏傳》、《穀梁傳》、《公羊傳》）等，其注釋都稱作“傳”。魏晉以後，才多稱作“注”。唐代學者劉知幾說：“蓋傳者轉也，轉授于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史通》卷五《補注》）即名稱雖然不同，其實質還是一樣的。

傳有大傳、小傳、内傳、外傳、補傳、集傳的區别。

據鄭玄《尚書大傳序》說，伏生為秦時博士，到漢孝文帝時，年齡将近一百歲，音聲和記憶，都難免有訛誤之處。張生、歐陽生跟他學習《尚書》。伏生死後，他們便将伏生所講的“大義”，予以追記，這就是《尚書大傳》。可見所謂“大傳”，就是“大義”之義。

至于所謂“小傳”，如宋劉敞撰有《七經小傳》，估計是不敢尊大的謙詞。因為很清楚，此書雖稱“小傳”，但卻不默守古注，勇于創新，開一代注釋風氣的先河。它的出現，意義确是不“小”的。

韋昭《國語解序》曾對“外傳”作過解釋，他說：“其文不主于經”，故号外傳。”那麼，其文“主于經”、“配經而行”（此見劉知幾《史通》卷五《補注》）就應該是“内傳”。漢以後，不少學者都稱三傳為《春秋内傳》，《國語》為《春秋外傳》，就是這個意思。

“補傳”和“補注”意同，都是補充前人注釋所不完備之處。如：宋範處義《詩補傳》即稱：“文義有阙，補以六經史傳；诂訓有阙，補以《說文》篇韻。”（轉引自《四庫總目》）它“補注”的用意是一樣的。如洪興祖《楚辭補注》，意在補王逸注之不足；王先謙《漢書補注》，意在補顔師古注之缺，一個“補”字，足以表明這種注釋的性質。

《楚辭補注（典藏本）》（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至于“集傳”，亦與“集注”同。如朱熹《詩集傳》，意在集衆家之說，申以己意。這種注釋保存了大量的古注佚文，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東漢經學大師鄭玄把自己的注稱作箋，箋是表識之義。鄭玄說：“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隐，略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見《六藝論》）《詩》毛苌注、鄭玄箋就是這個意思。

《毛詩傳箋》（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在古籍的注釋中，值得一提的是唐人的“疏”，通常稱作“注疏”，如有名的《十三經注疏》即其例。它是對古注的再解釋，可以說是注釋的注。它的注釋原則是“疏不破注”。這種注主旨在疏通古注，其長處是淺近周詳，其短處則是缺乏創新精神。

古人寫書時還多有自注，如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就有相當多的自注，唐杜佑《通典》，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亦多有自注。這些注的形式，和後人對該書的注釋一樣，都是用雙行小字，緊附于相應的正文之下，這樣便使古籍的文字呈現了疊床架屋式的複雜化。

明嘉靖三年司禮監刻本《文獻通考》

不少書在版刻流傳過程中發生舛誤，如《洛陽伽藍記》，就有相當多的注文混入了正文，這些都是在研讀古書時需要特别注意的。

（本文節選自《古籍常識叢談》，崔文印著，中華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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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文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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