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又稱《商子》，現存26篇，是商鞅鞅及其後學的著作彙編，其中許多篇目記載了商鞅的思想理論以及商鞅變法的措施。《更法》是《商君書》的第一篇，主要是商鞅和秦孝公，以及秦國甘龍等貴族的辯論，是《商君書》是文學價值最高的一篇作品，反映了法家順應時事，力圖改革的精神。

想要讀懂本篇，必須了解本篇的産生的背景。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上台。面對衰弱不堪的秦國，秦孝公發布了求賢令。不久商鞅到達秦國，以帝道（道家思想）、王道（儒家思想）和霸道（法家思想）來接受秦孝公的面試，最終以霸道思想通過。随後，秦孝公開始重用商鞅進行變法。

但是變法就是對秦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進行全面的改革，其核心是加強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富國強兵，這會對秦國的貴族勢力造成很大的沖擊。因此，改革必然會面臨巨大的阻力。阻力分為兩大方面，一是秦國的平民是否能夠接受；二是秦國的貴族是否能夠聽從。針對第一點，商鞅以“立木求信”等措施來獲得平民的信任，至于第二點，秦孝公也召集秦國的貴族和商鞅進行了讨論、争辯，以求獲得秦國貴族的支持。本文的内容就是雙方辯論的内容。

本文開始介紹了本次讨論的背景：“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禦于君。慮世事之變，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此次出現的秦國貴族，主要有甘龍、杜摯兩位大夫。甘龍、杜摯在曆史上的記載非常之少，不像《大秦帝國》中那麼有戲份。《史記》記載公孫鞅變法時，“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争之”，可見他們開始是反對變法。諸位大夫讨論的主題是“正法之本”，“使民之道”，也就是如何來治理國家、百姓的問題。

秦孝公作為一國之君，首先為這次辯論開一個頭，他說：“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意思就是：繼承先主之位，不能忘記國家大事，這是為君之道；設置法律匡扶君主，這是為臣之行。現在我想變法圖治，卻擔心天下之人議論我。

商鞅就接着秦孝公的話開始說：“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于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骜于民。”也就是勸秦孝公要下定決心，要果斷，不要在乎别人的議論，因為真理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為此，商鞅還引經據典進行了說明，一是流傳的諺語：“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二是春秋時期郭偃頒布的法典：“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

秦孝公

公孫鞅實際上勸秦孝公要專斷獨行，不要和衆人議論，這正是法家君主專制思想的反映。同時，公孫鞅認可“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也就是大政方針不能和百姓商議，他們隻在乎結果是否對自己有利。而“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所以變法主要能夠強國，能夠對百姓有利，那麼就可以不遵循古老的典章禮樂制度。

秦孝公很贊同公孫鞅的說法，但是甘龍反對道：“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甘龍認為應該遵循舊的制度，采取無為而治的方針。如此，就能夠不勞而成，吏習民安。如果推行變法，破壞秦國的傳統和制度，會擔心天下之人來議論君主。

甘龍剛說完，公孫鞅立即反駁。商鞅認為，甘龍的說法是“世俗之言”，也就是平常人的見解，平常之人安于現狀，溺于所聞，所以難以有新的看法。公孫鞅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也就是夏商周三代的禮樂制度都不同，但是三代都稱王了；春秋五霸的法律不同，但是都稱霸了。所以何必要和古人相同呢？任何制度都是不斷在變化的。所以智者會制定法律，而愚者隻能遵循法律；賢者更改禮樂，不肖者隻能拘泥于禮樂。這些泥古不化之人不足與之讨論。

立木取信

接着，杜摯又站出來反駁公孫鞅。他引用“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來表達自己思想，也就是不能夠輕易變法，在一般情況下，最好是沿用過去的制度，所謂“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公孫鞅又說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也就是古代各個時期，各個君主的法律都不同，哪有什麼古法？商鞅又說出了各帝王的治國之道，伏羲氏和神農氏是“教而不誅”；黃帝、堯、舜是“誅而不怒”；周文王、周武王又根據當時的現實情況來制定禮法。所以，“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是商湯、武王興起的原因；而不改變原來的禮法，又是夏商周滅亡的原因。

在這裡，公孫鞅說出了曆史興亡的規律，勸說秦孝公下定決心，早點變法。秦孝公實際上早就下定決心變法了，此次辯論不過是自己布下的一個局罷了，目的就是為了穩住秦國貴族，以便通過變法。秦孝公說：“我聽說民間議論都比較怪異，頑固之人總是做無謂的争論。愚昧之人喜愛的，正是智者鄙視的。即使有人拘泥世俗言論來議論我，我也不再猶豫變法了”。

此後，秦孝公正式開始改革。公元前359年，公孫鞅在秦國頒布了《墾草令》，成為了變法的第一道诏令。該诏令主要是鼓勵農耕，招來人口，打擊商人、娛樂、文化事業。具體的内容在《商君書》的第二章《墾令》有具體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