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上海外國語大學波蘭語教師 趙祯

今天是我成為全上外最孤獨的人整一個月。上月2日起，我當起了學生藥品“閃送員”。因為按規定，學生一旦離校，返校後要隔離7天才能重回宿舍。人出不去，藥又不能停，于是就需要志願者代勞。從那天開始，我一個人搬進松江校區的隔離區，過着與醫院間兩點一線的生活，直到今天。

“那個時候，我感覺自己得了強迫症”

這份工作說起來特别簡單，老師先把收集好的學生就診卡給我，我拿着去醫院配藥，回到學校後把藥和卡還給老師，我則繼續在隔離區待命。

4月2日第一次上崗，我搭車1分多鐘來到學校對面的第一人民醫院松江分院。沒錯，為了減少離校後與外界的接觸風險，即便這一路之隔的距離也必須要坐車。那天是我從3月11日成為住校老師後的第一次離校，眼前場景讓我驚呆了——原本熱鬧的松江大學城文翔路，竟然連一輛車、一個人都沒有，開始有一些新奇，之後很不是滋味。

那天，我被攔在了門診大樓之外。工作人員讓我脫去“大白”的隔離服，我猜想是怕把病菌帶進醫院。從那次後，我去醫院隻戴N95口罩與塑料面罩。

由于學生事先都在網上挂好号，我隻要排隊就診拿處方單就行。去窗口取藥是我最緊張的時候。由于我一次要為六七位同學配藥，手腳麻利的藥房工作人員會“啪啪啪”地把所有藥都堆在我面前。

為了不影響後面的病人，我要把一堆藥一股腦兒裝進包裡，然後到别處再細分。出來一次不容易，這些藥很珍貴，我不能弄錯，更不能少拿。那個時候，我總感覺自己得了強迫症，非要對着處方反反複複核對三四遍，才敢離開醫院。

剛開始的時候，醫院病人很少。我半個小時就能結束，但後來人越來越多，一次前面有100多個人取藥，我在醫院裡待了3個小時。這個時候我蠻開心的，一方面，當上藥品閃送員後，我在校園裡幾乎見不到人，現在看到這麼多人，感覺在變相與人接觸。另一方面，這說明疫情防控形勢在好轉，越來越多人可以出來了。不久前，醫院專門開了代配藥窗口，讓我方便很多。

離開醫院上車前，老師會對我進行全身消殺，特别是我的手套、褲腿、背包、鞋子。那些裝藥的袋子，也會進行消殺。不怕一萬，就怕萬一，特殊時期，這些事情都馬虎不得。

當然，也有過遺憾的時候。一次我去配某個藥，醫生說這裡沒有，建議我去其他醫院。對于别人來說或許可以，但我的路線就隻是這家醫院與學校之間，絕不允許去其他地方。回來後，我沒去打聽這個學生該怎麼辦，但總有種沒完成任務的無力感。疫情的大環境下，每個人的力量實在有限，即便感覺自己已經盡力了，但總會有份愧疚在心中。

“我要保護學生的隐私”

每次回學校後，就要隔離7天，且每天都要測核酸。如果這7天内再出去配藥，隔離期就再從頭算起。實際上，因為我經常去校外配藥，這個月就沒能離開過隔離區。

隔離區是在三教一樓的教室裡，地上鋪的是氣墊床，一晚上睡得我直腰疼。可能是這棟樓缺少人氣，感覺裡面特别陰冷。随着夏季到來，飛蟲也多了起來，如果不及時關窗那就完蛋啦！打蚊子是首要任務，白天偶爾也會飛進一隻蜜蜂，弄得我手忙腳亂。沒辦法，教室沒有裝紗窗。

除了配藥“放風”，隔離區的日子很單調。最開心的是每天核酸檢測和洗澡時能出來走走，呼吸下新鮮空氣。這裡的三餐都由食堂專人配送。我非常感謝送飯大叔，每扇門都要敲一遍，一天重複三次，重複到現在。

其實，大部分學生是很隐忍的。他們一定要配的這種藥，肯定非常非常重要。出于保護學生隐私的原因，我不能告訴你是哪些學生去看病，更不能說他們看什麼病、配什麼藥。在配藥過程中，除了必要的核對姓名外，我不會看學生就診卡，更不會去注意就診記錄。作為老師，我要讓他們放心。

同樣道理，我隻是把配好的藥給其他老師，不會和看病學生面對面。我覺得這樣很好，至少我和他們間不會有太多的尴尬。對我而言，藥能順利送到學生手上，我的任務完成了，我的學生被保護到了，我就很滿足了。我今年26歲，教的學生隻比我小六七歲，大家平時都是朋友。有的同學知道我的工作後，還會為我點贊。

雖然長期隔離有點無聊，但我不推薦其他老師來當配藥志願者。這個任務怎麼說都有一點風險，有我一個人就夠了。更重要的，駐校老師是緊缺資源，配一次藥要隔離7天，損耗太大了。其他老師天天忙得像陀螺，我“關”在這裡幫不上忙，已經很不好意思了。

我的名字是姥爺起的，當時也沒注意到和宋仁宗同名（笑），他隻是查到“祯”有美好的意思。我想，這或許是這份工作的意義，正如那首歌所唱，願世間美好與你我環環相扣，同樣，也願我這份配藥員的工作不會幹得太久太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