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葆元

漢舞配鼓，擊鼓起舞，舞步铿锵，水袖柔曼，所以漢代多鼓舞。最著名的舞蹈是“盤鼓舞”，把一排鼓在地上擺開，舞者踏着鼓面跳，腳上的節奏和着鼓的節奏砰砰作響，踏鼓而舞，就舞出了一個朝代的魂。

從漢代的刻石畫像上看，“盤鼓舞”不是一人獨舞，而是多人群舞，對舞者要求極高，倘若一個人的腳步雜亂，鼓聲就不齊整，那個舞就失敗了。然而“盤鼓舞”又是婀娜中透着威武雄壯，鼓上彩女如雲，腳下鼓聲如戰陣、如沉雷。

兩漢四百餘年，漢初山東地界設五郡，每一個郡都有封王。按漢制，郡王有等同于中央政權的機構設置，《漢書·諸侯王表》載：諸侯王國“宮室百官，同制京師”，這樣一來，諸侯王不僅在地方治理、賦稅等方面有極大的自主權，在宴樂上也有極高的等級，由此催生了歌舞的繁榮。

“盤鼓舞”被張衡直接用《舞賦》記載下來：“日亦既昃，美人興而将舞，乃修容而改服；襲羅縠而雜錯，申綢缪以自飾。拊者啾其齊列，盤鼓煥以骈羅。抗修袖以翳面兮，展清聲而長歌。”辭賦中說，日既将落，舞女們準備獻舞了，化了妝并穿好舞蹈的衣裳，那舞衣紋飾交織，隻見她們整齊地站好，把鼓也按序排列，在伴舞的清歌聲中以袖掩面，表演即将開始，觀衆已經報以熱烈掌聲。何等好舞，如此悅人？

張衡繼續描寫漢代舞者的曼妙：“于是蹑節鼓陳，舒意自廣。遊心無垠，遠思長想。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怅，不可為象。其少進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姿絕倫之妙态，懷悫素之潔清。修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明詩表指，喟息激昂。氣若浮雲，志若秋霜。觀者增歎，諸工莫當。”這是漢代記錄舞蹈的僅有的文字，不吝華辭，描述了舞伎絕妙的表演技藝。

她們開始蹑着腳登上盤鼓，神态已經進入舒意遠思的境界，即刻舞起來，在鼓上仰俯，在鼓上穿梭往來，連表情也進入舞的境界，一忽兒雍容，一忽兒惆怅。她們若行若翔，一忽兒熱烈，一忽兒肅靜。羅衣舞成了風，長袖在空中交錯，那舞姿讓人寄情于誠實與清純、操守與宏志。山巍峨、水浩蕩，能載起這樣的情志，實在是令人服膺感歎。作者一連用了幾個“志”字，把舞情與世情聯系到了一起。漢舞舞出了人生的慷慨，舞的藝術達到了教化觀衆的高度。

漢舞的主要記載來自漢代石刻，山東嘉祥漢畫像石上有一組“盤鼓舞”的定格令人歎為觀止。地上排列五面鼓，隻見一個舞者以身體跌倒狀用雙膝、雙腳趾和一隻胳膊觸及五個鼓面，臉仰視天空，兩邊各有一個擊鼓人，這是鼓上的“摔”藝，是高難的舞蹈技藝。

然而“盤鼓舞”最難的舞姿是腰功。張衡筆下的“怨西荊之折盤”，說的就是腰功，詞意已經很遙遠了，幸虧唐人李善有一句解釋，說“西荊即楚舞也”，折盤是舞貌。于是我們恍然大悟，漢畫像刻石上的舞者皆腰肢婀娜，那是漢時的審美。

安丘的漢畫像石上還記載了“巾舞”。舞者是一位男性演員，頭戴纓冠，一腳踏鼓做弓步，一腳着地，手裡揮舞着一根菱紋彩巾，長巾在空中飄出了變幻莫測的曲線。這種“巾舞”讓我們立刻聯想到敦煌的飛天和伎樂天披着長巾飛舞的形象。

舞的藝術演變着、進化着，進入新的時代，今天舞台上的長綢舞，在時空中把幾個朝代的長綢連接到一起，舞出了中華韻緻。正如《舞賦》所言，“香散飛巾，光流轉玉”。此外還有袖舞、旄舞、花棍舞、腰鼓舞等等，舞出了一個載歌載舞的漢朝。

這些舞蹈在山東出現，有它的曆史規律性，它們都沒有大的場面，隻是小規模的演出。山東各地是郡制，遠非京都。班固在《東京賦》中說長安祭祀的舞是“歌九功，舞八佾”。佾是行列，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六十四人。八佾是為天子舞的規制。當年孔子對魯國的正卿季孫子說，“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不允許地方諸侯僭越王制，對其進行了嚴厲的責備。

四百年漢朝，舞蹈藝術家無數，大都走入曆史的夕陽中，若不是那些石刻畫像，我們幾乎無法想象她們的舞姿。隻有一個人留下了芳名，她就是山東定陶人戚氏，她是漢高祖劉邦的愛妃，人稱戚夫人，不但美麗，而且舞藝超群。高祖出巡，陪駕的不是呂後而是戚夫人，這樣劉邦就為他最愛的人埋下了禍根。

《西京雜記》記載：“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築。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徹雲霄。”《史記》也記下了戚夫人的悲劇。她的受寵讓她驚慌失措，能夠擺脫來自呂後的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讓自己和劉邦的兒子繼承皇位，劉邦也意識到這一點，然而呂後的兒子劉盈已經确立，呂後與諸大臣在宮中結成強大的利益集團，劉邦也不敢輕舉妄動，面對苦苦哀求的戚夫人，隻能好言撫慰。

曆史記下了這一幕，當時戚夫人哀婉地起舞，劉邦高歌伴舞，唱道：“鴻鹄高飛，一舉千裡。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一曲未畢，戚夫人泣不成聲。

不出戚夫人所料，劉邦死後，呂後立刻對她痛下狠手：砍去四肢，剜去雙眼，以藥石催其聾啞，再扔入廁中，贈名“人彘”。

唐人李昂寫了一首《賦戚夫人楚舞歌》紀念她：“定陶城中是妾家，妾年二八顔如花。閨中歌舞未終曲，天下死人亂如麻！”把戚夫人為之獻舞的那個時代寫得一針見血。

舞蹈不是漢代舞台藝術獨立的門類，在民間與雜技、音樂、滑稽表演、武術以及被叫作幻術的戲法表演混合着進行演出，由于門類龐雜，時人稱之為“百戲”。本是文化藝術領域的活動，卻被一部政治經濟著作《鹽鐵論》記錄下來。

鹽與鐵是西漢時期國家專控的物質。漢昭帝始元六年召開了一次鹽鐵會議，讨論鹽鐵官營、酒類專賣等經濟問題，《鹽鐵論》是會議記錄。在“崇禮”篇中卻有這樣的文字記載：“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況縣官乎？”家裡有客人來，主人以倡優藝人的表演待客，演出“奇變”的戲法等節目娛客，何況官家？說明百戲表演已經進入家庭、官府等各個領域。

“散不足”篇記載：“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讴。”是說，富人在家鐘鼓宴樂，豢養着無數家伎，吹竽調瑟，唱趙地的歌，跳鄭地的舞。

西漢的社會現象使我們看到了文化藝術與政治、經濟的緊密結合，一個藝術品種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為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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