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和“右”說法到底出自何處——翻閱曆史人物傳記時，不時能看到有關“左”和“右”、“左”傾和“右派”的是是非非。不過，對于“左”和“右”是起源于中國傳統文化，抑或引自西方這一問題，還是有點讓人搞不明白。

“左”和“右”的說法到底出自何處？

可以肯定地說，“左”和“右”在我國古代隻是方位詞和姓氏，不具有政治意涵。而在西方國家，“左”和“右”作為政治派别的稱謂有兩個來源。

一是來源于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 1789年5月5日 ，在國王路易十六的親自主持下，法國三級會議正式舉行。牛津大學曆史學家諾曼·戴維斯在《歐洲史》中描述說，會議舉行時，貴族派自然坐在國王的右邊，因為這是“一種固定的特權标志”，有如坐在上帝的右手邊一樣。這樣，“右派”就成為“政治既得權勢的同義詞”，而“左派”“就被用到反對派身上”。聯系到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對當時法國貴族特性的分析， 戴維斯 教授的這一記述是可信的。到1792年9月，法國國民公會廢除王政，宣布共和。此後，國民公會中的“左派”與“右派”對立愈益明顯。當時山嶽派以雅各賓派為核心，占據會場左邊及高處席位，政治立場相對激進于吉倫特派。“左”和“右”作為對立政治派别的比喻，從此開始。

二是來源于英國議會下院。依據我國學者程漢大在《英國政治制度史》一書中的研究成果，18世紀前期，英國議會下院出現反對黨，有人還發表文章系統闡述反對黨理論。1730年，“反對黨”專用名詞産生。同時期，英國議會内形成了“反對黨”與“宮廷黨”分别坐于議長席左右兩側的習慣，左側是反對黨的固定位置，右側成為執政黨的固定位置。

由此可見，“左”與“右”作為政治派别，具有對立性。其中，“右派”具有維護特權、擁有高位等含義，而“左派”則被視為反對派，具有激進、革命、反對黨等含義。但毫無疑義，“左”與“右”是以同一個中心權力為基點的。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50年代，也偶爾提到“左派”與“右派”。但是，“左”和“右”始終未能成為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術語和分析工具。十月革命勝利後，列甯才開始較多地使用“左派”這個術語，有“左派社會黨人”和“我們可憐的‘左派’”兩個基本用法。

1918年，布爾什維克黨内在簽訂和約問題上出現分歧，列甯将反對簽訂和約的一批人稱為“‘左派共産主義者’集團”，因為這些人開辦報紙，有了某種組織形式和比較一緻的持反對意見的觀點。後來，列甯又在1920年4月寫就的《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将當時共産國際一些成員，如德國共産黨和英國共産黨内的一些人，不能正确理解十月革命意義，不能正确理解領袖、政黨、階級、群衆之間的關系以及反對議會鬥争、反對進入工會、反對一切妥協等立場和觀點的，統稱為“‘左派’幼稚病”。這一著作在共産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出版，并在共産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發放給參加會議的全體代表。“左派”和“右派”作為重要的政治概念，正式進入國際共産主義運動。

共産國際是中國共産黨成立的一個重要國際背景。“左派”概念在中國共産黨成立的最初一些年間，就已經開始使用，如“國民黨左派”。在中國共産黨發展和中國革命曆程中，“左”和“右”的概念更多的是強調兩種傾向，因此“左”傾、右傾概念的使用更為經常和普遍。概言之，“左派”“右派”等概念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是指政黨或其内部基于觀點與立場的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而“左”傾、右傾概念強調思想觀點或立場态度的偏斜。不過，“左”“右”的内涵始終要根據某一權力中心、某一論說中心或“正确”的假定來理解。

一般而言，“左”是對“革命”的立場、觀點、理論以及策略等的過激反映，“右”則相反。2006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立場之争：左和右的文化政治》一書，将左右之争放進“文化政治”中來讨論，頗有新意。事實上，二戰以後，歐美國家社會運動頻發，私有化浪潮來勢洶湧，蘇聯、東歐國家解體，全球化進程急劇加快等幾乎不間斷乃至疊加的重大事件，接連撞擊着人們的心靈。各種争取選民的政黨不得不面臨一次次的政策抉擇。于是，思想浪潮叠起，“主義”色彩缤紛。無所适從者會陷入窘境，難以抉擇者會陷入選擇困境。“左”“右”出現了話語誇張與泛化，而從全球大背景看，哪是“左”，哪是“右”，卻已難以定位。因此，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聽到超越“左”與“右”意識形态糾紛、放棄非“左”即“右”思維的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