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琳劍

熟悉韓國曆史的讀者一定不會對南漢山城感到陌生：它是十七世紀丙子之役（1636）爆發時朝鮮的緊急首都，見證了朝、清兩國之間的城下之盟，也因此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名錄。不過對于朝鮮時期的統治階層來說，這座山城所代表的卻是一段外敵入侵、君民潰逃的悲慘曆史。南漢山城位于首爾東南方向約25公裡處，逃至此處基本上意味着首都失守——這對任何一個王朝而言都隻能是不幸。所以，丙子之役後的朝鮮當局自然會将目光投到首都的防禦工事上，其中重要一環便是本文主角：北漢山城。

北漢山城和南漢山城的相對位置

山城：軍事要塞和避難場所

山城因能巧妙利用山勢天險，向來是軍事防禦的重要屏障。位于我國重慶、被歐洲人譽為“上帝折鞭處”的釣魚城便是一例。朝鮮半島約有四分之三的土地屬于山地或丘陵地形，主要分布在北部、東部地區，所以山城在韓國尤為常見，其曆史也十分悠久。今日所能見到的不少山城，其起源或可追溯至公元前後，北漢山城也是如此。

北漢山（又名漢山、三角山）位于今首爾北部，跨過京畿道西北部的高陽市及首爾北部的道峰區、江北區和城北區。曆史上高句麗、新羅、百濟三權并存之時，首爾北部已是他們相互争奪的要地，北漢山作為天然要塞自然引來各方觊觎。案《北漢志》，此地本為高句麗北漢山郡，後為百濟溫祚王取之，并于溫祚王十四年（公元前5年）築城（另《三國史記》中載“百濟蓋婁王五年（132），築北漢山城”，此為都城而非山城）；百濟近肖古王二十六年（371）自南漢山移都；蓋鹵王二十一年（475），高句麗長壽王來圍，蓋鹵王出走遇害，城遂廢；之後，新羅真興王十五年（554），至北漢山城“定封疆”；新羅真平王二十五年（603），時高句麗入侵山城，“王親率兵一萬以拒之”；新羅武烈王八年（661），高句麗與靺鞨合軍圍攻山城。從上述曆史看，北漢山城作為都城及外圍的防禦要塞，其戰略意義不言而喻。

北漢山遠景（因北漢山有“三峰”：白雲峰、仁壽峰、萬景峰，故又名三角山）

高麗王朝（918-1392）初期，該地建置改為楊州；高麗文宗國王年間升為南京，高麗肅宗國王年間營建宮阙後，山城用于防禦和避難的特性再次凸顯。為了應對契丹（遼）的入侵，高麗顯宗國王年間移安太祖梓宮于香林寺時重築山城；高麗高宗十九年（1232）在此處與蒙古（元）軍展開過激戰；高麗禑王十三年（1387），“耆老會議築漢陽山城”，對山城進行又一輪改建。待朝鮮太祖李成桂定都首爾并改漢城府後，北漢山城就承擔起了守護漢陽都城的任務。不過由于朝鮮前期北部邊境的外敵威脅有所減弱，平安、鹹鏡兩道足以應付，北漢山城的防禦功能逐漸被擱置。

不過，朝鮮宣祖二十五年（1592）爆發的壬辰戰争給了當局當頭一棒。面對來勢洶洶的日軍，宣祖國王不無憂慮：“且觀賊勢所為，兇謀殊常。萬一更肆，直上京城，如之何？”彼時浮現在國王腦海中的，便是北漢山城：“且三角山下，有中興洞，前朝顯宗避亂之地，未知其曲折形勢。而萬一形勢極好，則此處近于京都，若修築山城，積谷其中，定一守将，招集人民，開墾其田，作為保障，他日或遺民避亂，或援兵屯守，遮截鈔擊，無所不可。”于是命兵曹判書李德馨（1561-1613）前去考察。李德馨奉命踏查後回來報告，指出北漢山山勢陡絕、重巒疊嶂，“賊欲圍城，其勢則難”，并感慨道：“都城近處，有如此形勢，而棄置可惜。”隻是，由于道路極險，修城一事倍勞人力，而想要動員正處于戰火之中的百姓修城談何容易！幸好，朝鮮在明軍的幫助下結束了壬辰戰争，而山城修葺一事也不了了之。

沒等朝鮮當局從壬辰戰争中徹底喘過氣來，各種戰亂又接踵而至：朝鮮仁祖二年（1624）爆發了“李适之亂”，仁祖國王棄都城逃往公州；在三年後由清軍發動的丁卯之役（1627）以及之後的丙子之役中，仁祖國王又分别逃向了江華島和南漢山城。在同樣被譽為天險的南漢山城裡堅持了近兩個月後，仁祖國王最終還是出城投降；江華島也一樣被清軍攻陷。這些都為日後北漢山城的重修埋下伏筆。

“首都防禦論”的興起

外敵入侵的告一段落并不意味着朝鮮社會長期穩定的開始。丙子之役結束後，朝鮮進入了戰後恢複期，從軍事制度到稅收管理，原有的社會秩序都亟待調整。在此期間，朝鮮分别在十七世紀7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經曆了兩場大饑荒，導緻民不聊生。氣候異常和自然災害令許多百姓流離失所；這些流民當中，“不念農作之為本業，苟趨目前之升鬥之廪，離鄉去土，流入京師者，不可勝計。”加上漢陽本來就因稅收政策變動所帶來的經濟發展而人口劇增，如果此時再次發生君主因為戰亂而棄都的情況，其後果将更加不堪設想。彼時漢陽的新興階層都希望能守住自己的生命和财富，君主肅宗國王也深知這一點：“況以今日人心，決無離都遠去之勢，亦将何所仰恃，而何所指向乎？”在這種情況下，圍繞首都防禦的讨論也變得活躍起來。除去軍事制度上的變化以外，另一個重要話題之一便是北漢山城的重築。

北漢山城大南門遠景

當時“首都防禦論”的興起确有内部政治因素的存在。自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亂後，十七世紀後期的中朝關系逐漸緩和，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朝鮮對于北部邊境安保的壓力，首都的防禦更多地是要防止内患：朝鮮肅宗國王年間，除了因饑荒造成的社會不安定以外，在饑荒之前發生的數次“換局”（主導政局的派系出現更替的現象）同樣暗示了國王強化王權的必要性。王權強化的手段之一自然是赢得民心，而彼時右議政申琓（1646-1707）所提出的“與民共守”則正合王意：“今若思上下相保之道，為與民共守之計，若莫固守京城。”當然，這裡的“民”仍是狹義上的漢陽居民，肅宗國王也強調：“況都民是吾赤子，讵不思所以臨亂保全之道乎？”借此展現絕不棄都的态度。“與民共守”也成為了“首都防禦論”的重要基礎。

“首都防禦論”興起的另一個背景便是前文提到的南漢山城和江華島。朝鮮肅宗二十九年（1703），吏曹判書金構（1649-1704）指出，迄今為止一直被視作退路保障的南漢山城和江華島已被證明無法完全信賴，眼下需要另外做好其他準備以應對突發戰事，而北漢山的地形優勢在此盡顯：“既與都城相接，且其高峻巉岩處居多。……以地形論之，則千枝萬葉，盤回稠疊，雖有臨梯樓，無所施力，實為萬全不拔之勢。緩急可恃，無過于此。”上文中的申琓也點明了北漢山城在戰鬥中的優勢：“北城乃壓臨都城之地。率大兵坐于俯瞰之地，而炮石可以相及，則彼不得仰攻，我則據北山之勢而俯，制其死命。則彼何敢久留？而糧饷盡入于北城，彼亦何食而久留乎？”肅宗國王在分析了江華島、南漢山城以及另一個備選場所洪福（位于今京畿道中北部的楊州市，為四面環山的盆地地形）的利弊之後，決定重修北漢山城以守衛漢陽。

北漢築城還是都城修補？

然而，築城一事遭到部分朝臣的反對，其理由有四：（一）築城大事當由重臣集體商議，而非一二朝臣可以定奪；（二）江華島和南漢山城難以直接棄置，且若新築北漢山城，以當時之兵力難以同時守衛它和漢陽；（三）北漢山城内環境同樣險峻，頗有不便之處；（四）正值兇年之際，工役難行，應先解決民生問題。

不過，肅宗國王的築城意志非常堅定：“茲事，業已反複思量，斷然行之，決難撓改。”見此，反對派又搬出清朝來當借口，認為修城工事無法避開往來清使的眼睛，這勢必會導緻兩國關系惡化。丙子之役後，清朝诏谕仁祖國王，其中一條即為“新舊城垣，不許繕築”。對此，執念如肅宗也隻能“沉吟不答”。但是，當反對派趁機繼續強調民生救恤是燃眉之急，“兵革之事”姑且無憂時，肅宗國王怒而對曰：“姑無目前之憂者，良可笑也。自古兵革之警，不分豐歉而有之。必欲無饑民，而後方為守備之策，此成說乎？……彼人如有問，吾自當之！”反對派一時啞口無言。

北漢山城行宮位置圖

盡管如此，反對北漢築城的聲音仍不絕于耳。沒過多久，司直李寅烨（1656-1710）上疏，重新列舉五條築城之弊，其中的水源問題（北漢山夏旱冬涸，且地質以砂石為主，不利于儲水）和風水問題（北城東麓為漢城龍脈，築城恐将侵傷地脈）恰好擊中現實和意識形态的要害，令肅宗國王再度躊躇。尤其是風水問題如鲠在喉，國王為此不惜花費兩個月時間來召集地師反複讨論，結果“初，北城之役，剋日将始，争之者甚衆，因循寝格，經年未決”。

築城一事遲遲不見進展，原本持贊成意見的臣子也開始動搖。考慮到當時“國計民力蕩然”，這些人轉而建議“先築都城，以其餘力徐築北城”。如此形勢下，肅宗國王也不得不妥協：“當初欲築北城，而論議攜貳，至今未定。……今此都城，若善為修築，則宗社在此，百姓雖為其父母妻子，必盡力死守，且無藉寇之患。以修築都城定計，可也。”于是，肅宗三十年（1704）春，朝廷在北漢山舉行告祭儀式，都城修築工程就此啟動。

遺憾的是，時至夏日，工程因旱災而中斷；加上财政緊張和勞役過大等因素，部分朝臣開始奏請停止修築，相關論辯又反複上演，工程則一直保持停滞狀态，最終隻完成了東大門附近一小部分破損城堞的修補作業而已。可以說，由于朝廷内不同派别間的明争暗鬥，築城大計一直無法朝着穩定的方向發展，而這一過程一直持續了五六年之久。

北漢山城防禦體系的建立

朝廷重新讨論北漢築城計劃是在肅宗三十六年（1710），契機則源自海上環境的變化：自康熙皇帝開放海禁（1684）之後，朝鮮海域開始大量出現主體不明的“荒唐船”；十八世紀初，中國沿海地方也常有海賊出沒。為此，清廷當時傳咨朝鮮，令其“略修武備”。肅宗國王抓住這一良機，認為：“彼于咨文，欲使我防守，則因此機會，修治城池事，措辭移咨好矣。”朝臣也指出，近年來清使往來朝鮮之時，并未對東大門城堞新補之處表現出訝異，足見近來清使或不知前有“不許繕築”之約。如此一來，北漢築城的時機趨于成熟，國王也開始推進相關進程。

首先便是派遣數名重臣數番前去實地考察。雖然考察歸來的臣子意見不一，但總戎使金重器和司直李宇恒（？-1722）的報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二人指出，反對築城的理由主要集中在水口低平、内路狹隘、水泉不足等方面，但實際上山中奇峰峭立、峻石巉岩，可以減弱石塊或炮丸的攻擊強度；山路上有亂石成堆，稍加鏟除便可擴出一半都城的面積；至于水源，山中有水井三十餘處、溪澗十五處，掘地即可得水，亦不成問題。二人最後總結道，盡管有缺陷，但“諸處山城，皆不能無欠。脫有不幸，則駐驿之所，恐無過于此也”。不少重臣随聲附和，催促國王拿定主意。最終，肅宗三十七年（1711）拍闆了築城方案，北漢山城進入重築階段。

是年四月，城牆工程率先啟動。國王動員了訓練都監、禁衛營、禦營廳三大都城守衛軍營的士兵，以及僧兵、匠人等，在六個月内修建完成了總長11.6千米的城牆。次年五月，行宮修建完畢；兩年後又對相對薄弱的山城西邊進行加固。此外，糧倉、寺刹、樓觀、橋梁等也悉數建成，山城自此形成規模，與漢陽都城遙相望對。

都城錬戎北漢合圖，來源：《東國輿圖》

不過，北漢山城與漢陽都城之間若想形成完整防禦體系，還缺少将二者連接起來的最後一環，這一環便是起于仁王山東北角、終至北漢山西南邊的蕩春台城。肅宗國王升遐（1720）後，該山城的築城工事一度中斷；三十三年後，肅宗之子英祖國王替父遂願。至此，漢陽都城-蕩春台城-北漢山城的首都防禦體系終于建立了起來。

時光回到肅宗三十八年（1712），國王曾出巡北漢山城，并留下六首禦制詩，其中一句吟道：“國都咫尺金湯固，何棄吾民守漢州。”數百年後的今天，北漢山已是國家公園，人們登上白雲台眺望首爾，在城牆遺址旁感受曆史溫度時，心中或許亦不免幾分感慨罷！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