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百卉競風流的狂歡季，亦是萬樹秀新姿的黃金期——春風頗解語，萬物争榮光。明媚的春光乍洩，最急于向着春天邁出腳步的，怕是要數沿河旖旎的新柳。看，任是春寒尚料峭，鵝黃淺綠已堆煙。此番景象必引得詩情萌動的詩人們競相吟詠。可是同為《詠柳》，唐代的賀知章、宋代的曾鞏分别詠出了怎麼不一樣的味道？追尋時代的腳步，探究詩人的心聲，從中我們一定不難找到答案。

詠柳

唐 賀知章

碧玉妝成一樹高，

萬條垂下綠絲縧。

不知細葉誰裁出，

二月春風似剪刀。

詩的首句“用典”與“拟人”手法巧妙結合，使新柳色彩的明媚清新與姿态的端莊柔雅，生動恰切地表現出來。很顯然這裡的碧玉有兩層意思——南朝蕭繹《采蓮賦》中有“碧玉小家女”一句，用來形容舊時小戶人家出來的美麗俊俏的小女兒，這也成就了後世廣泛運用的成語“小家碧玉”。這裡用“碧玉新妝”來形容随處可見的垂柳那親切得仿佛來自鄰家、新俊又好比初成的情态，真是再恰當不過。另外，“碧玉”還有翠碧瑩潔的美玉之意，這樣就把初柳枝葉的新綠色彩也生動地呈現于筆下。

次句“綠絲縧”呼應上句“碧玉”，瞬間把色彩翠碧姿态柔細的新柳枝條，那千垂萬挂、如絲如縷的情狀生動細緻地描繪出來，使讀者稍一閉眼就仿佛已置身一株通身翠綠的新柳之前，頓生賞心悅目之感。

前兩句詩人極盡筆墨描繪新柳的态美色新，就如蓄勢一般讓人正贊不絕口之際，他卻筆鋒一轉随即追問——如此美麗俊俏的新柳片片枝葉清新無異、精緻如一，到底是誰的妙手巧修而成？末句順勢給出答案：那早春二月的春風就似一把鋒利精巧的剪刀，是它讓婷婷袅袅如美麗女子的新柳們披上了綠紗般的新裝——詩人大膽新奇的想象、不受拘束的筆墨實在令人驚歎！

縱觀全詩，無論是起句的“碧玉妝成”，還是次句承接時的“垂絲如縷”，抑或三、四句的創新性“把春風比作剪刀”的别出心裁……那麼豐富而各具意趣的物象，詩人憑借高超的藝術構思遊刃有餘地把它們彙結一體仿如渾然天成。全詩既歌頌了春天萬物勃發的充沛活力，又贊美了春天獨有的美麗景緻，詩人曠逸無羁的文思、獨具一格的審美，和對美麗自然的無限熱愛之情即刻躍然紙上。

詩作背景：這首詩作于唐天寶三年。彼時詩人奉诏回鄉。臨出發，享受了百官歡送的待遇。途中他坐船經南京、杭州，順蕭紹官河到達蕭山縣城，那時又有越州官員到驿站相迎親随，再一道取舟回到南門外潘水河邊的舊宅。其時正值早春二月，河畔新柳芽初放，岸堤嫩草始返青，加之望處杏花沾雨，吹面楊柳扶風，賀知章如脫籠之鳥般的心情自然格外安适舒悅。彼時他站在岸邊形如鶴立，神姿英發，放眼展目四望，絲柳翠幕如簾，就揮毫寫下了《詠柳》一詩，使豐神俊秀的新柳，活脫在他筆下，成為千古絕唱。

接下來我們再來賞析曾鞏的《詠柳》，體味詩人以嚴謹審慎的态度剖解詩文背後隐寓的事理。

詠柳

宋 曾鞏

亂條猶未變初黃，

倚得東風勢更狂。

解把飛花蒙日月，

不知天地有清霜。

這也是一首詠物詩，但與賀知章的《詠柳》相比，的确是寫出了截然不同的另外味道，我們一起來賞析。

詩的首句“亂條猶未變初黃”先呈現現象：新長成的柳條還稚嫩得未見顔色，便款擺姿态、旁若無人地亂舞起來——同樣是把柳條人格化了，但明顯帶有諷刺貶斥的意味；次句“倚得東風勢更狂”遞進式描繪柔曼的枝條因為有了東風的助勢變得更加恣肆張狂。這裡的“東風”也有兩層意思：既是指春風，也隐喻了背後某種更強大的勢力。詩的第三句“解把飛花蒙日月”既生動地寫出了柳樹飛絮時遮天蔽日的自然景象，也一語雙關地把柳樹飛絮比作欺天瞞地的蒙騙行為；末句“不知天地有清霜”以畫龍點睛之筆警示柳樹：得意張狂之際别忘了世間不隻是有春風暗度，更有着秋後的嚴寒霜凍的冷峻拷問！到那時緊凋急萎、倉皇敗落便是你的最終結局。

詩作因時空阻隔、資料散佚我們無法明确知曉詩人的創作背景。但由詩作本身，我們卻不難分析出詩人十分明确的用意：詩中以隐喻的手法，看似在寫柳樹，實則在借物喻人——把柳樹比作官場上得志便猖狂的勢利小人，旗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對這些勢利小人欺上瞞下、肆意妄為的下作之态及其背後邪惡勢力助纣為虐的痛斥與蔑視。全詩狀物與喻理并舉，含義隽永而寓意深刻，讀罷的确有振聾發聩、教人深省之感。

小結：

兩首《詠柳》相比較，賀知章重在描摹春風中自然風物本身的美，其身心閑适的爛漫之思、熱情洋溢的贊美之意皆溢于言表——這就是為後人稱道的典型的盛唐之音；而曾鞏筆墨卻更為隐晦，狀物之際更意在表現物象之外的引申意義，其心之沉思之重可見一斑。愚以為，兩首連詩名都完全一緻的絕句詠出了完全不一樣的味道，當然跟作者所持心境不同、所曆人生境遇殊異有着必然關系。但，兩位詩人背後所處的不同時代更是造就兩首詩味道不同的根本原因。這正如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中提出的觀點：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也就是說，兩首《詠柳》的不同味道其實是代表了唐詩和宋詩的差别！

何以如此？當然是源自兩個朝代完全不一樣的社會政治局面及詩歌所承載的不同功能：

賀知章生活的時代恰值安史之亂以前的盛唐時期。作為中國曆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彼時國家強盛、國力雄厚，人民也安居樂業。良好的社會發展局面為士人們帶來了優渥的創作環境。那時思想上的兼容并包、文化形式上的中外融合，必然帶來文化産業的繁榮，尤其是詩歌的創作更是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黃金時期。那時的詩人胸襟開闊，氣度恢宏，精神面貌自然也偏向積極昂揚奮發進取，他們創作的山水風物詩也多是抒發個人豪情逸緻來表達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而詩歌特點也多表現為超逸靈動、生趣盎然的景象。如此說來，賀知章的《詠柳》自然是詠出了盛唐時期不一樣的昂揚氣象。

宋王朝建立以來，宋太祖吸取中唐以後藩鎮割據、地方勢力擁兵自固的教訓，于上位次年便以“杯酒釋兵權”的手段，解除了武帥們的權力，而改為重用文臣。崇文抑武的國策導向，令士大夫們在政治和學術上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他們的文學作品便兼具了道統與文統相結合的特點，成為了具有政治功能而又切于社會實用的文體。詩歌方面，他們則更加注重反映社會現實，讓詩歌也具備了社會教化功能，借詩議論、以詩說理的現象遂成為了詩歌創作的普遍走向。而社會政治功能的加強，必然使宋詩抒情成分被削弱而表現為嚴肅有餘、靈動不足，詩歌看起來就思深理重，更具剛健的骨力，這也就形成了與唐詩大異其趣的宋詩風格。

結筆：詩歌是時代的産物，也是詩人個人情思的外在流露。時代不同，詩人所處社會環境各異、心境也殊而有别。所以即使同為詠柳，兩位詩人覽物之情自然得而有異，這就必然導緻他們吟詠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詩歌味道。

本文參考資料：袁行霈《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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