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華文化的研究，可以深化我們對自己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文明的認識，但是，要全面認識我們這個文明，就必須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演進統一起來進行綜合的研究。筆者愈來愈強烈地感到，在對中國幾千年來經濟結構、經濟制度、政治結構、國家治理制度、社會結構、社會自我治理制度的研究中，簡單化、概念化、教條化傾向還很嚴重，所有這些領域，都有必要像對中華文化一樣，認真反思和總結，從概念梳理開始，在世界文明演變的總進程中做出新的理論概括。

古然供圖

恩格斯的“文明論”：“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

我們所熟悉的關于“文明”的概念，直接源于恩格斯出版于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談到“文明”這一概念的内涵時，恩格斯說：“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産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個過程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産，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恩格斯把“奴隸制”“農奴制”“雇傭勞動制”都歸入“文明時代”的範疇，“随着在文明時代獲得最充分發展的奴隸制的出現，就發生了社會分成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第一次大分裂。這種分裂繼續存在于整個文明期。奴隸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個剝削形式；繼之而來的是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的雇傭勞動制。這就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開的而近來是隐蔽的奴隸制始終伴随着文明時代”。

恩格斯還特别指出：“卑劣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動力；财富，财富，第三還是财富，——不是社會的财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财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

我們當時所認知的“文明”，就是和家庭、私有制、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個特殊的曆史階段，是和“卑劣的貪欲”及“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财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個特殊的曆史階段，是和社會大分工以及奴隸制、農奴制、資本-雇傭勞動制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曆史階段，它自身并不構成一個獨立的研究單位、研究對象。

福澤谕吉的“文明論”：“以西洋文明為目标”

究竟何謂“文明”？古往今來，國内國外，有各種各樣的定義。

對近代中國思想界文明觀影響最大的，是日本福澤谕吉1875年出版的《文明論概略》。在這裡福澤谕吉把“文明論”界定為“群衆精神發展論”，但同時也指出“文明有兩個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難求。謀求一國的文明，應該先攻其難而後取其易”。“所謂外在的文明，是指從衣服飲食器械居室以至于政令法律等耳能所聞目能所見的事物而言”。但“内在的精神”更重要，“文明的精神，也可以稱為一國的人情風俗”。“文明”的真谛究竟是什麼？福澤谕吉認為“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賦的身心才能得以發揮盡緻”（由體力而體力智力并重，再而智力躍居上位）。

福澤谕吉心目中标準的“文明”，是“西方文明”。《文明論概略》第二章的題目就是“以西洋文明為目标”。他認為：“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他動态地看待“文明”，認為“文明并不是死的東西，而是不斷變化發展着的。變化發展着的東西就必然要經過一定的順序和階段，即從野蠻進入半開化，從半開化進入文明。現在的文明也正在不斷發展進步中”。比較而言，他當時認為歐洲文明達到了時代的巅峰，是世界各國學習的典範，“現在的歐洲文明，僅僅是以現在人類的智慧所能達到的最高程度而已。所以，現在世界各國……如果想使本國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标，确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标準，而以這個标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福澤谕吉在這部著作中還專門論述了中國為什麼是一個“半開化的國家”，原因就是秦始皇杜絕了争論的根源以後，統一天下，從此實行了專制政治。

隻要看一看康有為、嚴複、梁啟超等人直到後來新文化運動健将們的相關言論，就可明白，福澤谕吉文明論的這些觀點，是多麼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好幾代人。20世紀50年代在大學所接受的教育，其實也沒有真正擺脫福澤谕吉關于“中國是個半開化的專制主義國家”這一論斷的影響，隻是話語改換成了“封建主義專制國家”而已。

湯因比的“文明論”：反對西方中心主義或歐洲中心主義

英國湯因比的《曆史研究》将文明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單位、研究對象。他認為，文明的發展和各種生物一樣,有生、長、老、死四個階段，這和我們所熟悉的線形發展觀顯然完全不一樣。盡管可以不同意湯因比所做出的解釋，但他所提出的這些問題本身，非常值得我們認真去探究。

湯因比反對西方或歐洲中心主義，主張世界存在多個彼此相異的文明，每一個文明都有自己獨立存在的意義；他還強調這些不同的文明，既有曆時性，也有同時性，它們既各有從古到今的演變，又可以說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幾乎是同時代的。曆史學家不能将自己的眼光局限于幾十年或幾百年，而應該在幾千年視野中觀察不同的文明，考察它們怎麼産生，又怎麼發展，怎麼累積，後來又怎麼衰落。他還有一個觀點，就是不同的文明，實際上是等價的，很難證明某個文明一定就比别的文明有更高的價值。特别在晚年的時候，湯因比更多地關心非西方的那些文明，他補寫的那兩卷，對整個的曆史研究，重新做了重要的思考，做出不少新的判斷。

亨廷頓的文明論：文明的沖突将主宰全球政治

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未來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進行，文明的沖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國際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在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多極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間的相對力量及其領導或核心國家正在發生重大轉變，文明之間更可能是競争性共處,即“冷戰”和“冷和平”。他強調，未來将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由不同文明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須學習共存。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引發了全球學界和政治界激烈的争論，當時筆者撰寫了一篇《論世界新秩序的構建與二十一世紀》參與讨論。無論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同意與否，加強對各種文明以及文明本身的研究，已經是曆史學義不容辭的職責。尤其是亨廷頓沿用西方由來已久的說法，将中華文明稱作“儒教文明”，我們更有必要正本清源，予以厘清。

中國知識體系中的“文明論”

“文明”二字，在中華文明知識體系中，原本就是一個整體性的觀念，代表了一種全方位、立體化的認識方法。

《易·贲》中說：“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天道自然，治國家者必須觀察天道自然的運行規律，以明耕作漁獵的時序；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以及人類所從事的實踐活動，都屬于“人文”。“人文”的真正含義就是“文明以止”，就是人類改變自然、創造社會的實踐的全部活動，都要自覺地意識到可能達到的界限。

章太炎1904年在《訄書》修訂本《尊史》中批評中國唐以後曆史研究說：“中夏之典，貴其記事，而文明史不詳，故其實難理。”他特别指出：“非通于物化，知萬物之皆出于幾，小大無章，則弗能為文明史。”他認為，在中國古代史著中，最接近于文明史的，是左丘明的《春秋》内外傳（即《左傳》與《國語》）和《世本》的結合：“蓋左丘明成《春秋》内外傳，又有《世本》以為胠翼，近之矣。”

章太炎《尊史》高度評價《世本》：《世本》者，“雜而不越，轉一機以持縷，為之于此，成文于彼，此其為有經緯本末而徵耆艾者哉！”這些論述表明，章太炎心目中的文明史，指的是人類實踐活動所創造的物質、精神、制度全部成果，文明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物質、精神、制度各種成果的總和。

由此可見，文明與文明史研究，本來就是中華文明知識體系的應有之義。從福澤谕吉到康有為，從摩爾根到恩格斯，從湯因比再到亨廷頓，對文明所做出的各種不同的解釋，可以幫助我們更準确地把握文明這一概念的豐富内涵。

（作者為複旦大學文科榮譽教授）

原标題：“文明論”内涵之比較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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