鴛鴦。走糖。

鴛鴦是廣式茶餐廳特有的飲品，一半咖啡一半紅茶，一半是火焰另一半還是火焰。配合在一起是熊熊燃燒的口感。走糖是不加糖，走鹽是不加鹽，全走是不加蔥姜蒜。全走那還吃個什麼勁兒？泡面不放調料包嗎？

——《狐步殺》節選

《狐步殺》的開篇是關于廣州頗為地道的描寫，作者張欣。作為我們廣州文藝市民空間第三場“大師下午茶”活動的主角，她的”都市文學”很有代表性。這位作家如何将自己的創作與這座城市發生聯系？廣州這座平民化的城市，又給作家帶來哪些獨特的生活感悟？上周日，我們和張欣一起聊了聊。

她的性格如文字一樣爽利

位于289藝術園區的“大觀園”，并不算一個特别大的空間，活動當天卻“意外地”從四面八方來了70多号人。一眼望去，不同年齡、不同身份，形形色色，場面卻格外和諧。難怪有人笑言，文學或許是當下最容易找到共鳴的興趣愛好了。

張欣現場講述自己的創作心得

“大師下午茶”活動現場

當天到場的人，大半是女性。稍微年長一點的，不用問，那都是張欣多年的“鐵粉”。現場也不乏來自幾所高校的九零後文學愛好者，年齡層次跨度相當大。廣州市文藝報刊社副編審張鴻、《南方日報》文體新聞中心副主任李賀也是這次活動的嘉賓。都說“三個女人一台戲”，兩位從事采編工作多年的傳媒人，加上一個女作家，三人之間的對話和碰撞也是金句不斷、默契非常。

李賀、張鴻、張欣（從左到右）

張欣為人低調，甚少接受媒體訪問，在網上能搜出的報道并不多，形象頗有些“高冷”

。但通過這一次接觸，完全推翻了讀者們的固有印象。

在她的身上，你看不出年齡的影子。深色眼鏡，語速略快，思維清晰，反應迅速。沒有鋒利的發言，而是直截了當的同你聊天，不掩飾也不局限。沒有高高在上的架子，張欣的随性和率真讓讀者們驚喜，也不斷迎來歡笑聲。

“故事性很強，叙述絕不裝神弄鬼。從她寫的書裡完全可以看出她把自己融入書裡的人物裡去了。”張欣的一位忠實粉絲如此評價道。她的作品《不在梅邊在柳邊》，就體現出張弛有度的筆力：緊張處如狂風暴雨，平靜處如潺潺溪流。讀完之後，卻留給人無盡的回味與思索。這便是張欣的“獨門絕技”、也是其作品的獨特魅力所在。

“要寫就一定要回到廣州來”

張欣以“擅長細膩而深刻地刻畫都市男女愛恨糾結”而蜚聲文壇，成名至今已有20餘年。她的作品被大量改編為影視劇，尤以《深喉》《鎖春記》《浮華背後》等長篇小說為大衆所熟悉，陳道明、夏雨、李亞鵬、李小冉、馬伊琍等明星都曾演繹過她的筆下人物。

張欣作品被大量改編為影視劇

在評論家眼裡，她是“最早找到文學都市感覺的人”，“都市文學寫作的先鋒”。她基本上保持每年一部作品的高産創作，甚至有人認為，她小說的影視改編将對廣東本土影視創作帶來巨大的生機。這位風光的女作家很有自己的個性，一點也不“端着”，和市民交流也格外坦誠、掏心窩子。

喜歡張欣小說的人，大多會被她筆下的故事情節所吸引：她的語言簡潔明快，诙諧風趣之餘又很讓人回味。她寫億萬富翁、高級官員，寫富家女、金領男，也寫打工仔、黑社會，人物形色各異，故事發生的背景卻都在這片南國的熱土。

曾經有段時間，張欣對“言情作家”這個頭銜很排斥，“那個時代，大家會分工人題材、農民題材、尋根文學之類，這樣給作家貼個标簽，也便于對作品進行梳理。現在已經沒有那麼糾結了，我更在意的是讀者。”

張欣為讀者簽名

作為一位“外地人”，張欣選擇一頭紮在了廣州，對這座城市觀察、描寫了整整30年。對于大多作家來說，為寫作保持一定的時間、距離，這比書寫眼前的現實要更加容易。“張欣恐怕是中國作家裡處理城市都市題材、處理現代人内心經驗、處理日常生活最好的一位。她不但有面對現實的勇氣，而且能踩準時代的敏感點。”中山大學教授、著名評論家謝有順曾這樣說。

的确，張欣的小說，關注的都是都市人的情感世界、生存狀态、事業追求。她說過：“因為我是一個感受型的作者，所以從一個女性的視角看待社會生活我較為擅長，把握起來也會輕松一些。”對于張欣而言，廣州教會她務實：“一平方米的檔口可以開很久，所有人都在很頑強地生活，他們化解困難的能力令人震撼。"

張欣比土生土長的“廣州人”更敏銳，“對于那些習以為常的事物，我都會好奇、看熱鬧。”大家覺得日常瑣碎的事情到了她這裡就變成了寫作的素材。

張欣說，她一離開廣州就寫不出東西：“要寫就一定要回到廣州來。有時候沒靈感了，覺得沒什麼可以寫的，就坐公交出去轉一轉，一個蔥油餅攤、一堆人嘩啦嘩啦打麻将，甚至一碗米粉，看着這些，我就感覺有寫不完的人和事。”

将平凡的生活寫得“目瞪口呆”

張欣和池莉兩位女作家都關注女性、關注人生，卻各有特色。如果說，池莉像冷靜的現實主義者，張欣則是在現實中帶有理想主義的溫情。對于張欣的小說，池莉的評價是：漂亮的，圓潤的，聰明的，飽滿的，是建立起了她獨有的叙事風格的。

張欣的父母都是軍人，她不到15歲就去當兵，人生前30年的歲月，她都是在部隊大院裡度過的。1984年她轉業，199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作家班。而當時的中國，正值社會、經濟改革方興未艾之時，作為改革前沿陣地的廣州，商品經濟的大潮更是洶湧難擋。這讓作為“外來人”的張欣，更加敏銳地感受到社會變化所帶來的沖擊、裂變、陣痛。

在張欣為自己的文集所作的序言《那是我來時的路》裡這樣寫道：“我⋯⋯學會了如何對待實際利益，以及如何地不避名利⋯⋯”“值得慶幸的是，我還沒有到麻木不仁的地步，軍人身上最優秀的品質總能令我動容，總能令我激動不已。”

在張欣眼中，廣州的生活就是“很具體的”，她對于“仔細觀察普通人生活”這件事，特别有興趣。這種“觀察”不是“下生活”式地拿着包，到一個村裡指指點點，它就是你所見、所聞、所感。

“文學有時候也挺簡單的，一個人來了，一個人走了，都可以文學的形式出現。但如何能讓平凡的生活讓人有目瞪口呆的感覺？能寫出這些的人才能當作家。”

在《鎖春記》裡，張欣用文字将那些看上去理性、高端的人“剖開”，把他們病态的心理以及承擔的心理壓力給大衆看，電視劇版演員馬伊琍更将一個病态的女強人扮演得惟妙惟肖。

電視劇《鎖春記》中的莊芷言（馬伊琍飾演）

張欣談到，“寫都市文學，我們永遠在探讨一個核心話題——心理健康。在城市越來越扁平化之後，你随時可以叫外賣，一個人可以幹幾乎所有的事情，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卻在不斷加深，憂郁症完全是爆發性增長的，那些都市年輕人精神上的焦慮我們怎麼去呈現，這些才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廣州沒有“地标性作家”？

現場，李賀抛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縱觀全國，就文學成就來說，西北、東南、江浙等地區，能都能夠代表該地域的代表性作家，比如賈平凹、陳忠實、餘華、方方、池莉等，廣州、乃至嶺南地區卻似乎很難羅列出這樣的一批代表性作家，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關于這一點，張欣表示“一點都沒介意”，“每個人都會有自己要解決的問題，廣州到底需不需要有一個‘地标性的作家’呢？”未必。張欣認為，廣州的作家群一直在努力，或許，相對于其他地域的作家而言，廣州作家的确少了那麼些“精英意識”，但作為一個身處廣州的作家，張欣很感激廣州給了她“平視生活的機會”，“在這裡，一個作家跟裁縫、賣肉的從來都沒有什麼差别。或許，去北方或者其他城市，作家會有些‘靈魂工程師’的使命感，但在廣州這樣一個經濟發達的商業城市，我們不會有這種身份上的差異感。”

張欣深知，一個作家是特别容易有“盲點”的，即便在很多人看來，她對新聞事件的敏銳程度甚至有時超過了媒體，如《浮華背後》《深喉》等，海關、報業的新聞熱點一出，她的作品就立馬跟進了。“她的觸角快，感受力強，又有獨特的文字風格，在虛虛實實之間很多人都為之着迷。”作為媒體人，李賀對此深有感觸。

從新聞素材中尋找線索和靈感，但并不意味着小說就是新聞的重複。對張欣而言，新聞更平面，小說則更深邃。“新聞事件像藥引子，會引起你的一些思考，就好的作家都是能寫深的，就像一個挖井人。現在一些寫作者比較大的毛病就是作品特别平面，永遠都是在擴展，但全是平面的，挖不進去、深不下去。新聞因為有時效性，也來不及深挖，你也不能要求他這樣，但是一個作家如果隻限于把新聞拆開，然後模式化地去再現一遍，觀衆就會覺得吃不飽，讀者都是很有智慧的。”

很多人問過張欣寫小說的訣竅，她說，“就把讀者當成知音吧，你以為深奧的，他們馬上就能分辨出來，哪些真哪些虛構，不明白就去百度麼！”

盡管寫了如此多廣州人和廣州事，但張欣覺着，自己“依然還沒有走進這座城的街巷深處”。“我們常說‘吃在廣州’，卻沒有一道名菜被寫得天下皆知。人家有‘天下第一樓’、有‘同仁堂’，我們有加多寶、王老吉之争，真功夫的家族恩怨等這麼多好的素材，卻也沒有人去寫出來或寫得好。”在張欣看來，這些題材寫作前都需要進行深度采訪。

“我們既然有了這個空間，就不妨多聊聊，大家一起來參與創作。”她總結道。

要多“寫”，不能老是“想”

Q：您覺得，寫小說有什麼訣竅？除了洞察力以外，作家還需要什麼？

A：我隻能說“多寫”，不能老是“想”。當然，一上手就寫長篇很困難，那就嘗試寫詩歌、散文、随筆，現在自媒體這麼發達，要表達自我很容易。大家都習慣了“眼高手低”，但一開始先就得寫得真實一些，感動自己了，才能讓讀者心動的。這跟練拳、吊嗓子是一樣的道理。

觀衆提問

Q：現在媒體環境變了，記者選擇改行當作家也是一條路？

A：虛構是一種能力，寫作也需要過程。新聞是360度的報道，是橫向的。做記者久了，你可能習慣多線叙事了。但小說是縱向的，你得就不停地挖。另外，小說的心理活動描寫是非常多的，但新聞報道往往很難寫得這麼深。文學收集素材，可能一個細節10年之後才用上，這些細節都需要日積月累。我覺得，如果記者要改行當作家，這些都是需要重新學習的。

Q：作家隊伍老化，老、中、青結合不完美，這個問題怎麼辦？

A：老年化是全國作家隊伍面臨的普遍現象，廣州也存在這個問題。但我們也應注意到，年輕作家、尤其是網絡作家，近年在迅速崛起。隻是新的作家，如何駕馭傳統的創作主題。比方說，現在廣州就特别希望有人創作一些能反映南沙發展的作品，但很難找到适合的作家。這需要群策群力，多鼓勵年輕作者動筆。

Q：對于年輕人從事文學創作，您有哪些建言？

A：現在是一個“英雄退位、團隊上位”的時代。年輕人還是需要在集體裡，學習與上級、同輩、下級打交道，學會如何低調地與他人合作。另一方面，從事文學創作不能隻有三分鐘熱情。我們要搞清楚一個問題：到底是愛好文學、還是覺得自己“非寫不可”？文學和寫作對個人塑造固然很有好處，但愛好文學和寫書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沉不下心來，還是不要輕易走我們這條路。

觀衆提問

Q：城市文學要真正“接地氣”，該如何了解這座城市？

A：廣東話我一直在學，可惜沒什麼天分。但作家不能害羞，需要在一座城市裡不斷學習、發掘新内容。過去不斷重複一種寫作模式的時代早就過去了。現在的城市文學也不像以前，形式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氣質。而廣州人的氣質就是“淡定”，它影響着我們對金錢、情感等方方面面的價值觀。我認為這才是都市文學的基礎。廣州是寫不盡的，我希望今後能發掘出這座城市更多值得書寫的一面。

Q：您有不少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您會自己做編劇嗎？

A：有人說，我的作品拍成那麼多影視劇，已經淪為“商業寫作”。我當時還挺不開心的，但現在一想，這有什麼不高興的？“商業寫作”也并不掉價。人都是有情感的，作品能産生共鳴才會打動人。我以前也做過編劇，後來發現溝通起來很難。寫小說和當編劇一個像面條，一個是包子，看似相似，其實并不然。雖然兩者并沒有高下之分，但我一直認為，影視是需要文學帶動的，影視圈特别需要好故事。但這也意味着，投資人需要有好的文學修養，否則作為作家，我也沒有把握說服投資者。

Q：您覺得，當代文學還需要承擔哪些使命或者責任？

A：我個人在廣州是一種比較舒适的創作狀态。廣東人非常平等，每個人很清楚自己幹什麼，知道自己要什麼，不會很虛榮。不會覺得你是記者或是作家，就有什麼了不起的，這種态度對作家而言也很重要。有時作家在宏大叙事的時候，很容易膨脹。但廣州這座城市不會給任何人帶來“附加值”，你是什麼就是什麼。我就是一個作家，做好自己這份工作就行了。

主辦方市文聯為張欣贈送南都報道制版版面

來源 | 南方藝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