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且，我們一般理解為“敷衍了事、馬馬虎虎、得過且過”。另外一個含義是指不正當的男女關系。《荀子·不苟》篇中講的“不苟”之“苟”更接近于“不正當的”含義，但不是指男女關系。

苟，本義草也。草的生長非常随性，運用到人的身上，它的引申義向相反的兩個方向發展，一是馬馬虎虎，無所謂，苟且。二是輕率，冒失。從輕率再引申為任性，刻意追求。荀子從這個角度闡述“君子不苟”的問題。

欲望是人的天性，欲名欲位欲利，問題是如何實現。“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

愛憎屬于精神的層面，是行為的動機；取舍屬于行動的層面，必然産生或利或害的後果。愛憎之間、取舍之際不可不慎，必須謹慎權衡。發現熱愛的事物，必須思前顧後慮及它令人憎惡的一面；發現有利可圖的事物，必須瞻前顧後考慮它可能帶來的禍害。

但有些人卻言行苟且，不思權衡。“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說話總是不誠實，行事總是不走正道，隻要有利可圖，什麼歪門邪道都會走。像這樣的人就是“小人”。

有的人标新立異，追求新、奇、特、難，熱衷于創造各種全國紀錄、世界紀錄，以此突出自己。比如未經允許擅自徒手攀登摩天大廈。有的人則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社會的對立面。杠精就是這樣，你說東，他偏要說西，你說南，他偏要說北。

在流量為王的時代，這種現象比荀子那個年代更加突出，前些年稱為浮躁，是負面的，現在叫風口，已經趨于正面了。當我們難以對一個社會現象做出價值判斷時，回頭讀一讀祖宗留下來的經典，是有好處的。

荀子說，行苟難、說苟察，名苟傳，君子不是不會，但君子不會這樣做，也不贊成這麼做。在荀子看來沽名釣譽的陳仲子和史鰌比明搶暗奪的盜賊還可惡，還有抱石自沉的申徒狄、号稱“卵有毛”的惠施鄧析者流、名聲像日月一樣持久的盜跖都為君子所不齒。

君子隻看所行所言本身是否恰當。正如《詩經》所說：“物其有矣，惟其時矣。”荀子認為，合乎禮法的就是恰當，不合乎禮法就是苟且。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禮法就是君子心中始終不變的那個“一”。

君子如何做到“守一”？就一個字：“誠”。做到了緻誠，就不需要刻意地去做任何其它的事了。“惟仁之為守，惟義之為行。”“仁”是我們應該堅守的底線，“義”是我們行事的準則。有底線，明規則，就能夠應對現實中的各種變化而不苟且。

如果對自己不誠實，就不會有獨立的自我，沒有獨立的自我，就沒有做人處事的原則框架，就不能取信于人。所以誠實是君子必然要堅守的，是一切的根本。

觀察君子的表現，我們可以發現，“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于世也。”

君子很容易相處，但不會和你處到輕佻放浪的份上；君子常懷敬畏之心，但不會屈服于脅迫；君子畏懼禍患加身，但義之所在，雖死不辭；君子期望得到利益，但不會為此做違反自己價值觀的事；君子與人親近，但不結私黨；君子樂于對不同的觀點開展辯論，但不玩弄辭藻。君子就是這樣坦坦蕩蕩，區别于世俗庸人。

言行是否恰當，關鍵看“德”，才能不是最重要的。

君子有德，德才兼備自然受人愛戴；君子如果才能不足，就會表現得貌恭心敬，不惜纡尊降貴以謙卑的态度與人交往，從而得到别人的幫助而不斷進步。

小人無德，小人有才就會高高在上，傲慢、乖張，行事不合法度常理；小人無能，則嫉賢妒能、心生怨恨，造謠非議，以便敗壞扳倒他人。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帝辛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

荀子說：“公生明，偏生闇；端悫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誇誕生惑。”生，性也。《尚書·君》：“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君子能夠一心為公，是因為君子懂得聖王之道，行為上的一心為公反過來又會加深鞏固對聖王之道的理解。一心為公的本質是明理，一心為公和明理和諧相生。《尚書·洪範》：“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王道不偏不倚，不向任何局部的、特定的群體或個體有利益上的傾斜，偏的本質是不明理。

正直忠厚的君子并不必然能夠通達，但本質上，他們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和諧相通的，與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相通的，因而被社會廣泛接受。相反，背信藏巧、弄虛作假，有違天真，是不被社會所接受的，因此，即使一時得逞獲益，本質上是閉塞不通的，多行不義必自斃。

決定一個人命運的是人的本質及其行為表現。君子明于聖王之道，一心為公，端悫誠信，才能赢得百姓的擁戴；昧于聖王之道，巧取豪奪，欺世盜名，是不會有好結果的。《荀子·不苟》篇講的還是修身，我們做人處事，一定要走正道，不要去羨慕那些小人的一時風光，而行苟且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