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産階級經濟學即西方經濟學，誕生于商業資本主義時代的重商主義理論，後來在法國又出現了重農主義思想，18世紀經亞當•斯密把它加以系統化，形成國民經濟學。19世紀邊際革命和20世紀凱恩斯革命之後，西方經濟學逐漸變成了當代的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兩部分。

不難發現，西方經濟學是從資産階級的立場來研究經濟現象的，它的采用的是資産者的視角。

什麼是經濟學呢？西方經濟學回答說：研究如何将有限的資源最有效的生産和分配給相互競争的用途的科學叫做經濟學。經濟學家們——馬歇爾、薩缪爾森乃至當代的曼昆等——都采用類似的意思來定義經濟學。這個定義涉及到了生産和分配，并指出經濟學的任務和目的就是找到将有限資源進行最有效的生産和分配的方法，以提高生産效率。也就是說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物”、是“資源”及其優化配置，而不是“人”！

我們很容易就會發現這個定義的意識形态特點。首先，在西方經濟學家的眼裡，人的本質就是資産者，人一定是占有資源的，也就是說人是一個有産者。他們從一個有産者的角度出發，為這個人考慮如何有效的利用他所占有的資源。而那些作為無産者的社會底層人民，作為出賣勞動力的職工，作為沒有生産資料的勞動者，我們的西方經濟學家們全都視而不見。或者僅僅把他們當做“勞動力資源”來看待。經濟學把勞動者貶低為物，當他們供過于求時，就要像馬爾薩斯那樣提倡絕育；當供不應求時，又開始鼓吹延遲退休。

這樣，作為一個勞動者，經濟學對我們來說有何意義呢？我們手中沒有任何生産資料，我們又何必去關心它們的優化配置呢？所以，在西方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是資産階級、是大老闆們的緻富術，同時又是政客們施政的治國術，而跟普通勞動者毫無關系。

由此，我們立即就可以揭露出西方經濟學的僞善面目。亞當•斯密寫作《國民财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可他不知道“國民财富”是一個沒有意義的用語，因為在生産資料私有制下，财富從來就不是國民所有，而是屬于私人資本家的。當時，英國的國民财富雄踞世界第一，但英國的無産階級與各國無産階級一樣，是最貧困的、最一無所有的階級。緻富的理論與現實的貧困形成鮮明的對比。

西方經濟學是站在資産者的角度來研究經濟現象，它作為嚴格的科學經曆了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古典經濟學、新古典主義、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幾個主流階段。

重商主義者站在早期資産階級的立場來闡述經濟關系，作為一個有産者，它極力主張通過商品貿易來獲取貨币，以便掌握财富的支配權。這個理論反映了早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反映了貨币作為财富的象征是如何的深入商業資産階級的内心之中。

以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則反映了在小生産者興盛時代的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工業資産階級逐漸登上曆史的舞台，壟斷生産者尚未出現，生産尚未高度集中，自由競争還有其積極的方面。古典經濟學家站在新興工業資産階級的立場，為其利益呼籲社會經濟采用自由競争的模式，這是符合曆史條件的進步觀點。

可是到了馬歇爾的時代，競争已被壟斷代替，工業資産階級已被金融資産階級主導。在這種社會現實面前，主張自由競争的新古典主義便是站在少數資本大鳄的立場上說話了。

凱恩斯主義的産生并不是資産階級立場的轉變，它同樣是站在資産階級的立場，為資産階級專政的國家謀求如何解決經濟危機、謀求如何有效的利用資産階級聯合壟斷（國家壟斷）的資源進行生産和分配。新自由主義也不是新古典主義的簡單複活，它同樣反應了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産關系以及當代資産階級的利益。

亞當•斯密（1729-1790）

西方經濟學站在有産者的立場，聲稱他們所說的經濟學是普遍的科學，他們研究的經濟規律是普适的規律。可是一當我們揭露了他們的立場後，我們就明白了過來——那其實是資産者的經濟學說，研究的也僅僅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規律。

與之不同，我們所說的經濟學是站在更大的立場上，站在客觀的出發點上，站在社會化的人類集體的觀點上來提出的。經濟學絕不是一門指導人們去發财緻富的科學，因為這種科學對沒有資本的勞動者來說毫無意義。

真正的經濟學其實是一門以社會的生産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科學，而生産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西方經濟學裡所說的“需求”、“供給”、“均衡”、“消費傾向”等概念無不反映着這種社會生産關系。可是西方經濟學家完全沒有意識到經濟學的這種本質内涵。

資源的配置是以私人占有資源作為前提，因此承認生産資料私有制、并且把它視為永恒的條件是西方經濟學的出發點及假設前提。西方經濟學把社會生産關系看做生産資料私有制的關系，因而它實際上研究的也不是資源的普遍配置，而是研究資源在生産資料私有制下如何進行配置。

真正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科學，研究人類社會在特定曆史階段内生産力狀況如何？生産關系如何？分配狀況如何？等問題的科學，經濟學理論要用來指導社會的生産，不是簡單充當少數人發财緻富的法寶。

資産階級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功利主義，或者确切的說是利己主義。亞當斯密說：“我們的晚餐并不是來自屠宰商、面包師和釀酒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資産階級經學家認為：每個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這樣，也就不知不覺地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務，為普遍利益服務。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西方經濟學家把這種利己主義鼓吹成市場經濟的核心信條。

但是，我們從這種利己主義的理論中，同樣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每個人的私人利益都與他人的利益相敵對，都互相妨礙别人利益的實現，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争所造成的結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

比如說，買方買得便宜，必然要使賣方犧牲掉多賺點利潤的利益，因此他們的利益互相敵對和妨礙。如果我們以利己主義為原則，那麼賣方會提供地溝油、黑心棉和假疫苗來減少這種犧牲；而買方同時在另一個時候也是賣方，他在買的時候所損失的利益必然要從賣的方面收回來，所以他也會跟着作惡。私人利益的戰争最終不是導緻市場的和諧，而是交易的毀滅。

此外，利潤并不是從買賣交易中産生的，賤買貴賣不會産生利潤，利潤作為剩餘價值不切确的表述，其實是由勞動者無償勞動而生産出來。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真正的含義是：剝削力度的最大化，關于這點我們以後有機會可以再談。

自由放任、自由競争是西方經濟學非常崇尚的信條，但是我們要知道，經濟學的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并不是人的自由，而是資本的自由，是商品流通和貨币交換的自由——他們始終沒有明白這點。

資本主義的自由把勞動者禁閉在辦公的格子裡，讓産品獲得了自由，而人卻受到了奴役。

資本的自由表現為競争，而這種競争又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私有制把每一個人隔離在他自己粗陋的孤立狀态中，所以土地占有者敵視土地占有者，資本家敵視資本家，工人敵視工人。而自由競争無非是宣布把這種敵視和戰争公開化，宣布在掠奪财富的時候，人人都有權參與作戰，物競天擇，适者生存。

競争與壟斷不是絕對對立的，在自由競争中，很快經濟學的自由主義者就會發現自己竟然變成了壟斷主義的積極捍衛者。因為，每一個競争者都會力圖獲得壟斷的地位，都以獲得壟斷利潤為目的。而原來的壟斷者又變成了自由主義的信徒，壟斷擋不住競争的洪流；而且，它本身還會引起競争，正如禁止輸入或高額關稅直接引起走私一樣。競争已經以壟斷即所有權的壟斷為前提。

這種分裂的矛盾實際上是這樣的，當一個資産者因壟斷處于不利的競争地位時，他就站在大多數群體的立場，極度熱烈的鼓吹自由競争；當他在競争中日益聚斂财富，形成自己的壟斷勢力之後，他就脫離支持自由競争的群體，變成維護壟斷的個體。自由主義者表現出不可思議的自我矛盾，自由競争既以取得壟斷為目的，又以排除壟斷為要求。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建立在利己主義之上的理論，在市場上占有最大進出口份額的國家必定主張自由貿易，而弱勢的國家則主張保護關稅。

因此，真正的自由放任是不存在的，貿易保護主義不一定卑劣，而貿易自由也不一定高尚，一切皆是出于經濟利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