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詩人中，最了解欣賞諸葛亮者莫過于杜甫(公元 712-770)。杜甫一生漂泊流離于戰亂，晚年(公元 760-767)曾入蜀寓居成都、夔州，得以多次訪遊三國曆史古迹、憑吊曆史現場，創作多篇以三國良相諸葛亮為題材之詩。這些詩作或詠史懷古、或詠物寓情，除透顯杜甫對諸葛亮之景仰，更也藉此觀照自我。詠諸葛亮詩可視為杜甫居蜀時期詩作之重要指标，其思想内涵與詩藝技巧上，均具高度探讨價值。

本文以杜甫“諸葛亮”體材詩為主要文本，透過觀察杜甫對諸葛亮人格崇敬、功業贊美、才能肯定、結局同情之書寫，探讨杜甫詩中諸葛亮之人格美！

馬克思認為：一個人的人格美，必須立基于其人對于社會是否能做出貢獻。這時，人格中的才智情操特質就顯得格外重要，因為有足夠的知識才氣與道德情操，才能将人格美轉化為行為美，并且做出社會貢獻，所以中國古代在讨論人格美時，往往将人的才能與品德包括在内，必且隻有那些将人格美轉化為社會貢獻的才德之士，才得以被千古傳誦，甚至其人格美得以在辭世之後，提升為神格美，享祀千載。

諸葛亮有生之年，以其充滿理想性與行動力之才德知識，奠立蜀漢三分天下之勢，是一代宗臣良相，而詩人杜甫則是諸葛亮精神之繼承者與弘揚者，杜甫愛孔明、知孔明、似孔明，其詩中對諸葛亮之書寫，确立了諸葛亮千百年來之人格審美形象、武侯書寫之典範。

杜甫之諸葛亮題材詩作均集中于成都、夔州時期，且極具代表性。這些詩均“将視野延伸到整個曆史過程中，時序的箭頭指向過去的一極，表現出對曆史人物的緬懷神往及肯定性評價，同時還夾雜着一些身世之感。

1.憑吊曆史現場

肅宗幹元二年(759)冬天，杜甫攜家離開同谷，經過木皮嶺、白沙渡、水會渡、飛仙閣、五盤、龍門閣、石櫃閣、桔柏渡、劍門、鹿頭山，終于來到成都府，在王司馬等友好資助下，于城西浣花溪萬裡橋畔築草堂蔔居。安頓之後，杜甫旋即尋訪成都先主廟旁之諸葛武侯祠，憑吊曆史現場，并寫下被譽為七律正宗的《蜀相》，詩雲：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鹂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此詩作于上元元年(760)，杜甫時年四十九歲。《蜀相》首聯“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仇兆鳌注雲：“首聯，自為問答，記祠堂所在。草自春色，鳥空好音，此寫祠廟荒涼，而感物思人之意。” 句首稱“丞相”而不是“蜀相”，顯見詩人對諸葛亮之景仰。首聯以“尋”字表現詩人拜谒成都武侯祠之舉，是有意探尋而非漫遊而至。而“柏森森”三字，則以“莊重”、“肅穆”之内在情感，表現作者内心仰慕、崇敬之情。

詩之颔聯“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鹂空好音”，以哀筆寫樂景，讓視覺之 “碧草春色”、聽覺之“黃鹂好音”，透過“自”、“空”二字之拗格，因平仄互易而造成聲調變換美，藉此在情境上轉欣喜之景為空寂之情。

老杜一片詩心，全在此處凝結。詩人面對着古廟荒庭，心中浮現的是蜀漢時代的曆史場景，“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這裡杜甫運用了“時空設對” 的對偶格式，讓詩中之場景，由眼前景物大跨度的轉移，并上溯到五百多年前的三國時代，昔日香火缭繞的祠堂，與今日寂寥荒涼之景兩相對照，既捕捉了諸葛亮當下之心境，也發抒了杜甫個人曆史慨歎。

大曆元年(766)夏天，杜甫來到夔州，安頓之後，杜甫登上夔州府治東五裡白帝城後，第一個拜谒的曆史古迹便是夔州西郊的武侯祠，《武侯廟》詩曰：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

猶聞辭後主，不複卧南陽。

相較于成都錦官城外諸葛武侯祠森森老柏之“碧草自春色，黃鹂空好音”，夔州武侯祠更顯無聲無色之荒涼。杜甫站在昔日香火鼎盛，而今卻丹青剝落早被世人“遺”忘的祠廟，山中也因人煙罕至而草盛木茂更顯空漠寂靜。面對這麼一個曆史場域，詩人心中浮現的是“猶聞辭後主，不複卧南陽”，耳邊依稀回響諸葛亮出師表涕泣辭後主，心知無望安卧南陽隆中。

如果說，杜甫在成都時期主要因為依靠嚴武的緣故，使失望的心中升起有限的希望之光。那麼，到了夔州時期，由于孤寂無依，使希望破滅，更由失望而至絕望。而這兩時期的形同實異，正是成都詩大多表現了“長夏江村事事悠”(《江村》)的閑适環境與平順風格，夔州詩大多表現了“聽猿實下三聲淚”(《秋興八首》)的悲凄遭遇與沉重風格的根本原因。

對照詩人成都與夔州兩地初訪諸葛武侯祠，可察知同為探訪曆史古迹，卻是兩樣心境，成都時期之“碧草自春色，黃鹂空好音”是失望落寞之情，但春色好音仍在；夔州時期卻是“遺”“落”、“空”、“辭”、“不複”之孤寂絕望。

如果說旅行是一種透過外在風景照見旅人内心風景的方式。旅人透過他者/非自我，映照出自我。 那麼諸葛武侯祠曆史古迹正似一面鏡子，所映出正是漂泊流寓蜀地的杜甫自我心靈。

2.觀照存在自我

杜甫踏訪三國曆史古迹，站在時移物轉的曆史現場，所憑吊的不隻是眼前之“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武侯廟》)、“蟲蛇穿畫壁，巫觋綴蛛絲”(《諸葛廟》)荒涼景象，并也進入曆史的時間裡，探尋三國曆史之意義，從中觀照存在自我。

杜甫初到夔州，先是拜谒武侯祠，繼而探尋奉節縣西南七裡之“八陣圖”遺迹，其詩《八陣圖》雲：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此詩與《武侯祠》皆采簡短五言絕句詩體，都是乍到夔州即興之詩。可以猜想杜甫此時或正在風景的圍繞中，有許多對景而生的情感湧現，故在瞬息百感内以絕句表之。

《八陣圖》首二句客觀事實的反映了諸葛亮三國時代的曆史地位，“功蓋三分國”是從總的方面贊頌諸葛亮在魏、蜀、吳三分天下之功業上，功績最為卓絕；次句“名成八陣圖”則從具體方面着筆，強力凸顯諸葛亮在軍事上之長才與貢獻。後兩句則是就“八陣圖”曆史遺址之感發，“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諸葛亮恢複蜀漢之決心意志，正如同他所布下之八陣圖，在時間的淘洗下，仍能巋然不動，然則這八陣圖似乎也正是諸葛亮志業未竟之千古遺憾象征。

此詩既寫諸葛亮之遺恨，更也滲透了杜甫暮年衰殘無成之憾恨。這種憾恨之情，是詩人探尋曆史意義之體悟，《讀杜心解》雲：豈知“遺恨”從“石不轉”生出耶？蓋陣圖正當控扼東吳之口，故假石以寄其惋惜。雲此時不為江水所轉，天若欲為千載遺此恨迹耳。

這種未竟全功之恨，是在冥冥之中自有定數之憾恨。繼五言絕句《五侯廟》、《八陣圖》即興詩之後，杜甫《谒先主廟》、《諸葛廟》則可見其再訪三國古迹心靈之沉澱。《谒先主廟》寫道：

慘淡風雲會， 乘時各有人。 力侔分社稷， 志屈偃經綸。

複漢留長策， 中原仗老臣。 雜耕心未已， 歐血事酸辛。

霸氣西南歇， 雄圖曆數屯。 錦江元過楚， 劍閣複通秦。

舊俗存祠廟， 空山立鬼神。 虛檐交鳥道， 枯木半龍鱗。

竹送清溪月， 苔移玉座春。 闾閻兒女換， 歌舞歲時新。

絕域歸舟遠， 荒城系馬頻。 如何對搖落， 況乃久風塵。

孰與關張并， 功臨耿鄧親。 應天才不小， 得士契無鄰。

遲暮堪帷幄， 飄零且釣缗。 向來憂國淚， 寂寞灑衣巾。

此詩分三段叙寫，首段叙先主與諸葛亮君臣魚水，“主臣才力相敵，分任社稷之事”、“托孤事先主一生大着，盡瘁而死，又是孔明一生大志，兩人俱即末以該全，富漢又其本也。”

諸葛亮之屈志以報知遇之恩，然則一統大業卻終究未能完成，憂恚嘔血病卒，徒遺千古憾恨。而眼前隻剩空山虛檐寂寞寺廟，詩人不禁有感而借古傷今，詩人駐足曆史現場，尋思風起雲湧三國時期，劉備與諸葛亮君臣遇合之曆史意義，然則“卧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明《王嗣奭詩話》故言：“再訪子美草堂，則有丞相專祠列于草堂之左，蓋嘉靖間創建者，餘謂二公神交有年，今作比鄰，九泉之下，定當相視而笑，亦應以葛杜稱之。”

諸葛卧龍、公孫躍馬，固一代之雄，而今均成一壞黃土，杜甫回頭觀照存在當下未得明君知遇的自我，在這孤城絕域、遲暮飄零餘生，隻能憂國淚灑衣襟。

在三國曆史人物中，杜甫最是推重諸葛亮，也對諸葛亮懷有特殊感情，究其原因有四：

• 一則諸葛亮以其卓絕才幹，治理勢力弱小之蜀漢，奠立三分天下之勢，這對安史亂後憂患連年之唐室，具重要史鑒意義；
• 二則劉備與諸葛亮之間君臣相契、魚水知遇，是杜甫懷才不遇、報國無門之一生渴求與憾恨；
• 三則諸葛亮忠君愛國、鞠躬盡瘁之精神，契合杜甫積極入世之士人風範；
• 四則諸葛亮一統大業終究未成，嘔血憾恨而卒，予杜甫天命難違之悲劇意蘊。

1. “肯定性”人格美

從美學角度審視杜甫筆下之諸葛亮，正體現了美學範疇中“肯定性”之審美特質。所謂“肯定性”之社會美乃指“在社會生活中，一個形象、一個事件是否能成為人們的審美對象，首先在于它是否具有積極肯定的性質。所謂肯定性，也就是體現人的本質力量，符合人類的生活目的。”

杜甫之《詠懷古迹五首‧其五》是論諸葛亮之專篇，詩雲：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三分割據纡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運移漢祚終難複，志決身殲軍務勞。

此詩先表彰諸葛亮文武才德之挺出，後痛惜其大志之不成。将詩人對諸葛亮人品之崇敬、功業之贊揚、才幹之肯定、結局之同情，表現得無以複加、動人肺腑。

詩中首聯以“垂宇宙”、“肅清高”言諸葛亮集不朽大名、肅穆清高形象于一身；颔聯以“三分割據”、“萬古羽毛”具體凸顯諸葛亮之功績與人格。頸聯則以“伯仲伊呂”、“失蕭曹”高度贊賞其人品如伊呂、才能勝蕭曹。尾聯“運移漢祚”、“志決身殲”則是對天命之使英雄未遂大志而深切痛惋。此詩非徒詠懷古迹，也是詩人藉以自況。仇兆鳌注曰：此懷武侯也。上四，稱其大名之不朽。下四，惜其大功之不成。三分各據，見時勢難為。萬古雲霄，見才品傑出。俞浙曰：孔明人品，足上方伊呂，使得盡其指揮，以底定吳魏，則蕭曹何足比論乎？無如漢祚将移，志雖決于恢複，而身則殲于軍務，此天也，而非人也。

杜甫對諸葛亮之評介之所以能跳脫一般以成敗持評之局限，在于杜甫的人格當中，有着與諸葛亮相似之處，都是具有肯定性之人格美特質，因此他對諸葛亮的歌詠，“不是出于一種理性的善惡之辨，而是出于由心理上的認同而産生的自然深厚的感情……他對武侯精神的弘揚，正表現了他的濟世之熱忱、報明主之志向。”

杜甫此詩以“三分割據纡籌策”、“指揮若定失蕭曹”、“志決身殲軍務勞”從具體之行動凸顯諸葛亮實現理想之決心，充分展現了諸葛亮人格中為肯定性而決志行動之審美特質。人格美轉化為實踐活動美，需要智慧和才氣；有足夠的智慧和才能，才能将人格美轉化為行為美，并作出社會貢獻，杜甫詩中之諸葛亮無疑是肯定性人格美之典範。

2. “理想性”人格美

所謂“理想性”乃指契合生活目的的遠大理想，這種理想必須透過穩定的、明确的社會内容去實踐。柏拉圖說：當你眺望星星時，啊，我的星星！我默祝我自己就是天空，用千眼萬眼來俯視你的儀容。

而此詩亦可作為杜甫詩中諸葛亮君臣關系之腳注。《谒先主廟》便是大力渲染諸葛亮之君臣關系，并且從探尋曆史意義，而後返還觀照自我。詩人屢入武侯祠，初訪之澎湃激蕩已漸沉澱，“遺恨”、“憂國淚”、“灑衣巾”過後，再訪武侯祠，《諸葛廟》則是從自我回頭觀照曆史，此詩寫道：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

竹日斜虛寝，溪風滿薄帷。

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

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

蟲蛇穿畫壁，巫觋綴蛛絲。

歘憶吟梁父，躬耕也未遲。

仇兆鳌注曰：“上四，詠廟中景物。中四，遡武侯往事。下則對廟而感懷也。蟲蛇二句，承中段來，言當時勳業如此，而遺廟凄涼，但見畫壁空穿，蛛絲綴人耳。……躬耕未遲，蓋借孔明以自況。”

面對眼前遺廟蟲蛇蛛絲凄涼之景，感受曆史中劉備三顧茅廬，起卧龍于南陽，生前君臣相契、共濟同心，死後“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詠懷古迹五首‧其四》。反觀自己流寓孤城夔州，亦形同隐居躬耕之境，隻不過卻已是竹日溪風的老年之時。

此詩以“歘憶吟梁父，躬耕也未遲”作結，典用《諸葛亮傳》之“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美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 杜從自己之身世回頭看孔明的知遇，則“未遲”二字自是沉重無比，諸葛亮視為時未晚，杜甫卻是“身欲奮飛病在床”，人生相比若此，難怪此詩結尾之惆怅。 劉備與諸葛亮之間令人豔羨之君臣遇合，正是杜甫心中理想君臣關系的典範。

劉備曾雲：“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這種君臣魚水相契情感，不但是杜甫諸葛亮詩美感的一個重要來源，也符合社會美中的“理想性”審美特質。

3.“忠美”人格美

柏拉圖認為，人創造的美都來自心靈的聰明與善良。亞裡士多德則認為：美是一種善；善在美的後面，是美的本質。

“忠”是諸葛亮人格美重要特質之一，更是孔子“忠恕之道”重要神髓之一，《論語‧裡仁第四》有言：“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注曰：“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

簡言之，本着良心與真誠，面對人倫五常之職責，盡心盡力去實踐完成，并且推而廣之，使人人都能盡己行道，便是忠恕。

諸葛亮為報先主知遇之恩，笃志“興複漢室，還于舊都”，其鞠躬盡瘁，戮力為主之精神，體現了“忠”之審美意蘊，其《前出師表》曰：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候。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驽鈍，攘除奸兇，興複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杜甫詩中之諸葛亮便深具“忠美”之形象，其《蜀相》頸聯“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由人而事，由事而情。上句透過劉備之三顧茅廬知遇之恩，側面烘托凸顯諸葛亮之非凡雄才大略。下句“開濟”二字總括諸葛亮為劉備定天下計、東和孫權、北據曹操、西取四川 ，開創了蜀漢政權；“濟”是扶助，濟助後主平定叛亂，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短短兩句，便勾勒出諸葛亮負劉備之托，忠于前後二主忠臣形象，以及詩人對“明君忠臣”的羨慕之情。諸葛亮其人之非凡雄才大略，才能受到劉備如此器重。

4.“悲美”人格美

諸葛亮之高尚品格、卓越才幹、曆史功績、君臣相契均予杜甫以同感共鳴，而其悲劇性之未捷身死，更令杜甫扼腕歎息。《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曰：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于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諸葛亮病卒之年與杜甫流寓蜀地之年相近，予以詩人更多感發。諸葛亮為酬先主知遇之恩，竭力扶佐後主為國驅馳，然則“運移漢祚終難複”，天命難違之失敗結局，予人以悲美之審美意識：

英雄或正面人物的事業或命運，由于曆史條件的限制、敵對勢力的阻礙、本人的過錯而導緻失敗，甚至個人的毀滅，并引起欣賞者悲憫恐懼之情。然則“盡管這類悲劇的代表人物往往是以失敗或滅亡而告終，但他們在人類曆史上卻留下了深刻和不可磨滅的功績。”

在面對龐大力量卻仍能義無反顧并且遭遇挫敗，“悲美”便由此産生，并且“能在我們心裡引起熱烈的同情、極大的敬意，同時又能激發新的銳氣。”

杜甫《蜀相》尾聯寫道：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出師未捷，身已先死，所以流千古英雄之淚也。蓋不止為諸葛悲之，而千古英雄有才無命者，皆括于此，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5.“壯美”人格美

杜甫筆下之諸葛亮，呈顯出“壯美”之人格特質。“壯美”的審美對象，不僅具有雄偉壯闊的外觀形式，而且還具有剛毅堅強的品格與恢宏豪邁的美感，在面對外界磨難與考驗時，往往能展現強大的抗壓力，從容而不改其色。所以，社會中的壯美，“是人的本質力量的肯定性表現。在人的精神品格中，堅定的意志、頑強的質量以及戰勝一切困難的勇氣也是壯美的。”

諸葛亮廟前古柏是杜甫心目中諸葛亮人格“壯美”特質的最好象征，柏與諸葛亮之間，被杜甫做了緊扣的形象連結。從物質性狀來說，柏樹因樹齡極久、材質堅緻的優良材質，被視為是棟梁之材，這種特質正足以比拟諸葛亮在蜀國所肩負起的重責大任。從精神品格上說，柏樹經霜耐寒的不凋特質，也正是諸葛亮高潔人格的寫照。透過描寫武侯廟古柏，杜甫詠懷諸葛亮人格功業，更抒發了一己幽怨之志。

在杜甫《蜀相》、《夔州歌十絕句其九》、《古柏行》等詩作中，杜甫将在柏樹所呈顯之崇高、巨大、茂盛、質實等外在形式美，與他所體現于諸葛亮之品德、才智、成就等内在素質美相連結，進行了比德審美其《蜀相》：“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鹂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此詩打破時間和空間的局限，以存在現場對偶曆史現場，從老柏寫到諸葛亮，傳說中當年由諸葛亮親手栽種的參天古柏，與諸葛亮高大雄偉形象合為一體，成為一種典範的精神象征；《夔州歌十絕句‧其九》藉詠武侯祠前古柏，歌頌武侯千古長存精神：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

幹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詩中吟道：諸葛亮之精神，令人千古難忘。他立下的典範就像祠堂中那參天古柏般與世長存。雖然正值蜀中嚴武部将崔盱叛變大亂，但幸有這武侯祠裡的古柏，不但可供詩人納涼于炎夏，更可解羁旅之情于隆隆戰火。

寫罷《夔州歌十絕句》，杜甫又創《古柏行》，兼述虁州武侯祠前古柏與昔日成都之古柏：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

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

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

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

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

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

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

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

苦心豈容客蝼蟻，香葉終經宿鸾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于此詩中，諸葛亮的身影與廟前古柏“冥冥孤高多烈風”連結在一起，既詠古柏、諸葛亮，更是自詠。蓋有竊比之思。孔明材大而不盡其用，公常自比稷、契，材似孔明而人莫用之，故篇終而結以『材大難為用』，此作詩本意，而發興于柏耳。

眼前參天古柏遂成了詩人一生抑郁之移情寄托。在表現形式上，此詩第一段采時空轉位寫法，由眼前的虁州武侯祠前崇高的古柏形象，轉移上溯至劉備、諸葛亮之君臣遇合，以映射出對諸葛亮生平際遇與勳業的崇敬欽慕。第二段則通過“側面烘托”，對照眼前夔州古柏與昔日成都古柏，“既是寫成都，又是寫夔州；既是寫柏，又是寫人。通過議論和抒情，對諸葛亮的高尚精神與曆史功績進行了熱烈的贊頌。”第三段則是既寫柏，亦寫人；既詠志士幽人，也是自詠，呈顯出對“壯美”人格特質之歌詠。

綜觀杜甫之諸葛亮題材詩中，總寄寓個人理想價值與現實處境于其中。諸葛亮之不世長才、與劉備之君臣遇合、對先後兩主之鞠躬盡瘁、大統功業之未捷身死，均引發杜甫同感共鳴之慨。杜甫對諸葛亮之“知”、“慕”、“似”，使其諸葛亮題材詩，跳脫既有諸葛亮形象之局限，而賦予更崇高肅穆深刻之審美内涵，并且奠定了諸葛亮文學形象的基本型态。

對照杜甫成都、夔州不同時期之諸葛亮詩，可察知同為探訪曆史古迹，卻是心境迥異，成都時期雖是失望落寞之情，但春色好音仍在；夔州時期卻是“遺”、“落”、“空”、“辭”、“不複”之孤寂絕望。站在三國的曆史現場，詩人所憑吊的不隻是眼前空山遺廟之荒涼景象，并也進入曆史的時間裡，探尋三國曆史之意義，并從中觀照存在自我。回顧曆史，探索三國風起雲湧時期與唐代社會政治現狀之相似度，尋思劉備與諸葛亮君臣遇合之曆史意義，再回頭觀照存在當下未得明君知遇的自我，在這孤城絕域、遲暮飄零餘生，隻能老淚縱橫。

從美學角度審視杜甫筆下之諸葛亮，正體現了美學範疇中“肯定性”、“理想性”、“忠美”、“悲美”、“壯美”之審美特質。

杜甫《詠懷古迹五首‧其五》從具體之行動凸顯諸葛亮實現理想之決心，充分展現了諸葛亮人格中，肯定而決志行動之審美特質；劉備與諸葛亮之君臣遇合，符合社會美中的“理想性”審美特質，也更是杜甫心中理想君臣關系的典範，是杜甫諸葛亮詩美感的一個重要來源。

諸亮為報先主知遇之恩，笃志“興複漢室，還于舊都”，其鞠躬盡瘁，戮力為主之精神，體現了“忠恕”之審美意蘊，杜甫詩中之諸葛亮便深具“忠美”之形象，以及詩人對“明君忠臣”的羨慕之情；諸葛亮為酬先主知遇之恩，竭力扶佐後主為國驅馳一統大業，然則“運移漢祚終難複”，天命難違之失敗結局，予人以“悲美”之審美意識。

杜甫筆下的諸葛亮形象，兼具肯定性美、理想性美、忠美、悲美、壯美之審美特質，諸葛亮人格美之文學形象自杜甫詩而奠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