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崛起與衰亡原因?本文将從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分析元朝滅亡的原因不同于其他論述，多從階級制度和民族壓迫入手，如果對元朝經濟沒興趣，不看也罷，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元朝的崛起與衰亡原因?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元朝的崛起與衰亡原因

本文将從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分析元朝滅亡的原因。不同于其他論述，多從階級制度和民族壓迫入手，如果對元朝經濟沒興趣，不看也罷！

元朝是中國曆史上最擰巴的一個朝代了，蒙古人用一種非常奇葩的方式，将這個幅員遼闊遼闊的大帝國拼了起來，并磕磕絆絆的走了幾十年。

作為一個從遊牧部落急速膨脹而成的大帝國，元朝統治者始終沒有徹底完成從奴隸社會向封建化的轉型。導緻國家内部，既有奴隸制的殘餘（農業、手工業），又有當世界上最發達的國際工商貿易。

在兩條道路間左右徘徊的蒙古人，既無力解決農耕百姓的權屬（“漢法”），也無力滿足工商業發展的規則，随着标志國家信用“紙鈔”的崩盤，元朝也就重新回到北方草原，繼續過起了遊牧的生活。

因此，元朝在中原的統治，可以看成是蒙古族南下，進行的一次社會體制升級嘗試，但最終是以國家經濟奔潰的方式告終。

元朝政府内部，關于如何管理國家一直都存在路線之争，從忽必烈尚未建立大元開始，便有很多漢族大臣相伴左右，這些“漢法派”大臣主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采取傳統封建王朝的賦稅方式，通過大量人口積累的方式來提升國家的總體财富。

但色目人大臣，希望國家以工商業稅收為主，主張增加稅收種類，細化稅收内容，來擴大國家财政的收入。

其實兩種稅收方式并沒有對錯之分，隻是主次的區别，或者說是如何确定國家經濟體系的發展方向。

平心而論，一個國家的征稅體系，從來都是以剝削一部分人，來補償另一部分人的方式運行的。

或者換一個角度來說，色目大臣和漢族大臣的主張，分别代表着“快錢”和“慢錢”。想快慢通吃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個問題估計也曾困擾過馬雲和任正非。

孛兒隻斤·窩闊台

但蒙古人被這個題目搞暈了，弄不清到底怎麼走才是王朝大道。

說起來，蒙古人在這方面确實不太靈，以前也從來沒有類似的經驗，以至于根本搞不清楚，如此巨大的一個國家，究竟會有多少财富。

窩闊台時期曾有過這樣一樁事，當時蒙古人想法很簡單，自己弄稅太複雜，也不會弄，幹脆包出去得了。中原巨商劉廷玉曾找上門來，答應以140萬兩銀币，把蒙古帝國中央政府的賦稅承包了。窩闊台一聽都動心了，這多好，簡單快捷、旱澇保收！他腦袋裡沒有錢的概念，可耶律楚材不傻，死活攔着不同意，把這件事攪黃了。可等到色目巨商奧都喇合蠻加碼到220萬兩時，窩闊台再也忍不住了，當即拍闆，就這麼辦了，馬上拿錢！

這就能看出，一方面蒙古人腦子裡，對于治理國家真沒什麼概念。另一方面要是能拿快錢，還是嘎巴溜脆的好！

既然選擇了拿快錢，那就應該重商稅、輕農稅，總要穩住一頭，但蒙古兄弟的選擇是“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忽必烈

從忽必烈的阿合馬時期開始，元朝增加收入的方式，就成了中原的農稅、西北的牧稅、東南的手工業商稅并重。随着時間的推移，元朝各稅種的科目越來越多，稅負負擔也越來越重。

另外，對于農戶來說，蒙古人的賜田制度，簡直就是噩夢。朝廷随時會将某一地域賜給蒙古人，而這塊土地上的農戶瞬間便會淪為奴隸。這導緻生活沒有安全感的，并不僅限于最底層的農民，一些小地主也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懼之中。

因此，在1344年（元惠帝，至正四年）開始的農民起義中，大量的領袖并不是衣食無着的貧苦農戶，而是劉福通、陳友諒這樣的地主階層。

我們再來說元朝的商業。

大量元代史料都記載着，元朝的海外貿易，承接南宋的遺産後，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以至于，我們在研究中古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時，都稱之為“宋元貿易”。

當時，包括泉州、上海、澉浦、溫州、廣州、杭州、慶元、明州、台州、欽州等地的貿易港都成了吞吐量巨大的商港，尤其是刺桐城（泉州港）一躍而成世界第一大港。

馬可·波羅在書中曾這樣寫道：“假如有一隻載胡椒的船到亞曆山大港或到奉基督教諸國之别地者，比例起來，必有一百隻船到這刺桐（泉州）港。”

同樣，貿易的範圍也得到了極大的拓展。

元代《島夷志略》、《大德南海志》中涉及的海外貿易地點多達220個。其中包括，今菲律賓諸島、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印度半島、波斯灣沿岸、阿拉伯半島，以及東北非洲的港口，比南宋趙汝适《諸蕃志》所記載的國名和地名多了近三十八個。

而且，随着元代造船技術的進步，中國商品輸出到非洲已經不需要在阿拉伯卸貨轉口，而是跨海直達。

據記載元代商船，“挂十杖之杆，建八翼之橹，舵碇必良，索纖必精，載必異國絕産”，而馬可波羅書中則明确記載，元船水密艙技術已經廣泛使用，極大提高了船隻的抗沉能力。

東西方貿易商路的貫通，讓外國的香料、珠寶和食品在中國大行其道，除了大量珍珠、寶石成了蒙古人的珍玩，就連菠蘿蜜、椰子、石榴之類的水果也擺上蒙古人的餐桌。

而中國綢緞等紡織品、陶瓷（元青花）、金屬制品、紙紮、樂器、書籍，則成了西亞、非洲最頂級的奢侈品。

大量的貨物往來，帶來的另一個改變是，元朝發行的“紙鈔”在東南亞成了一種通行的貨币，頗有些“亞元”的意味。

《島夷志略》中記載，在交（越南北部）、羅斛（泰國南部）、烏荼（印度奧裡薩邦北部）等地，用交鈔與當地貨币折兌使用，并稱“甚便民”。

雖然很多人不喜歡元朝，但必須得承認元朝海外貿易的發展，至少有兩點有賴于蒙古人。

首先，相比于農耕的漢族王朝總有種天下中心的思想，比較喜歡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啥也沒有，自古以來就有貿易的訴求。

所以，在一段時間内對海外貿易持鼓勵态度（當然也是為了收稅）。1278年（至元十五年），忽必烈在剛剛奪下福建後，就诏谕“誠能來朝，朕将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元史》卷10）

另外，蒙古帝國雖然分崩了五個帝國，互相之間看着有點别扭，但至少都在蒙古人統治之下，對于貿易往來都沒什麼限制。

而商人在蒙古各個汗廷中都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這也讓聯絡中亞、阿拉伯、北非、歐洲商路更加通暢。

與此相對應，漢族政權很多時候，并不是貿易的能力，而是沒有貿易的訴求。

平心而論，明朝鄭和之所以能下西洋有賴元朝甚多，如果沒有元朝培養的大量造船工匠、水員，以及海圖航志，單憑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便開始的“禁海民不得私出海”召令，鄭和就是想去，也不見得去得了。

但再好的勢頭也架不住蒙古人折騰，大概是海外貿易太賺錢了，很快就有蒙古勢力從中上下其手。

首先就是朝廷對巨賈大商常借故奪其财利，而後又以放貸的方式參與其中。最後幹脆在至元21年（1284年），廢除了“細物出口十抽一；粗物出口十五抽一”的稅制（這其實就是南宋的稅制）。

代以官商分利制，“官自具船、給本（即所謂官本船），選人入蕃貿易”，所獲赢利，官取其七，商得其三。（《元史》卷94）

但海洋貿易變數極多，朝廷實在難以控制，再加上官商之間的利益難以平衡，導緻元朝出現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封關禁海”。

雖然卻有受到倭寇騷擾的原因（這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有了倭患），但連續四次封關禁海，顯然有内部利益無法平衡的因素，幹脆采取了殺雞取卵的解決方案。

但管理國家是個複雜的工作，不是砍腦袋這麼痛快。封關禁海讓原本是政府收入大頭的市舶司，逐漸成了雞肋，元朝本就冗員沉重、赤字累累的國家經濟更加捉襟見肘。

元朝統治者最終決定，用濫印紙币（紙鈔）的方式，來彌補财政赤字，這成了放倒元朝的，最後一記悶棍。

1260年，忽必烈推行紙鈔（中統交鈔、中統元寶鈔）時，元朝尚未建立。早期的紙鈔，以絲綢、銀為本位，以銀兩為單位，施行非常嚴格的銀本位控制，紙鈔币值非常堅挺。

取得江南後，南宋貨币廢止，元朝也以“宋會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的比價，将南宋政府發行的會子，用中統鈔如數收回，在整個中國境内統一了貨币。

雖然，紙鈔對元朝早期經濟恢複，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但中國曆史上，沒有一個朝代能夠嚴格執行紙币本位體系，導緻紙鈔濫發幾乎成了慣例，宋、元、明皆是如此。

随着元朝财政虧空缺口不斷擴大，金銀準備金被大量挪用，導緻紙鈔的價值不斷縮水。

1287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新發行的至元寶鈔兌換舊币的彙率是一比五。這也就意味着不過短短20年，中統元寶鈔的購買力已經貶至原來的五分之一。

1309年(元武宗海山，至大二年)，新頒行的至大銀鈔兌換至元寶鈔的比例又是一比五。這時，忽必烈最早頒行的紙鈔價值隻有原來的二十五分之一。

等到末代皇帝元順帝時期，宰相脫脫再次推動經濟改革，開閘放水狂印至正交鈔（元朝最後一種紙鈔），迅速導緻全國性的惡性通貨膨脹。

“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京師料鈔十錠（每錠50 貫），易鬥粟不可得”，紙鈔淪為廢紙一張，百姓拒絕使用，經濟倒退回以貨易貨的方式，“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元史·食貨志》）

元朝市井圖

也該元朝倒黴，老天也過來添亂。相比于明末連年旱災，元順帝執政時，年年發水。

公元1344（元順帝，至正四年）至1355（至正十五年）這11年裡，黃河竟泛濫了9次。

為了疏導河患，元朝征發15萬人修治黃河，由于國家沒有财力，赈災時隻能發放紙鈔，導緻民怨鼎沸。剩下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網上曾有人感慨，當時脫脫提兵鎮壓紅巾軍，勝績連連，不但擒殺芝麻李，還圍毆張士誠于高郵城下。但元順帝忌憚脫脫，罷其宰相位，革職流放雲南，導緻元朝再無複興之望。

其實，國家玩到了這個地步，就是十個脫脫也沒戲了。我從不相信，曆史會有偶然性，尤其是當它運行在王朝命運轉折點上的時候。

假如說，元順帝嘎巴一下噎死了，換一個新皇帝上來，無限信任脫脫。那他就一定有能力撲滅全部紅巾軍起義，扭轉元朝幾十年來形成的冗員雍餘，改變連年赤字的窘境嗎？

其實，他在元朝最後一次貨币改革中，已經給出了答案（“錢鈔并行”），事實證明不過如此。

說到一個王朝的崩盤，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專注于外敵、内鬥、民變、天災等方面，但一個曆經彌久的王朝，這幾件事時時都在發生，為何有時消弭于無形，而有時成了肘腋之患？

其實，都是經濟之手，在暗中操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