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第三季已經接近尾聲，這個改編自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于1984年出版的同名小說的作品，應和了時下最為響亮的呼聲——女性主義的崛起，而平權正是這部作品希望講述給我們的核心所在，因為在性别偏見下，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最終都會淪為犧牲品。

“那時女人是不受保護的，這是女人都心知肚明的規矩。”在《使女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美國女性生存的艱難處境，而女性主義烏托邦小說想要改變的正是這一現狀。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曾就這部反面烏托邦作品（“反面烏托邦”不是“反烏托邦”，而是惡烏托邦）有過這樣的論述，“認為女性主義是女人主義，認為女性主義隻關乎女性的人們太樂觀了……我心目中的女性主義就是一種烏托邦，因為它是一種理想的狀态，一種尊重、接受差異，允許個體的差異作為最重要的人類生存依據而存在。”

《使女的故事》劇照。

自1880年“女性主義”這個詞語被發明以來，對它的定義和理解就異常複雜。但不管怎麼說，它的核心目的隻有一個：在全人類範圍内實現男女平等。為此，不同的“女性主義者”采取了或激進，或妥協的方式，希望可以改變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認知、觀念、倫理等各個領域與男性不平等的地位，當然也包括家庭這樣的私人領域。

在文學領域，也誕生了許多反映女性主義烏托邦世界的作品，被稱之為女性主義烏托邦小說。作為烏托邦文學的一個分支，女性主義烏托邦小說往往兼具女性主義和生态保護意識，着力于描寫一個就女性角度而言比現實更加美好的社會。

19世紀末20世紀初，女性主義烏托邦小說開始繁榮，在這些作品之中，男性往往處于“不存在”的狀态。一些女性主義烏托邦小說往往是基于男性烏托邦小說直接被創作出來的。比如愛德華·貝拉米

（Edward Bellamy）

創作于1888年的烏托邦小說《回顧：2000-1887》

（Looking Backward）

，在貝拉米虛構的未來裡，所有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社會弊病都被根除——除了種族主義和對婦女的壓迫。

當然，早在這部作品之前，烏托邦小說之中就已經出現了女性主義傾向。最早可以追溯到《婦女城》

（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

，這本書由克裡斯蒂娜·德·皮桑

（Christine de Pizan）

創作于1405年，顯然，這本書正是女性主義烏托邦小說的前身，被視為是“代表女性文學文本性質的開篇之作”。創作于1762年的《千年聖殿》

（Millennium Hall）

則是一部關于婦女公社的平和小說。

1870年，安妮·丹頓·克裡奇

（Annie Denton Cridge）

發表了一部滑稽可笑的諷刺小說《男人的權利》

(Man’s Rights)

，她也因此被認為是女性主義烏托邦小說作者。

無論是零散的早期作品，還是19世紀末20世紀大量出現的女性主義烏托邦小說，又或者是發表于20世紀70年代雖然不成規模，卻具有代表意義的想象重構作品，都緻力于講述女性得到世界公平對待的故事，認為她們應該得到全人類的尊重。

克裡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1365-1430），歐洲中世紀作家，她極力反對中世紀藝術中對女性的污蔑和偏見，她是歐洲曆史上第一位以寫作維生的女性作家。

一頭獅子比一個男人強大，

但它并不能主宰人類

顯然，早期的女性主義烏托邦小說并不是真正的預言或藍圖。在這些作品之中，大多數隻有女性的烏托邦人需要通過單性生殖來繁衍後代，這種單性生殖雖然有趣，對于人類來說并不現實。

事實上，創作這些作品往往是希望通過諷刺性、戲劇化或者激烈的辯論來說服女性，讓她們正視女性所面臨的壓迫，這種壓迫是真實存在的，我們理應為了全人類的福祉去廢除它。正如弗洛倫斯·迪克西夫人

（Lady Florence Dixie）

在1890年出版的小說《格洛麗亞娜：1900年革命的夢想》

（Gloriana, or a dream of the revolution of 1900）

序言中所解釋的那樣，她的書“隻有一個目标……要提到确實存在的邪惡，要研究可忽視的犯罪事實，要勾勒出一個人為的立場——對天生的錯誤和不公的法律艱難對抗，這是無法比拟的。”

《格洛麗亞娜：1900年革命的夢想》（Gloriana, or a dream of the revolution of 1900），弗洛倫斯·迪克西夫人（Lady Florence Dixie） 著，首次出版于1890年。

許多女性主義烏托邦小說都瞄準了當時流行的女性對“天生”自卑這一觀點，并且得出這是“天生的錯誤”這一結論，認為這是非常愚蠢可笑的。當談到男性擁有更為強大的體力和大腦，應該主宰女性這種說法時，薩哈瓦·侯賽因

（Begum Rokheya Sakhawat Hossain）

的《蘇丹夢》

（Sultana's Dream，1905）

中的一個人物漫不經心地反駁道：“一頭獅子比一個男人強大，但它并不能主宰人類……大象的大腦也比男人的大腦更加大、更重。”同樣，在諷刺小說《男人的權利》中，也極為誇張地将這一切都反過來叙述：

“基于顱相學，女人擁有比男人更加發達的語言器官。這告訴我們什麼?它教導我們(它應該教導每個男人同樣的真理):女人是天生的演說家;她應該是講師、演講者、演說家，而并非男人。它告訴我們，女性應該成為參議員和衆議員，成為講師和演說家，這是屬于她們的領域，是自然賦予她們的。它告訴我們的遠遠不止這些:由于男人的語言器官不如女人發達，他的領域是家庭;他應該是安靜的、沉默的、不引人注目的;他隻能悄無聲息地存在，而不能像女人那樣出現在公開場合，或者表露自己的想法。”

《使女的故事》劇照。

這當然不是有關于男性天生自卑，女性才是天生的統治者的嚴肅論據，這僅僅是一個有趣的反例，以證明基于顱相學或者進化心理學（顱相學的遲鈍的後代)中關于女性天生低人一等的假設是非常荒謬的。這些有關于男人和女人“必須”如何進化，以及适合什麼工作的闡述，實際上可以從任意方向進行所謂的基于論據的論證。

然而，許多女性主義烏托邦小說，尤其是19世紀的各種烏托邦小說，都十分真誠地認為，女性在道德、秩序、美德等幾個特定方面天生優于男性。這是源于西方資産階級社會的一個流行神話，僵化為維多利亞時代的“屋裡的天使”形象。這位廣受贊譽(智力上并不發達)的“屋裡的天使”，是對丈夫充滿崇拜，對孩子們耐心、謙遜的道德監護人，她為他們服務。

1931年，弗吉尼亞·伍爾夫

(Virginia Woolf)

在反思同時代的女性作家時曾說，“殺死‘屋裡的天使’是女性作家職業的一部分。”在伍爾夫之前的女性烏托邦主義者沒有選擇殺死“屋裡的天使”，而是把她帶到外面，讓她管理文明。

“繼續我的故事。天使死了，然後留下什麼？你可以說留下的是一個簡單和平常的物體，房間裡一個拿着墨水瓶的年輕女人。用别的話說，她已經擺脫了虛假，那個年輕的女人隻有做自己了。哈，什麼是“她自己”？我的意思是，女人是什麼？我向你保證，我不知道。我也不相信你知道。我不相信任何人知道，除非她展示人類技藝的藝術和職業中表達了自己。那實際上也是我來這裡的其中一個原因——出于對你們的尊重。你們正通過自己的經驗去展現什麼是女人，你們正通過自己的失敗與成功，為我們帶來那極其重要的信息。”

在想象的世界裡，

女性完全擺脫了男性的控制和騷擾

早期的女性主義烏托邦公民筆下的“屋外的天使”是平和、快樂，緻力于養育兒童，造福自然世界，以及提高自身的才能。這些烏托邦式的傳統叙述者習慣于講述這樣的故事：陌生人奇迹般地落入一個完美的社會，“屋外的天使”們總是耐心的，甚至古闆的引導陌生人，向他們解釋污水系統是如何工作的。

在發表于1915年的小說《她鄉》（又譯為《她的國》）裡，一群男性探險家偶然間發現了一個傳說中隻有女性的烏托邦，“一切都是美麗的，秩序的，擁有着完美的清潔，以及最愉悅的家的感覺。”

《她鄉》（Herland），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多佛出版社（Dover Publications）1998年9月版，首次發表于1915年。

在這部烏托邦式的奇幻小說裡，三位主人公聽說了某個險峻的山脈之中有一個“女兒國”，那個地方隻有女人居住。于是他們弄來了一架雙翼飛機，飛入了群山之中，着陸後，他們發現了三位漂亮的女子，她們穿着燈籠褲，步伐矯捷。随後，一支女子兵團抓住了他們，女兵們并沒有攜帶任何武器，她們将三名闖入者麻醉後關進城堡裡軟禁了起來。

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在向婦女聯合會的成員發表演講。

故事之中，這些生活在“她鄉”的女性，短發，身體強壯，穿着耐用的衣服，但除了這些審美和性别角色的逆轉，她們也演變成原始的狀态：她們通過單性進行生殖，如同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一樣純潔無瑕，甚至彼此之間從未發生過性關系。叙述者欽佩地說：

“你看，她們的宗教是母性的; 她們的道德觀基于對進化的全面認識，展示了成長的原則和智慧文化的美。她們沒有關于善與惡的本質對立的理論; 她們的生活是成長; 她們的興趣在于成長，她們的責任也在成長。”

從倫理到樹木，再到服裝，“她鄉”的每一個元素都是和諧的。每個人都像度假勝地廣告中的女人一樣快樂，健康和放松。生活有點沉悶，但這正是烏托邦幻想中的一部分：讀者可以想象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所有的主要問題都被神奇地解決了；在女性主義烏托邦裡，女性可以想象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她們完全擺脫了男性的控制和騷擾。

技術為“屋外的天使”世界

的整個文明提供動力

創作于1890年《米佐拉》中同樣是一個全女性的世界。這個世界同樣令人愉快和華麗：“财富無處不在，豐富多彩。這裡的氣候就像最挑剔的人所希望的那樣宜人，果園和花園的作物多到超乎想象。”在拉迪蘭（《蘇丹夢》中的國家），住宅與花園幾乎沒有什麼區别。主人公驚歎道：“廚房坐落在一個美麗的菜園裡。每一種攀爬植物、每一種番茄植物，本身都是一種裝飾品。廚房裡沒有煙，也沒有煙囪——既幹淨又明亮，窗戶上裝飾着花朵。沒有煤或火的迹象。”

女人的世界裡，沒有火和煙是很重要的：在上面提到的所有烏托邦中，美麗、豐富和有序不僅僅是由于婦女（表面上）優越的道德，而是由于相當大的科學進步。在這些女性世界中，沒有煙熏火燎的痕迹是非常重要的，在上述所有提到的烏托邦中，美麗、豐足和有序并不僅僅是因為女性(表面上)的高尚道德，還由于科學上的巨大進步。

這些“屋外的天使”，盡管她們受到了19世紀的道德和性的壓抑，但作為工人、知識分子、藝術家和科學家，她們被完全解放，打破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傳統。這些小說的論斷是相同的：如果允許婦女充分參與社會，在不受阻礙的情況下探索她們的精神才能（在許多女性主義者的烏托邦中，無論新舊，這意味着“沒有男人存在”），那麼我們不僅會見證高級政府和教育體制，還有各種省力的科學：擁有足夠多的花園，不需要燒煤，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能夠從大氣中吸取水分，從太陽中收集熱量。”這些技術為女性世界的整個文明提供了動力，也可以用來控制控制天氣。

《米佐拉：維拉·紮羅維奇的故事》（Mizora：The narrative of Vera Zarovitch），【美】瑪麗·E.布蘭德利·雷恩，首次出版于1890年。

在《人類權利》中，我們看到“一台神奇的機器，可以同時為數百人做飯，清洗和熨燙衣服”，在《米佐拉》，我們了解到“辛勞是卑微的；我們知道的辛勞是有辱人格和令人困擾的。”科學就是把一切都改變了的魔術師。科學對我們無知的頭腦來說，是如此的強大和嚴苛，卻對那些美麗的生靈如此仁慈，為大自然最神秘的秘密打開了大門。“這是社會主義科學烏托邦主義的核心原則，當每個人都從雇傭勞動和讓他們大打折扣的固執中解脫出來，那麼每個人都可以追求科學,因此技術将成倍增長,創造出進一步節省勞動力的設備，從而騰出更多的時間來追求科學進步。

斯蒂芬·傑伊·古爾德

(Stephen Jay Gould)

曾寫道:“不管怎麼說，我對愛因斯坦大腦的重量和褶皺不那麼感興趣，我幾乎可以肯定，有同樣才能的人，在棉花田和血汗工廠裡生活和死亡。”當然，如果把對無限增長和科學進步的崇拜與道德優越的信念相結合，那麼這種崇拜也有其陰暗的一面，而這正是我們不應該對更為古老的女性主義烏托邦小說進行字面上的解讀的另一個原因。

那些較為古老的女性主義烏托邦熱衷于優生學。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公共社會衛生理論認為，每一種不好的品質都可以從一個群體中培養出來，與此同時，某些品質“天生”比其他品質更可取。米佐拉中所有的女性都是金發碧眼;她們的土地雖然位于非洲，但這裡隻有“雅利安血統”的女性，叙述者向我們保證，她們仍然是“白人”，盡管“由于經常暴露在陽光和空氣中，她們的膚色比我們北方的種族要暗一些”。

小說打開了女性主義烏托邦的可能性

許多早期的女性主義烏托邦都被定義為一種夢想，不得不在沮喪和絕望中蓬勃發展。但《時間邊緣上的女人》

（ 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

卻被視為是對未來事物的一種可能的暗示，通過廢除性别暴政，允許每個人都練習适合他們的性别行為，瑪吉·皮耶西

（Marge Piercy）

看到了真正的女性主義烏托邦：并不像沒有男性的世界那樣不可實現，或者幻想女性主宰男性的世界，也并非讓愛因斯坦在棉花田生活和死亡的社區，在這裡沒有性騷擾，不會受到侵害和來自父母身份的限制。

當然，未來的烏托邦社會不需要完全照搬皮耶西的模式，《時間邊緣上的女人》也并非某種路線圖，但這部小說打開了女性主義烏托邦的可能性，讓它不僅僅是一個空洞的願望。烏蘇拉·K·勒金也寫了一些女性主義烏托邦作品，在這些作品裡，男性和女性享有無可置疑的完全平等。

《時間邊緣上的女人》（ 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瑪吉·皮耶西（Marge Piercy），福西特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勒金認為，哭的能力，安慰的能力，感同身受而不是訴諸激烈的暴力，這些并不是任何自然或生物意義上的“女性品質”，它們是每個人的品質，女性是這樣，男性也是這樣。勒金并不希望烏托邦隻由女性居住，這将是“無法容忍的”。我們殺了“屋裡的天使”，也并不是為了用一個穿防彈衣、戴着墨鏡、手持警棍的CIA女警官來代替她。

并不是所有的烏托邦主義者都想要殺死所有的人，事實上，他們中沒有一個人真的想要殺死所有的人。即便是那些态度堅決而且激烈的女性主義烏托邦創作者，他們中也沒有人真的希望擁有一個沒有男人的平等世界，這隻是一種象征性的消極表現，而性别平等的世界，則是可能實現的。這兩種女性主義烏托邦小說，一種是出于憤怒、絕望和對認可的渴望而寫的；另一種是出于希望而寫的，是出于對可能出現的事物的認真研究。

《使女的故事》劇照。

《時間邊緣的女人》中的馬塔波伊塞特不是一個夢，而是一個2137年的幻想，這一天的結束發生在6250年。而在非洲一個未被發現的地區，“她鄉”就在那裡。

當然，大多數烏托邦小說都隻是一個夢想，因為烏托邦意味着難以找到地方。通常叙述者會觀察現實，然後從現實的空白處溜走，切入一個較小的地方。我們不能想象，有一天我們會進入到一個更加陰暗的世界，它可能是一個模棱兩可的烏托邦（這是勒金小說《無家可歸者》的副标題），或者是一個不斷演變，有時甚至令人沮喪的地方，就像是皮耶西的馬塔波塞特。

自由主義批評家常常犯一個錯誤，他們總是沾沾自喜地指出烏托邦在定義上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地方（這是托馬斯·莫爾創造的術語，意思是“沒有地方”）。通過研究上世紀70年代女性主義烏托邦小說我們看到，它們強調性别平等，提醒我們注意性别流動性，以及長期起來被視為是女性專屬領域的善良和養育原則。我們可以想象，在未來，“女性主義”可能并不隻是一個夢想，即便它起源于小說。正如瑪吉·皮耶西所寫的那樣，“通過想象我們真正渴望的東西，我們開始去往那裡。”

作者：新京報記者 何安安

編輯：李永博

校對：薛京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