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奇江

歌手王力宏與前妻李靓蕾近日在微博上的對峙，向我們提供了當代家庭矛盾的一手文本：男性手握性别福利卻不履行婚姻義務，女性不願再是沉默的生育機器和無償勞動的提供者。

“我決定站出來的原因之一是我不想再有女生和我經曆一樣的事，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省思。”12月17日，在歌手王力宏于社交媒體宣布已申請離婚的兩天後，前妻李靓蕾在微博上控訴前者婚内出軌、家庭冷暴力等。不同于一般娛樂新聞婚内出軌曝光的指責，李靓蕾的文字更多着墨于講述女性在成為全職家庭主婦後所遭遇的結構性不平等：戀愛中被欺騙的角色期待和婚後連續懷孕哺育的落差；“僞單親”喪偶式育兒中丈夫的缺位；她遭遇的婚内經濟失勢、夫家家庭成員的霸淩和來自伴侶的利用和情感剝削。李靓蕾在文章中說：家庭主婦是一份全年無休的無酬工作，家庭主婦的勞動價值不被承認。“這樣不對等的關系，也會讓女性處于弱勢，即使男生出軌或者家暴也難以有話語權。”

李靓蕾微博

王力宏和李靓蕾在社交媒體上隔空喊話的拉扯難以避免地被社交媒體當做娛樂醜聞狂歡消費，但這起明星夫妻之間的個案糾紛本質上仍反映着婚姻中普遍的性别困境。二人的叙事體現了傳統的家庭角色分工和性别模式：男主外、女主内；男性掙錢、女性育兒。19日到20日，兩人在微博上就婚内是否出軌、離婚經濟糾紛等問題來回進行了數次質詢和回應，雙方叙事恰好同時暴露了婚姻中典型的性别風險：男人和女人之間存在的家庭婚姻責任的不對等、出軌等性道德的模糊化、婚内利益分配的失序和兩性權力關系的差異。

本文暫且放下此事件中關于王力宏是否出軌等事實性的分歧，希望借助李靓蕾較有自主意識的叙事和對個人生活經驗的總結口述，讨論其所展現出的女性在不平等的婚戀和家庭生活中所面對的結構性的沮喪和壓抑，正視她們在家庭中付出的代價和承受的痛苦，讨論被長期忽略的照料和生育的社會價值，消除對家庭主婦的污名和對家庭勞動的輕視。李靓蕾所經曆的絕非孤案，她所讨論的困境是任何一個女性因婚姻和生育陷入困境、因為性别進行再生産勞動卻得不到認可的普遍現象。在這個充斥着性别焦慮和婚育壓力的時代，我們更需要在公共讨論中推進對社會性别不公現象的反思，如她所說：“這是我們這一代人需要一起省思的議題”。

養成式的愛情：父權浪漫觀的陷阱

倘若對娛樂新聞尚存記憶，大家應該記得2013年王李二人宣布成婚時，媒體是如何利用兩者的年齡差異來打造美好愛情神話：“16歲的李靓蕾遇到了26歲的王力宏，相識十年後步入婚姻殿堂”等等。然而時過境遷，浪漫的甜蜜愛情反而變成了不堪的過往。李靓蕾回顧當時“我還未成年，你26歲與我語言暧昧”和王力宏的“沒有聯絡差不多有十年”的反駁，讓這十年有了截然不同的文化意涵。

實際上，男性成功人士尋找年輕的女性作為伴侶的“養成”模式并不少見。近期一系列男明星在性别問題上的“人設崩塌”和人們對“閣樓上的瘋女人”的文化現象的反思，都說明了有權勢的男性在利用父權的性别優勢、通過經濟物質甚至精神控制的方式，圍獵和剝削女性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正如李靓蕾指出的“有權勢的人操縱媒體、媒體操縱大衆，造成社會價值偏差，輿論思維被控制”。因此，男性名流的性别失範不是個别的“不守私德”的個人問題。娛樂工業和造星過程，也正是養成式愛情叙事的教唆源頭之一。這些流行于大衆文化的符号和話語，把男性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性别特權，裝點成了一個看似誘人的陷阱。盡管步入這樣的關系意味着年齡、性别和社會地位等全方位的不平等，但性别規訓刻意忽略了男女在性道德上的雙重标準、經濟上的人身依附關系和女性所承擔的大多數婚育風險。不論是短暫的“性玩物和社交資本”或步入婚姻成為“家養的生育機器”，權力差異都意味着社會對女性的剝削和壓迫。

2014年1月26日，台北，王力宏和李靓蕾甜蜜亮相。

如果說婚前養成式的愛情是神話，那麼婚後家庭主婦個人發展的犧牲和退讓，才是千瘡百孔的赤裸現實。李靓蕾的婚後生活成為“明星全職太太”難得的口述證言：“我放棄工作和自己個人的人生，一切以你和孩子為中心。我們結婚大部分時間，我不是在備孕、懷孕，就是在産後哺乳育兒，過程中身心都經曆了很多變化，大部分我都是自己獨自面對的。”與之相對應的是，看似帥氣優質的王力宏實際上難以完成為人夫和為人父的基本責任。除了長期的喪偶式育兒，李靓蕾後期在愛情政治的角力中繼續讓步，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作出了單方面開放式婚姻的妥協：“我還是願意選擇原諒你、陪伴你，隻是換一種方式，不奢望你改變了，讓你自由地過你想要的生活方式，我退出了你的生活，就帶着孩子在家等你。”

從經濟物質條件到感情利用操控，女性暴露于婚姻中的風險是多維度和全方位的。李靓蕾的講述為我們提供了家庭内部性别不公造成對女性傷害和懲罰的一手經驗，揭示了婚姻生活中全職家庭主婦的身份困境、被壓抑的情感欲望，無償勞動的照料懲罰（指女性在家庭内部承擔照料工作，會導緻其低就業率和低薪資水平的情況）和母職懲罰（Motherhood Penalty，指因為職場的性别隔離、婚姻和生育等因素，女性喪失職場機遇，獲得更低的薪酬待遇等），父職的缺席和婚内财産分配的不平等，以及就此延伸出來的道德困境和人際關系危機。幸運的是，她的故事揭開了父權浪漫觀下兩性關系虛僞的面紗。

李靓蕾有能力通過冷靜而富有說服力的文字奪回個人曆史的叙事權，但她的控訴和後來的勝訴，更折射出了另一群體的性别困境。在這個始終以男性為中心的多邊關系中，李靓蕾并非最弱勢的一方。作為合法妻子，她擁有身份的道德優勢能夠讓她寫下針對前夫的檄文、為自己說明申訴，并且獲得廣泛的社會支持。而那些前女友、“小三”、被睡的嫩模等，卻始終是最邊緣的客體。實際上，她們和李靓蕾一樣都是父權中心主義下男性性遊戲的獵物，是被王力宏利用和剝削的受害者。不論是在和王力宏的關系還是在“小三”的指責中，她們經曆的性别暴力和社會壓力也源自性别歧視和不平等，但她們更無法反抗這種不公，難以說出發生在她們身上的事情，她們的情感經曆和個人訴求不被認為具有道德正當性，也因此幾乎無法收獲輿論的同情和支持。

李靓蕾的本意或許并不是要把矛頭對準其他女性。但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對這些情況的知情和忍讓，在婚姻關系破裂後又為指責王力宏其他性對象的“實錘”，王李婚姻政治的角逐和利益的争奪，在客觀上讓其他女性成為他二人之間婚姻悲劇的“陪葬品”。問題制造者和發起剝削暴力的男性隻是有了個沾花惹草、無關癢痛的道德污點；合法妻子因為占領了婚内身份和道德優勢赢得了輿論勝利；其他女性成為被消音的、被剝奪的陰影中的幽魂。然而，男性始終占主導的、以“合法身份”、“上位”作為女性獎賞的附庸型的婚姻制度，卻無法進一步反思。這是我們在讨論李靓蕾事件中仍需警惕的父權觀念的陷阱，因為正是“宮鬥戲”的看客心态，強化了父權制對不同女性進行分化、規訓和獎懲的道德秩序。“正房撕小三”中的道德指責，也正是父權制的幽魂借着部分女性的手，在加害另一群女性。

俘虜式的家庭主婦：是選擇還是妥協？

李靓蕾在某種意義上是頗具有自主性的完美幸存者：她出身良好、受過高等教育，符合“理想妻子”各方面嚴格的社會要求。她期待幸福完美的家庭生活，“願意”成為全職媽媽，也想要孩子，于是成為家庭主婦和完成三胎生養哺育在某種意義上是符合她的個人意願的。這樣的“家庭主婦化”個案，即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主動選擇成為家庭主婦的故事，已經是一種比較理想化的主婦叙事。而她的經曆和控訴，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許多焦慮和認同，更把“家庭主婦”的讨論拉入了公共空間的焦點。社交媒體不斷提出“女人一定要有錢”和“不論何時都要有工作”的危機解決方案。《中國婦女報》也在對該事件的評論中直言“警惕脫離職場的風險”，稱“女性參與職場、保留職場競争力，還是最有安全感的選擇。”

輿論隐隐透露出了性别焦慮下，“嫁得好”和“幹得好”這兩個經典的互斥模式之間大家對後者的選擇偏好。然而，這兩種所謂的“個人選擇套餐”背後的支撐話語都存在簡化、理想化女性現實困境的傾向。對個人而言，步入職場還是留在家庭的選擇面臨着制度結構和文化的多重鉗制。是否成為家庭主婦并非完全憑借個人意願，女性面臨的群體性困境，不應該被簡化成個人選擇和宿命。我們更要警惕對家庭主婦和全職媽媽的二次歧視。作為社會現象，“主婦化”與女性群體所存在的經濟制度環境密切相關。在一個排斥女性的、不友善的勞動力市場，女性無法擺脫傳統藩籬和陳舊觀念的家庭角色規範的要求。個人在缺乏制度性的福利保障的情況下，“女孩該不該回家、能不能回家”的行為動機，受到經濟風險、婚姻風險、家庭策略和自我認同等多方位的影響。

在現實中，更多的女性并不像李靓蕾這樣具有經濟優勢，職場和家庭之間的“雙肩挑”重擔同時壓在許多女性的身上。如何兼顧家庭和職業是長期以來女性難解的問題。在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以來，女性是首當其沖的下崗和失業人員，進城務工女性的母職實踐也展現出更複雜多樣的面貌。嚴酷的職場競争、缺位的制度保障，使得中國女性在國内勞動力市場中成為深受國家、資本和父權三重壓迫的弱勢群體。在不同的社會曆史和個人生命的階段，回歸家庭背後有着不同的行為邏輯。雖然李靓蕾的案例脫離了中國普通女性的情況，屬于少數積極主動主婦化的特權階層，但在中國，類似情況也多見于收入和地位相對較高的上層家庭。同為家庭主婦，她們與來自社會底層的傳統主婦有天壤之别。對于她們而言，家庭主婦的身份和家庭實踐過程也并非完全的個體自主的選擇而是“在具體的語境下與相關家人的互動、協商、妥協中形成的”。

社交媒體上“不論如何不能放棄工作”的解決方案理想化了職場女性的狀态，忽略了職場女性所承擔的母職壓力。事實上，掙得多不代表女人在家庭内就可以揚眉吐氣。根據葉胥等人的研究，女性家務勞動時間的配置不一定因女性收入的增加而減少，家庭内男性話語權和性别展示的作用依然重要，女性甚至為了緩和家庭性别角色和經濟地位之間的沖突，主動提供更多的家務以彌補自己收入更多帶來的性别角色失位，以安撫“男性自尊受損”的丈夫。另一方面，全職媽媽則因為沒有經濟收入而成為丈夫的附庸品，在家庭地位陷入了“俘虜式妻子”的角色困境。學者莎妮·奧加德（Shani Orgad)）對這種情況這樣總結到：“婦女以自身的犧牲培育下一代，讓丈夫們從家務勞役中解放出來，投入職場拼搏。他們的社會權力和地位得到鞏固，占據了家庭主導的經濟地位，反過來卻對沒有經濟報酬的全職太太們施壓。社會性别的結構性不平等貫穿于兩個空間之中。這樣導緻的現實是，婦女在外被職場男女不平等、以有償工作為個人價值衡量标準的資本力量所操控；在家庭内部則被父權制的特權所宰制，迎合丈夫的需求，将個人價值寄托在兒女身上。”

是工作還是當母親，現代女性如何“為自己而活”是一個生存命題。要解決女性在職場和家庭之間的性别困境，要拓寬女性自身個人發展的空間，不僅僅需要打破職場好家庭觀念中的性别歧視，尋求夫妻共同育兒的改變，也需要獲得社會福利和公共制度的支持。這其中，最緊迫和最具現實意義的改變之一，就是承認包括家務和生育在内的女性再生産的社會和經濟價值，保障婚内女性的個人經濟權利，消除母職懲罰和照料懲罰。

“愛的囚徒”：照料懲罰與隐形的家庭再生産

包括生育、照料、家務分工和母職在内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今性别不平等研究的經典議題。在繼承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勞動再生産的理論之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開始定義日常生活和代際維系中的照料和生育等行為。簡言之，女性在私人領域從事的“隐形的”勞動具有極其重要的社會功用和價值，但是由于此類勞動需要投入感情和關懷，被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市場認為“去技能化”，難以兌現市場價值，從而對勞動的提供者（通常為女性）形成了一個新的剝削維度。在這一過程中，照料者對被照料者存在感情和愛的責任，家庭或親密關系裡的利他意願和感情回報，也形成了家務勞動低薪酬、無經濟回報的文化原因，學者稱之為“愛的囚徒”（Prisoner of love）困境。

李靓蕾有意識地把自身作為母親和家庭照料者的身份視作是勞動力市場的個體，幾乎可以成為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社會再生産”理論和經濟學視角的母職研究的典型個案。李靓蕾甚至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家務勞動薪酬計算公式，以彌補自身受到的母職懲罰。她寫道：“無論是過去還是現代女性，選擇為家庭付出當家庭主婦，雖然實質上屬于‘無酬’工作。但，這隻是家庭成員角色的分配，也是家庭重要的支撐……這份工作的薪酬應該加總計算加上以你的能力不外出工作的機會成本。這應是所有家庭主婦透過自己努力應得的薪酬，而不是被贈予或施舍的。被分配到這個角色的人不應該是理所應當要永遠沒有經濟能力或積蓄，而擔任在外工作的那一方獲得所有的利益和權利。”

在她的辯解和自證中，尤其值得玩味的最後一段關于“跻身上流社會”的澄清，也體現了在“愛的囚徒”困境中女性的意願、感情與家庭再生産勞動之間的張力：“我沒有‘靠他’獲得現在的生活，未來我不需要，也不會為了要跟他拿生活費而受任何的屈辱（雖然是我應得的，但是不用，謝謝。）我靠我自己的努力一樣可以把孩子很好地養育成人。”這一段叙事展現出了家庭成員中照料勞作的現實利益深刻地羁絆勾連着人的情感價值——李靓蕾必須小心翼翼地繞過“處心積慮拜金女”和“懷孕/離婚脅迫要錢”等性别歧視的道德暗礁，才能進一步争取婚姻内合理的經濟權利。

事實上，在家庭和婚姻生活中談論财産和利益分配是尤其敏感的。王家父子的回複也赤裸裸地展示了父權制的家庭照料安排中，社會不平等被鑲嵌在家庭的愛與金錢的二元對立裡。關懷和照料如果帶有掙錢的目的就不再單純，這樣的文化意識形态預設形成了一對極富張力的矛盾，這樣隐形而又根深蒂固的觀念也造成了親密感情和經濟報酬的互斥性，進而，阻礙了照料者獲得公正報酬的合理性。事實上，家庭勞動和育兒哺育的性别分工和無償勞動讓女性受到了性别懲罰；婦女回歸家庭的再生産沒有得到社會的物質及觀念支援，更牢固地把她們困在家庭的私人領域中。感情勞動在家庭内部的交換價值也有限，造成了家庭婦女的家庭社會地位低下。而現有的法律中家務勞動補償制度形同虛設，法律和制度中尚未有明确的規定保障家務勞動者的利益，造成了家庭内部成員生存和發展資源分配的不均衡和不平等。

20日中午，随着李靓蕾對王力宏利用情緒操控（gaslighting）和更多婚姻情況的說明，王力宏道歉，表示将要把房子過戶給李靓蕾，參與孩子的撫養教育，并稱暫時退出工作。二人之間的“口水戰”可以說已經分出勝負，再度引起了社交媒體上盛況空前的熱烈讨論。這一熱點事件終将冷卻，但李靓蕾講述出作為名人背後妻子、母親和家庭主婦的生活體驗，利用文字和社交媒體重申話語權、奪回個體尊嚴、争取自身經濟權利的文本，為今年的公共讨論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王力宏李靓蕾之間的矛盾不僅僅是為人夫婦、為人父母的男女個人在婚姻層面的倫理掙紮，更精準地踩中了時代性别、階層焦慮和群體性婚育危機的脈搏。尤其是在三胎政策人口壓力、家庭經濟緊張和性别文化轉向的當下，生産和再生産處于普遍調整變動的複雜關系中，親密關系和家庭組織模式自然要受到強烈的沖擊。

李靓蕾在文章中數次對其他女性的提醒和忠告：“所以女孩們！一定要好好的防患于未然。”然而，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并且作出反思的不應該僅僅是女人。上層社會中的李靓蕾擁有教育和個人能力的資源，可以作出“漂亮的反擊”。可以想見，社會中下層家庭主婦，即使擁有相同的能力，也不一定能夠像明星妻子一樣獲得公衆注意力。對抗婚姻、職場和家庭中的性别不公，不僅僅是女性更聰明地作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是男性參與共同構建平等伴侶關系，解決全社會結構性、系統性的性别不公的問題。生産與生活制度上的公私分離，不僅僅是“丈夫與父職的缺席”，更是育兒公共服務和合理社會政策的缺席。我們要繼續追問如何追求性别更平等的家庭結構和育兒模式，改善勞動力市場和家庭内部等不同空間的性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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