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疆

豹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從古至今都是一種吉獸，古語中有“君子豹變”、“南山隐豹”，分别用來比喻君子的養成和賢人的歸隐。不論是作為具象的馴豹，還是作為一種抽象的文化象征，亦或是作為中國曆史上中央政府首次縮小貧富差距的見證者，豹在中國都有悠久的曆史記憶和深遠的文化意義。

早在殷商時期，中原一帶的山林地區栖息有大量的野生豹，豹子的種群數量之多以至于還出現了稀有的黑化個體，史書中便記載了西周開國功臣散宜生為了讓被扣押在朝歌城的周文王免受刑罰，曾向商纣王進獻黑豹。據《太平禦覽·獸部·卷四》轉引孫氏《瑞應圖》所載：“文王拘於羑裡。散宜生于懷途山得玄豹，以獻纣，免西怖戤難。”除此之外，豹子也是窮奢極欲的商纣王餐桌上的美食珍馐，據西晉皇甫谧《帝王世紀》中所載，“纣為玉箸，箕子曰：‘玉箸必食熊蹯（即熊掌）、豹胎（即母豹胎盤）。’”

有周一代，豹皮成為了經久不衰的時興之物。周武王要求大臣們隻有穿着豹裘才能進宮觐見，于是豹皮在市場上被炒到了價值百金的高價，甚至有大臣把家中的千鐘糧食都賣了卻還是買不起，《太平禦覽·獸部·卷四》轉引《管子》記載了當時的情形：“武王為侈靡，令人貂襜（chān，遮至膝前的短衣）豹裘方得入廟，故豹皮百金。臣家粜千鐘，未得一豹皮。”當然，對于周武王這種行為是否真的是窮奢極欲，管仲有不同的看法，《管子·揆度》中解釋道，“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魯勝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周武王之所以如此安排，就是要讓危害百姓的虎豹消亡，同時也避免了财富過分集中，最終讓廣大百姓獲益，如若果真如此，這恐怕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中央政府旨在縮小貧富差距的嘗試，周武王也真的可以媲美堯舜了。

由于豹皮的珍稀，以至于後來出現了“豹皮外交”。周宣王在位時（前827-前781年），将北方百戎之一的貊族部落交給韓侯統領，韓侯不負所望，勵精圖治，向周宣王進獻了豹皮作為報答，這一君臣之佳話被記錄在《詩經·大雅·韓奕》中流傳後世：“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罴。”（《毛詩正義·卷十八》中對“赤豹”進行了解釋，即“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到了東周時期，《管子·大匡》中記載了齊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為了交好小諸侯國，在管仲的建議下，“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管子·小匡》也記載道，“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币而重其禮，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币，齊以文錦虎豹皮報”，齊桓公通過“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收獲了小諸侯的親附。除此之外，戎狄部落也通過向諸侯國進獻豹皮來請求和平，《韓非子·喻老》中記載：“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于晉文公（前636年-前628年在位）；《左傳·襄公四年》記載：“無終子（居于今山西太原一帶的一支山戎首領）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即晉國國卿魏绛）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圖1：戰國錯金銀狩獵紋鏡（日本永清文庫藏）

在當時，用豹皮制成的服飾一度引領了上流社會的時尚潮流，帶有一種君子的象征，這在《詩經》中留下了大量記載。《詩經·鄭風·羔裘》中寫道：“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意思是身着豹飾羊皮襖的勇武之人，這樣的君子是可以為國維護法紀的正直官員。楚王身穿用豹皮做成的鞋子“豹舄（xì）”來彰顯君子風度，據《左傳·昭公十二年》中的記載，“雨雪，王皮冠，秦複陶（秦國相贈的羽衣），翠被，豹舄”；唐代錢起曾作《豹舄賦》：“麗哉豹舄，文彩彬彬。豹則雕虎齊價，舄與君子同身。”正因豹飾、豹舄“與君子同身”，當時軍隊中的執法官便拿着豹皮來整肅隊伍、嚴明軍紀，《宋書·志第八》中便有徐廣引用《淮南子》的一段話：“軍正（注：春秋始置，漢魏常設，軍中執法官）執豹皮，以制正其衆。”當然也有那些身着豹飾卻不行君子之道而遭緻百姓嘲諷的人，《詩經·唐風·羔裘》中便表達了晉人對晉國卿大夫高高在上，不知體恤百姓的不滿：“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即“倨倨”，傲慢無禮）……羔裘豹褎（yòu，亦作“袖”），自我人究究。”

圖2：西周柞伯簋及其銘文（河南博物院藏）

除了被制成服飾，豹皮還被做成箭靶，成為天子、諸侯參加的“大射”中不可或缺的器具。“大射”是周代極其重要的活動，據《禮記·射義》所載，“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周天子通過射禮來對貴族進行選拔。據《周禮·天官·司裘》所載，“王大射，則共虎侯（侯即靶布，方十尺）、熊侯、豹侯，設其鹄（鹄即靶心，方四尺）；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鹄”，不同級别的射禮中不同地位的人用不同獸皮制成的靶子，周天子主持的“大射”天子用虎皮靶，衆諸侯用熊皮靶，卿大夫以下用豹皮靶。之所以當時用射禮選拔貴族，是因為射禮是一套非常複雜的禮儀，“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通過射禮可以對一個人的儀容、教養、心态、體魄、箭術進行全面考察，因而考察結果直接決定了諸侯、卿大夫在天子心中的印象，從而根本上決定了其未來的命運：“而中多者，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即在“大射”中表現好才能獲得與周天子共同祭祀的機會，參加這種祭祀的次數多了自然也會得到周天子賞賜的封地，反之則會被削減封地。柞伯簋上便記載了周康王時期（前1020年-前996年）的一次大射，柞伯十發全中，得到了周康王的賞賜，于是便鑄簋刻文紀念（圖2）。

除此之外，豹尾也因承載着一種平安歸來的吉祥寓意，成為周天子出行車隊最後一輛車上必須懸挂的裝飾，即所謂“前旄頭【天子儀仗中排頭的執罼（bì）者，頭戴熊皮冠謂之“旄頭”】，後豹尾”，《爾雅翼·卷十九》中對此解釋道，“熊出而不迷，故開道者首熊以出焉；豹之為物往而能反，故廣志曰：‘狐死首丘，豹死首山’，豹往而能反，故殿後者尾豹以入焉”，即以豹尾所代表的出而能返的豹子來寓意天子能夠平安歸來（注：不是所有的動物都認路，同書中還曾寫道“虎出百裡外即迷失道路”）；但史籍中還有另外一種解釋，晉代崔豹《古今注·輿服》中解釋道，“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所謂“君子豹變”出自《周易·革卦》，形容君子如幼豹到成年豹一樣的成長蛻變，寓意天子經過豹變成為了謙謙君子。

正是因為對豹皮、豹尾的旺盛需求，導緻了中國土生土長的野生豹在周代被大量捕殺，連《莊子·山木》中都不免感歎：“夫豐狐文豹，栖于山林……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到了春秋末期，範蠡（前536-前448年）在《範子計然》中寫道：“豹皮出南郡。”根據範蠡的出生地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和後來投奔越國推斷，“南郡”應當是長江中下遊一帶，可見當時中原一帶豹子已經很罕見了。

圖3：戰國虢國墓地出土的錯金銀銅豹鎮（河南博物院藏）

圖4：戰國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石豹鎮（徐州博物館藏）

圖5：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銅豹鎮（河北博物院藏）

從戰國到西漢，豹子的形象也出現在了文學作品的神話中，屈原《九歌·山鬼》中便記載了女山鬼約會心愛之人時赤豹拉車、花狸相随的赴約場面：“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此外，人們還将豹子的形象制成豹鎮，用于當時的貴族壓帷帳或席角之用。但這一時期最重要的變革是楚地貴族成功實現了對野生豹的馴化，在虢國墓地出土的銅豹鎮頸部依稀可見項圈的痕迹（圖3），而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石豹鎮的脖頸上，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項圈還有它上面用以系繩的鈕（圖4），這些是中國曆史上本土馴豹最早的實物見證。除此之外，在湖北江陵鳳凰山出土的一件漆器上，描繪着頸戴項圈的豹子捕獵的場面（圖6），從中可以感受到馴化後的豹子是人們野外狩獵時的絕佳搭檔。

圖6：西漢彩繪七豹紋漆扁壺及其細部（荊州博物館藏）

漢代天子出行的車隊依然以豹尾車收尾，但相比周代有更加詳細的規定，據唐代杜佑《通典·禮二十四》所載：“漢制，大駕出，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出，屬車三十六乘，最後一乘懸豹尾，以前比之省中（即宮禁之中），這種規制後來一直影響到魏晉，據《晉書·志十五》所載，“義熙五年（409年），劉裕（南朝劉宋開國君主，420-422年在位）執慕容超（南燕末代皇帝，405-410年在位），獲金钲辇、豹尾，舊式猶存”。

正因如此，“建豹尾”、“豎豹尾”後來便喻指建立帝王之業，《晉書·列傳第五十六》中記載了“（前涼張駿）舞六佾（注：周諸侯所用樂舞之規制），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水經注》中轉引《武昌記》中記載了孫權遇上神仙勸其稱帝的故事，“樊口（今湖北省鄂州市西部）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于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豎豹尾？”

魏晉時朝，歸隐之風盛行，豹子的形象也随之“重返”山林之間。曹操征讨高幹途徑太行山時曾作《苦寒行》，其中感歎道“熊罴對我蹲，虎豹夾路啼”。六朝《雜道書》中記載：“南海博羅縣有羅山，高入雲霧，諸仙人所遊之山也。上有豹獸。”南朝著名的山水詩人謝朓在《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闆橋》中有雲：“雖無玄豹姿，終隐南山霧”，這一句借用漢代劉向《列女傳·陶答子妻》中的典故:“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 ，故藏而遠害”，詩人用隐居南山的玄豹比喻自己遠離朝廷為官，躲避災禍，後來衍生出了成語“南山隐豹”，用來比喻那些隐居而不仕的賢者。這種隐豹的意象也影響了後世，初唐詩人駱賓王在《秋日送侯四得彈字》中便有“我留安豹隐，君去學鵬抟”（意即我留下隐居，你去求取功名）的詩句。除此之外，浪漫的魏晉之風也吹向了豹子，後秦姚和都在《後秦記》中曾記載，“狄伯奇少曾遊獵得豹，見其文彩炳煥，遂自感歎，始學書藝。”豹子身上的花紋居然還可以帶來練習書法的靈感。到了南北朝晚期，曆史上首次出現了皇帝帶豹巡狩的記載，隋代畫家展子虔所繪的《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便反映了這一場景，後來元代官員郝經給這幅畫題詩雲：“馬後獵豹金琅珰，最前海青側翅望。”

圖7：唐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局部）中的豹尾“門槍”

到了唐代，豹尾車不再是天子鹵簿的隊尾，而是位列隊前儀仗的屬車之中，據《文獻通考·王禮考》中所載，“太宗貞觀元年（627年）十一月，始加黃钺車、豹尾車，通為屬車十二乘，以為儀仗之用。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于鹵簿之内；若大陳設，行則分左右，施于儀仗之中。”《宋史·輿服志》中對豹尾車進行了更為詳細的描述：“上載朱漆竿，首綴豹尾，右武衛隊正一人執之。駕兩馬，駕士十五人。”除此之外，豹尾也出現在了軍中将軍儀仗中，據唐代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一》中的記載，“門槍二根，以豹尾為刃榼，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前左右”，隊伍出征時，以豹尾裝飾的門槍緊随将軍的紅色軍門旗（圖7），駐紮時則在将軍營帳之外分立兩側。

圖8：唐懿德太子墓壁畫胡人牽獵豹圖（局部）

随着唐代國運的上升，擁有鮮卑血統的上層貴族馴養獵豹成風，這些馴豹絕大多數來自于西域。在唐懿德太子（682-701年）墓中壁畫上，就出現了一隊胡人牽獵豹的場面（圖8）。在金鄉縣主（652-722年）的墓葬中，也出土了胡人騎馬帶豹狩獵的俑像（圖9-右）。與此同時，野生的豹子依然是皇室狩獵的對象，在永泰公主（685-701年）的墓葬中，便出土了胡人騎馬鬥豹俑（圖9-左）。唐代在玄宗朝迎來了畜養獵豹的頂峰，據《冊府元龜·外臣部·朝貢第四》中所載，開元、天寶年間自西域進獻獵豹竟多達八次：

“開元八年（720年）……五月南天竺國遣使獻豹；（開元）十四年（726年）二月安國遣使獻豹雄雌各一……五月安國王波婆提遣其弟阿悉爛達幹拂耽發黎來朝獻馬及豹……（十一月）康國王遣使獻豹及方物；（開元）十五年（727年）五月康國獻胡旋女子及豹……（七月）史國王阿忽必多遣使獻胡旋女子及豹；（開元）十七年正月米使獻胡旋女子三人及豹獅子各一；（天寶）六載（747年）……五月，大食國王遣使獻豹六，波斯國王遣使獻豹四；（天寶）十載（751年）二月，甯遠國奉化王阿悉爛達幹遣使獻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各一。”

圖9：唐代墓葬中出土的豹俑形象

圖10：元劉貫道《元世祖出獵圖》（局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元世祖出獵圖》中頭戴絡頭的獵豹細部

安史之亂後，随着大唐帝國國力漸衰，帶豹狩獵的活動逐漸停止了，于是從海外進貢馴豹也中斷了，據《白孔六帖·卷九十七》中所載：“徳宗即位（742年），放諸國所獻豹豽之類，悉縱之……寶應元年（762年）建卯月辛亥停貢豹。”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則天短暫稱帝時期，豹子的形象在曆史上首次出現在帝國高級官員的服飾上，據《舊唐書·輿服志》所載，“延載元年（694年）五月，則天内出绯、紫單羅銘襟、背衫，賜文、武三品以上……左右豹韬衛飾以對豹”，這也是後來明清時期以豹的形象作為三、四品武官朝服補子的淵源。

宋元時期，契丹人的豹獵活動依舊蔚然成風，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七》，所載，天禧五年（1021年），出使遼朝的宋绶等人回朝，“上契丹風俗，雲：……‘國主帳在氈屋西北，望之不見。嘗出三豹，甚馴，馬上附人而坐，獵則以捕獸。’”這一習俗也影響到了同為草原民族的蒙古人。有元一代，帶獵豹出獵的風氣依舊蔚然成風。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記載了元世祖忽必烈在上都一帶畜養獵豹捕獵的情形：“大汗豢有豹子以供行獵捕取野獸之用……汗每周親往視籠中之禽，有時騎一馬，置一豹于鞍後。若見欲捕之獸，則遣豹往取，取得之後，以供籠中禽鳥之食，汗蓋以此為樂也。”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中也提到，“禦閑（即皇家馬廄）有馴豹，縱之以抟野獸。”元代詩人王恽也在《飛豹行》中不禁感歎道“飛鷹走犬漢人事，以豹取獸何其雄”。元代畫家劉貫道在《元世祖出獵圖》中描繪了一隻立于馬背上的獵豹，值得注意的是，畫面中的獵豹并不像漢唐以來的那樣頸帶項圈，而是頭戴絡頭，還有兩條背帶通過腋下束結在後背（圖10）。

元初的馴豹來自于西域商人，這些商人打着皇帝的旗号四處求購獵豹，據《元史·武宗本紀》所載，“（至大二年，1308年）十一月……乙巳……回回商人持玺書，佩虎符，乘驿馬，名求珍異，既而以一豹上獻；（至大二年，1309年）夏四月甲寅……有桑兀、寶合丁等進獅、豹”。到了元末，馴豹則基本來自于駐紮在西域的宗室進貢，據《元史·泰定帝》所載，“（泰定元年，1324年）五月……諸王怯别（察合台汗國第十四代大汗）等遣其宗親鐵木兒不花等，奉馴豹、西馬來朝貢”；《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十八》中亦記載，“（泰定元年，1324年）三月……諸王徹伯爾等遣其宗親特穆爾布哈等奉馴豹西馬來朝貢……（泰定）三年（1326年）正月諸王保賽音遣使獻西馬五月藩王徹伯爾遣使來獻豹；十一月……諸王谔斯伯獻文豹；（泰定）四年（1327年）三月諸王倬斯巴勒保賽音等以文豹、西馬、佩刀、珠寶等物來獻，保賽音遣使獻文豹、獅子”。此外，元朝皇帝有時也将馴豹賞賜給臣下，《元史·列傳第十一》中記載了雲國公之子天德于思“自中山北來，适有邊釁，天德于思督造兵甲，撫循其民，無有甯息，形容盡瘁”，于是“帝聞而嘉之，賜馴豹、名鷹，使得縱獵禁地，當時眷顧最号優渥”。

在明初的一百多年裡，皇家畜豹之風依然風靡，至明武宗時為最盛，于明世宗後走向衰落。據《殊域周咨錄·卷十一·西戎》所載，嘉靖七年（1528年）提督豹房太監李寬上奏稱：

“永樂（1403-1424年）、宣德（1426-1435）年間，舊額原養金線豹、玉豹數多，成化（1465-1487）間養土豹三十餘隻。弘治（1488-1505）年原養哈喇二隻，金線一隻，玉豹二十餘隻。正德（1506-1521）等年間原喂養土豹九十餘隻。嘉靖年原養玉豹七隻。舊額設立奉命采取及各處内外守臣進貢豹隻給與本房喂養，自立國以來，已經百餘十年。非今日之設，非系無益之物。今止有玉豹一隻，比舊太少，止費羊酒二斤。伏望聖旨憫念舊規，庶不有負祖宗成憲（即既有的法律、規章制度）。”

圖11：明豹房勇士銅牌正背面（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當時負責管理豹房的太監曆數明朝開國一百多年來養豹之傳統，甚至早已将畜養豹子視為祖宗之法，雖然遭到了明世宗的駁斥，并且明令“今後再不許進收，該科記着”，但足見明朝前期的皇帝們對養豹的鐘愛。但明代有關豹子最獨特的莫過于“豹房”，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明武宗在畜養豹子的豹舍附近修建了一處富麗堂皇的宮殿“豹房”，據《明武宗實錄》記載，“工部言，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費價銀已二十四萬餘兩，今又添修房屋二百餘間”。明武宗在豹房治國理政，使這裡成為了大明帝國的政治中心。為了護駕之便，豹房常設随駕勇士，他們每人随身佩戴“豹房勇士銅牌”，正面刻有編号，背面刻有“随駕養豹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圖11）。西方學者蓋傑民（James Geiss）認為這些勇士除了護衛皇帝外，兼有馴豹和帶豹出獵的職責，而且這種制度有可能源于元代。

明武宗的畜豹行獵，實際上是旨在重新恢複明朝的尚武傳統，他将朝廷機要搬到豹房導緻紫禁城中的朝廷大内形同虛設，遭緻了那些大權旁落文官群體的不滿，明代楊廷和在《楊文忠公三錄》中抱怨道：“聞公等朝夕奏事豹房，不知所奏何事，我輩名為大臣，凡事不得與知。”既然皇帝的日常起居全都在豹房，宮廷娛樂也就一并搬了過來，那些失勢的文官們便借機各種挖苦、諷刺，其中便包括添油加醋地演繹出明武宗在豹房中的宮帏風流事，在《明武宗實錄》中比比皆是。但自從明武宗的堂弟明世宗接替皇位後，直到清代，便再無朝廷馴養獵豹的記載。

圖12：清代豹皮和豹尾服飾（引自《皇朝禮器圖式·冠服》）

圖13：清代皇帝鹵簿豹尾槍和豹尾幡（引自《皇朝禮器圖式·鹵簿》）

圖14：清代皇帝行營外旌門纛（引自《皇朝禮器圖式·武備》）

然而，雖然畜養豹子逐漸消失，但是豹子卻依然以各種方式活躍于明清兩代，其中豹皮作為射禮中的箭靶和官員服飾的傳統依然在延續，但相比前代又出現了新的變化：明代射禮共分七個等級，豹皮靶出現在其中的三個等級中，據《大明會典·卷五十一》所載，“豹鹄五采（即五圈彩線）、親王射用之。豹鹄四采、一品二品文武官射用之。糁鹄（即豹鹄而麋飾）三采、三品至五品文武官射用之”；豹皮服飾則配給了皇宮高等侍衛和天子出行儀仗士卒，據《皇朝禮器圖式·冠服》所載，二等侍衛（武職正四品）端罩“紅豹皮為之”，鹵簿輿士冬冠“豹皮為之”，鹵簿校尉冬冠“豹皮為之”（圖12）。與此同時，豹尾也以豹尾槍和豹尾幡的形式出現在天子儀仗中，據《清會典·銮儀衛·鹵簿》所載：“豹尾槍，長一丈一尺七寸，刃長一尺五寸，冒以木，黃油繪行龍，銎（注：槍上裝柄的孔洞）镂垂雲文，下綴朱釐，垂環懸豹尾，長三尺三寸，柄長九尺五寸，制如戟……豹尾幡，懸豹尾，長八尺，上銜金葉，冒以綠革，高二寸五分，徑三寸八分，加金鈴系旙”（圖13）。除此之外，豹尾還用于裝飾皇帝出行的旗幟，據清代允祿等編纂的《皇朝禮器圖式·武備》所載，用于皇帝行營的旌門纛（dào，軍中大旗，見圖14）、内城旗、行圍後防旗，還有八旗士兵的八旗前鋒校旗皆為“首冠金盤，上植豹尾，下注朱旄”。

除此之外，豹子的形象還出現在明清時期帝國官員所特有的朝服補子上。特别有趣的是，在禮制中一般都屈于老虎之後的豹子，在清代卻力壓老虎，其地位在麒麟（一品武官）、獅子（二品武官）之下，卻在老虎（四品武官）之上（圖15），對于這種有悖于傳統禮制等級序列的現象，或許隻能用最初制定這一規制的順治皇帝的個人喜好去解釋了。

圖15：明清時期武官補子上的豹子形象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