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魯怡

當前城市密集建成環境（老城區）的更新面臨諸多困境，如生态服務功能用地匮乏、曆史文化資源流失等。在成都老城區地标華興街改造項目中，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西南交通大學建築學院城鄉規劃系主任畢淩岚和西南交通大學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副總規劃師、中國古村落保護與發展專業委員會專家組成員鐘毅共同帶領團隊，探索出建成環境生态優化的一系列技術路徑。

2021年，當人們争相在社交平台分享百年老街華興街的“變臉”和“上新”，鮮有人注意到，這一記載了成都近代以來若幹個“第一”的曆史街區，增設了口袋公園、屋頂綠化、雨水收集系統、智慧展廳，梳理了步行空間和街巷體系。

華興街 純陽觀街交叉口，乘風大廈立面改造及街區環境治理後

這些看似“小題大做”的改造，突破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桎梏，從生态優化出發，交通系統、文化系統、社會系統、生态系統多元協同，令老街區可持續地煥發活力。

“城市更新應是一個激發點，通過技術介入，賦予街區造血功能，而不是一再地依賴輸血。街區在運行過程中不斷自我更新和自我優化，獲得持續的活力，我認為這是城市更新的理想狀态。”畢淩岚說。

生态文明的可持續命題

人類曆史步入工業社會，不可持續的消費方式和生産方式對環境産生巨大影響，1952年，在工業文明的濫觞之地，倫敦爆發“煙霧事件”，1.2萬人直接或間接喪生于這次空氣污染。

1972年，有史以來第一次将環境問題作為主要議題的世界會議——“人類與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召開，會議通過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揭開全人類共同保護環境的序幕。

1992年，被稱為“地球峰會”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通過關于環境與發展的《裡約熱内盧宣言》和《21世紀行動議程》，生态優化，成為世界城市的共同命題。

畢淩岚認為，城市生态系統包括生态、社會、經濟、文化等功能子系統，對城市建成環境進行生态優化的核心是多元系統協同的綜合效率和穩定問題。在規劃設計與管治中，不能簡單地把生态優化理解為單純提高綠地率。

畢淩岚表示，在“煙霧事件”之前，德國、比利時的重工業區域已經在1930年代出現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如果将1972年人類與環境會議看作環境保護的開始，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則是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

“之前我們考慮環境問題，是把人類放在整個生态系統之外，把整個的生态環境都視為資源。但是後來發現，一旦全球生态系統崩潰，實際上将導緻人類滅絕和以人類為中心的生命系統解體。地球本身并不會毀滅，不過是再進行一次生命系統重構和演替。”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思想，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重新審視了人類的地位，人是整個地球生命系統必不可少的一分子，而不是獨立于生命系統之外。大會落幕後，作為率先響應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國家，我國于1994年發表《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提出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對策和行動方案。

步入21世紀，“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環境沒有替代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生态規劃指導思想相繼被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設上升為“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

生态優化在于高效率和穩定性

什麼是生态優化？畢淩岚指出，即使是專業人士，也往往存在誤區，如将生态理解為自然環境，提到生态優化，首先映入腦海的是景觀品質、藍綠空間在空間環境中所占的比例。

“實際上從生态系統的基本定義來講，生态是指生命系統和環境系統所構成的有機整體，強調的是生命體跟環境之間的關系。”

城市的生态優化，指的是基于城市生态系統運行的基本規律，在生态學原理的指導下，運用技術手段，對複雜城市生态系統進行運行優化。

畢淩岚表示，生态優化的關鍵詞是高效率和穩定性——高效率指的是生态、社會、經濟、文化等多元功能系統的協同，提升了資源利用和運行效率；穩定性指的是人類（包括不同社群）和其他生物構成的城市生命主體與城市環境的互動應在高效運行狀況下能夠保持平穩順暢，不能像過山車一樣跌宕起伏。

畢淩岚認為，在世界城市開啟“生态優化”模式的數十年間，聯合國首批“世界宜居城市”庫裡蒂巴是一個成功案例。

“這座城市生态建設過程，是跟它的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結合起來的，以城市交通系統的梳理為觸媒，然後通過控制跟交通系統相關的用地的開發和整合，提升城市各個社會階層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庫裡蒂巴為世人稱道的快速公交、綠色交換計劃，以及嚴格控制第一、二、三産業的比例，目的都是為了促進社會和諧。任何一個成功的生态化過程，都不是單純從環境角度出發，而是充分考慮包括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系統性融合，盡管它往往以生态的、環境建設甚至景觀建設的形式在推進，但其背後都會有很深刻的經濟運行規律和社會優化規律。

畢淩岚同時強調，不同國家、不同城市，生态優化路徑都是不一樣的。生态優化必須針對城市自身的特點去推進，可以吸收經驗，但是不能照搬。

“生态優化不僅僅是單純的環境治理和景觀優化的過程，世界上為人稱道的這些生态城市，采取的都是綜合性策略，每一個城市的着力點和發力點也是不一樣的。”

傳統文化蘊含生态優化智慧

中國城市生态優化發展，曆經了從“拿來主義”到“中國特色”、從“另起爐竈”到“體系融合”。到本世紀初，建設實踐開始注重城市規劃與生态規劃的融合，促進了傳統城市規劃的價值标準和功能設置改變，規劃過程與技術方法也逐漸納入生态适應性與承載力分析。

而談及“拿來主義”到“中國特色”，畢淩岚表示，近代以來中國科學技術體系構建過程中習慣了向西方汲取，中國傳統思想經曆了被否定的過程。

“事實上，中國傳統思想蘊含着前瞻性的生态智慧，比如‘天人合一’。傳統文化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哲學思想，實際上是走到了西方前面的。”

畢淩岚表示，早期談到科技發展等問題，我們會不自覺地按照引進的技術體系去追國外發展到了一個什麼樣的狀态，總是從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角度出發，沒有很好地先自我審視。

“在展開和西方的對話之前，沒能基于中國傳統的技術體系去對接。幾千年的曆史為我們累積下很多先進技術，這些本土化的、樸素的方法手段，其實具有很好的生态效應。”

作為土生土長的成都人，畢淩岚以世界文化遺産都江堰來證明華夏先民的生态智慧。

“成都能夠被稱作天府之國最重要的依仗，就是都江堰灌渠體系——它由渠首引水工程和灌渠系統組成。這個運行了2000多年的水利工程至今仍發揮巨大的生态效益。它的核心思想是順其自然，而技術關鍵是無壩引水。”

畢淩岚表示，無壩引水充分利用當地西北高、東南低的地理條件，根據江河出山口處特殊的地形、水脈、水勢，因勢利導控制進入平原灌區的水量。這一系統構建時總結了前人的治水經驗，産生的效應也不僅是單純保障農業生産，它對當地的微氣候，對地域的水循環、對區内的生物多樣性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說，它改變的是區域的生态環境，促進了人與自然的多維度、多系統協同。

從生态優化出發，推進密集建成區的城市更新

囿于過去數十年來對生态優化的認知，老城區的生态優化面臨缺乏空間資源、環境品質低劣等困境，由此衍生的社會、環境、交通問題等，嚴重的時候甚至令一些老城區淪為“城市傷疤”。

老城區更新需要繡花功夫，畢淩岚認為，基于三生空間協同和城市雙修，多系統協同的生态優化可能是老城區更新的破解之道，它突破了以往“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更新方式，系統性地解決問題。

毗鄰春熙路、位于老城區CBD的華興街記載着成都曆史上的若幹個第一次：四川第一家商場（勸業場）、第一家郵電局、第一家消防局、第一家西式理發店……這一承載了老成都煙火氣與近代化進程的百年老街随着城市發展逐漸暴露出生态、生活、生産、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如：基礎設施缺失，休憩空間、活動空間缺失；缺乏綠地、環境空間品質差；文化遺存散落，新舊商業沖突明顯等。

2018年，受錦江區政府委托，畢淩岚和鐘毅及其團隊參與到華興街區改造，通過對交通系統、文化系統、社會系統、生态系統的協同優化，探索以生态優化為切入點，對城市密集建成區的更新策略。

其中，交通系統優化包括：重構宜于步行的街道系統和街道環境（鋪裝和綠化），打通建築群間的人為障礙，調整交通組織方式，減少對周邊居住區的幹擾。文化系統優化主要體現在對川劇院、郵政大樓等曆史建築的風貌改造，還原曆史文化街區風貌，将文化元素融入場地的開放空間和景觀組織。社會系統優化體現則通過深入挖掘适宜的隙地，開展口袋公園建設，結合街區畸零空間改造，增加公共服務設施。

同時對街區的生态系統優化進行了系統性的設想：達到了“鋪天蓋地”的程度，規劃将未來通過屋頂綠化、社區内部綠化、社區外部綠化、地下空間綠化的統籌，具體包括：在商業大廈增設“鳥類踏腳石”的生物多樣性主題屋頂花園，将廢棄空間改造為集川劇舞台、川劇展覽為一體的休憩綠地，将地下公園設計與商業模式相結合等。還設想結合區域滲透性鋪裝及外立面材質的改造，打造一個強調雨水循環與再利用、适應生物栖息遷徙的生态街區。

畢淩岚表示，以往對老街區的改造，很多隻是停留在表皮，或是用綠地比例來理解生态優化，導緻這些努力隻是暫時的緩解了矛盾和沖突，三五年之後，又要進行反複。用生态優化的策略推進老城區的更新，看上去似乎是殺雞用牛刀，但它的作用可能是點穴式的，激活街區的造血功能，讓其在運行中不斷自我更新和自我優化。

成都，何以成為公園城市首提地

中國工程院院士吳志強用四個漢字解釋公園城市，“公”是公共性、“園”是生态性、“城”是生活、“市”是生産，概括為“一公三生”，即公園城市要體現人民性，突出生态優先，實現生态、生活和生産功能高度融合。

2018年，成都成為公園城市的首提地，近年來的“8 X”通風廊道、“天府藍網”等建設，讓每一個成都人都直觀地感受到城市的“新風系統”，以及300米見綠、500米見水的環境品質提升。

作為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中國高等學校建築類城鄉規劃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畢淩岚指出，成都同時是首個從全局規劃維度發展TOD模式的城市，首個全面實施“小街區規劃”的城市。被問及為什麼成都可以超越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成為這些先進規劃理念的首提者，畢淩岚給出的答案僅有4個字——開放、包容。

開放、包容通常被認為是沿海城市的特質，居于四川盆地之中的成都，為什麼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

畢淩岚指出，首先，成都作為南方絲綢之路的重鎮，自古就有“揚一益二”的盛名，經濟發達奠定了開放與包容的基礎。其次，成都古時的兩大支柱産業茶葉與絲織業需要大量女性參與甚至主導的社會生産。女性“全面參與社會生成和管理，這形成了自古以來的兩性平等傳統”。第三，成都曆經“湖廣填四川”的全面移民，其包容性深入滲透進入地方文化根本，體現在不同文化不同階層之間的互動中。

作為緻力于生态城市研究的學者，畢淩岚認為沒有哪個城市達到了她心目中的理想狀态，她認為，人、生物與城市環境的關系，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成都人，畢淩岚最熱愛的城市是成都，熱愛的理由是濃濃的煙火氣，以及成都人深入骨髓的“安逸”。

連續14年被評為“中國最具幸福感的城市”，10年間人口增加580餘萬，成都如今被視作有巨大流量的“網紅”城市。畢淩岚認為，“網紅”意味着這座城市有豐富的可以“秀”出來的資本，比如生物多樣性層面的大熊貓，比如曆史文化層面的三星堆。在她看來，成都的多元性讓它得到了各個階層的喜歡，每一個人，都能在成都發現幸福生活的閃光點。

責任編輯：陳贇

校對：張豔